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8月JOURNAL OF S OUTH W EST J I A OT ONG UN I V ERSI TY
Aug .2007第8卷 第4期
(Social Sciences )
Vol .8 No .4
收稿日期: 2007201208
作者简介: 丁 艳(1982-),女,内蒙古鄂尓多斯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E 2mail:
dinyan250733@163 。
试析土耳其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
丁 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关键词: 土耳其;中东政策;阿以冲突
摘 要: 1947年,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土耳其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分治决议,但在美国的劝诱下,土耳其承认了以列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对阿拉伯国家则相对冷淡;60年代后,土美关系出现了裂痕,土耳其在继续与以列发展关系的同时,积极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在积极支持阿以和平进程,全面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同时,与以列结成了军事同盟;“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展开,土耳其与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强烈谴责以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打击。
中图分类号: K3741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7)04-0106-05
On Turk ish Fore i gn Stra tegy for the Arab 2Israel Confli ct
D I N G Yan
(College of H istory and Cu ltu re,S hanxi N or m a l U n iversity,X i πan 710062,Ch ina )
Key words :Turkey;M iddle East policy;A rab 2Israel conflict
Abstract :W hen the UN General A sse mbly debated the future of Palestine in 1947,Turkey sided wit
h the A rabic countries and opposed the partiti on p lan .But later persuaded and in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Turkey recognized and established di p l omatic relati ons with Israel and kep t a distance fr om A rabic countries .Fr om the 1960s t o the 1980s when Turkey 2US relati ons cracked,Turkish f oreign policy makers t ook a balanced app r oach t o the A rab 2Israeli conflict,and adop ted a more independent,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app r oach in deter m ining Turkish M 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Turkey str ongly supported the M iddle East peace p r ocess and meanwhile signed a m ilitary cooperati on and training agree ment with Israel .After the Sep te mber 11attacks Turkey,on the one hand,f ought against terr oris m in all f or m s when US conducted the gl obal anti 2terr oris m fight,and on the other,conde mned Israeli m ilitary attacks against Palestinians .
  阿以冲突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严
重地影响着中东局势乃至世界和平。阿以冲突几乎涉及到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作为中东大国的土耳其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虽然土耳其未曾直接卷入阿以冲突之中,但因其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尤其是它与美国和以列的特殊关系,其立场也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阿以冲突的发展和中东和平进程。本文旨在全面分析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揭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阿以问题的
政策以及原因,不仅是对土耳其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也是对阿以和平进程研究的扩展,有助于对土耳其对外政策和阿以和平进程的复杂性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一、1947年
~60年代初:承认以
列,对阿拉伯国家相对冷淡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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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土耳其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反对分治,主张在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之后,在此区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多数,按照民主原则应由当地人决定他们的命运,外界不应干涉”〔1〕。如果我们仅把土耳其的这一举动理解为是出于与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以及宗教方面的联系的话,就很难解释它之后承认以列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行为。事实上,土耳其反对分治的真正原因在于对新成立的国家持怀疑态度。由于苏联也极力主张分治,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土耳其害怕在自己的家门口出现一个和苏联一个鼻孔出气的社会主义冤家〔2〕。
1948年5月14日,以列宣布建国,第二天,阿以之间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冲突期间,土耳其一直严守中立,直到以列在美国的帮助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土耳其终于不再犹豫,于1949年3月28日成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承认以列的国家〔3〕。在此之前,土耳其的一位官员宣称:“以列已是既成
事实,已经有30多个国家承认了它”〔2〕。尽管被阿拉伯国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东的卫星国,土耳其还是一如既往地执行它的亲以政策,并于1950年3月9日与以列建立了外交关系〔4〕。
1955年土耳其冒天下之大不韪,遵美国之意在中东拼凑反苏反共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想拉拢一些阿拉伯国家参加,以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然而,此时正值阿拉伯民族主义上升时期,以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为首的许多阿拉伯国家还在为彻底摆脱西方殖民国家的控制而努力。因此,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仅把这个组织看作是帝国主义在中东殖民的新工具,响应者寥寥无几。
