好莱坞另类坦迪·牛顿
坦迪·牛顿的母亲是非洲绍纳族的一位公主，父亲则是一位白人艺术家，父母给她取的名字“Thandiwe”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语言中意为“挚爱的”。但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除了父母，坦迪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爱”。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来自康沃尔的白人和来自津巴布韦的黑人基因融合成了一个棕皮肤的姑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大自然自有意想不到的一面”。然而这种“自然”在当时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尤其坦迪还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黑人孩子，却在一座由修女主持的天主学校中长大。
“我就是一个另类，我的自我在不断寻定义，并试图将自己套入。”可惜她的肤不对，她的发不对，她的背景也不对。“我的自我被他人定义，这意味着在社会上，我并不真的存在。”
这种对归属感对自证存在的渴望贯穿了坦迪的前半生，而她第一次到自我的归属感，是在跳舞的时候。“对于自我纠缠不清的恐惧，在跳舞时并不存在，我像是失去了自己。而我
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蹈演员，我会把我所有的感情投入到舞蹈中去，在舞蹈中，我能完成我在现实中自己无法做到的动作。”
手握剑桥学位，却患上贪食症
16岁那年，她接触了表演。在表演过程中觅得的平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幸福。“我那残缺的自我，终于融入了不是我自己的另一个自我。这种感觉真好！那是我第一次存在于一个正常运作的自我，一个我可以控制的，可以操纵的，可以赋予生命的自我。”
所以大学时，为了进一步了解自我，她申请读人类学。面试时她才明白，所谓肤，所谓种族，不过是人类基于恐惧与无知创造出来的概念。“不同非洲国家的黑人之间存在的基因差异可能远远大过黑人和白人之间，因为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所以这片土地上最有可能出现基因不同。”
然而手握剑桥社会人类学学位，表演事业蒸蒸日上，对于坦迪来说都不够。她“渴望消失的想法依然十分强烈，自我如同一场车祸”。最终她患上了贪食症，被迫接受。这场大病
让她想明白了，自我并不真实存在，“只是我们聪明的大脑创造出来的一场，让我们免于面对死亡的现实”。
后来她走上了TED的演讲台，这是一个少有艺人出现的，展现思想的舞台。她以一个舞者的优雅和演员的自信在公众面前撕裂了“自我”的假象。告诉我们当下对虚无的恐慌并没有必要，我们所渴望的归属感是自然存在的，当我们拥抱他人的时候，也就是拥抱了自己。
因为老公，放弃出演《霹雳娇娃》
妮可 基德曼1991年坦迪·牛顿第一次担纲主演的爱情喜剧《调情》上映，她在故事中饰演一位漂亮而倔强，渴望求知求解的乌干达女学生，由于家乡而不得不离开学校。电影中与她同期的女演员后来都大红大紫，一位是妮可·基德曼，一位是娜奥米·沃兹，不知道是多少影迷心口的朱砂痣和床前的白月光。
紧接着坦迪就收到了《霹雳娇娃》的剧本，那时候已经确定的演员有卡梅隆·迪亚兹和德鲁·巴里摩尔，而且还是少有的靠女性角支撑起来的爆米花电影，这样的剧本给到任何一位好莱坞少数裔女演员手里都要激动到尖叫，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时刻！但坦迪说，不。
因为她要陪老公。
事业存在感降低，却收获一生挚爱
坦迪与奥立佛·帕克结识于BBC电视电影《在你梦中》拍摄期间，奥立佛·帕克是该片编剧，两人坠入爱河并在不久之后成婚。这时候坦迪一面在演戏，一面在剑桥进修人类学，一面还要和丈夫热恋，实在分身乏术。
于是她放弃了《霹雳娇娃》，转而投入丈夫编剧的低成本喜剧《意外一场》。最终证明，《意外一场》存在感极低，而《霹雳娇娃》却成为经典，刘玉玲也凭借着原本属于坦迪的角在好莱坞站稳脚跟。但显然当时坦迪要的并不是名利，而是缓解拍摄结束后独自面对扭曲自我的恐慌，她需要家庭的支持。
坦迪有自己的收获，她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一位将她视作“挚爱”之人的丈夫，共同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且支撑着她越来越坚强的家庭。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来，坦迪的经历基本上就是：生孩子，拍戏；怀孕，杀青；生孩子，再拍戏，如此循环往复。
“做一个永远的抗争者”
坦迪说自己每天早晨醒来都感觉有许多惹人愤怒的事情发生。在一个由男权主导的好莱坞（近来正在被女性主义风潮颠覆但最终成果尚不明确），身为女性，身为黑人女性，她不免受到更多歧视。
“好莱坞组织架构的一环就是要隐瞒各种性侵犯性骚扰的丑闻，一切都服务于掩盖丑闻，而非保护弱势体。罪恶俯拾皆是，让你误以为这就是电影行业的常态，如果你想混下去，就必须忍。”事实上，当她描述起年轻时在试镜过程中曾遭受性骚扰的时候，她的语气十分淡然。
反抗之心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就像《西部世界》里那些“出现故障”的人造人。后来，坦迪再也不会轻易接受当权者无理的要求，甚至不惜为此与意见相左的饭局朋友翻脸。 “我不明白为什么拒绝盲从会成为演员身上撕不掉的负面标签。要不是《西部世界》，我几乎都要放弃从这个行业中再获得任何馈赠了。我一直想着，我要与这些规则对抗，做一个永远的抗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