1956年,法、英、以三国共同入侵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这一事件使土美编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神话不攻自破。在阿拉伯国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土耳其在巴格达条约组织会议上谴责以列是影响中东和平与秩序的最大威胁,并一度撤回了其驻以列大使,但同时又向以列表示这个举动并不是针对以列的,只是为了挽救巴格达条约组织〔5〕。没过多久,双方就恢复了外交关系。1957年,土耳其表示支持以美元为条件任意干涉他国事务的艾森豪维尔主义,赞同美国对叙利亚、黎巴嫩以及约旦的干涉,并在黎巴嫩危机期间允许美国使用北约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5〕。
当纳赛尔提倡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50年代的阿拉伯世界迅速传播时,土耳其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为了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不得不紧紧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脚步,积极发展与以列的外交关系,即使得罪了阿拉伯国家也在所不惜。因为西方国家可以为它提供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
而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之间则没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因而,此期土耳其的中东政策主要表现为发展土美关系框架下的亲以反阿。
  二、20世纪60~80年代末:保持土以关系,积极发展土阿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土耳其中东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打破坚冰,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着以下几个主要原因:(1)土美关系出现裂痕;
(2)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寻求国际支持;(3)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变化;(4)对阿拉伯国家石油和市场的需求。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土耳其不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援助以列,土耳其外长发表声明称:“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并不是用来对付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反对用武力获得领土”〔6〕,公开要求以列遵从安理会242号决议,从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土耳其依然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北约军事基地向以列运送物资,却允许苏联使用其军用机场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飞机〔5〕。70年代中期,土耳其公开表示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于1979年允许巴解组织在安卡拉设立办事处。
80年代初期,以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为首的土耳其军政府特别重视发展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之间
的关系。在以列宣布迁都耶路撒冷后,土耳其军政府做出了将土以两国的外交关系降至最低级别的决定。这个决定首先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土耳其有必要在耶路撒冷地位等敏感问题上表现出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5〕。在1982年的黎巴嫩危机中,土耳其继续其在1967年和1973年保持中立的态度,明确表示向美国开放的军事基地只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目的〔3〕。1984年1月,土耳其总统埃夫伦出席了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伊斯兰国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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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会议,他在会上号召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积极、现实、统一的战略”,以抗衡以列在此地区的政策〔5〕。1988年11月12~15日,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中第一个承认这个新政权的国家〔7〕。
土以两国之间有着共同的经济以及战略利益,虽然受到土阿关系发展的压制,但是一直有着秘密的联系。土耳其顶住压力继续与以列发展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方面,土耳其自建国以来就确定的追随西方、融入西方的外交指导方针,使得土以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们身处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中,颇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另一方面,以列是中东地区的经济大国与军事强国,土耳其不可能不看重这一点。1986年,土耳其向以列派驻了一位高级外交官员,将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到了
1980年降级以前的水平〔2〕。土耳其总理厄扎尔认为:“以列是土耳其制定中东政策时的一扇窗户,这扇窗户必须一直开着”〔5〕。
60年代以后,随着美以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在中东到了比土耳其更为可靠的盟友,土美逐渐走出了50年代的“蜜月期”。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使土耳其急需打开外交新局面,因而在对待阿以问题的态度上也表现得较以前更为灵活与独立,尽量避免扮演西方国家代理人的角〔3〕,土阿关系突破了50年代的僵局发展起来。这个时期的土以关系由于受到土阿关系发展的影响而显得有些低调,但是并没有跌入深渊,土耳其仍保持着与以列的沟通渠道,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三、冷战后支持阿以和谈全面发展阿以关系
  1991年10月30日,在美国的斡旋下,阿以双方第一次就中东问题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其实,阿以两方可以坐在一起共同探讨中东的和平与发展,土耳其也做了不少工作。土耳其一直强调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中东就永远不可能拥有和平和稳定,并一再敦促以列政府接受“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6〕。同年12月19日,土耳其还同时将其与巴以两国的外交关系升至大使级〔7〕。阿以双方实现和谈是符合土耳其的利益的,自此,它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发展与双方的关系了。
1996年2月,土耳其与以列签署军事训练合作协议,结成了军事联盟。消息一经公布,便在阿拉伯
国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纷纷要求撤销这一协定。土耳其为什么要与以列签署这么一项不招阿拉伯国家喜欢的协定呢?这还得从海湾战争后的中东局势中原因。海湾战争后,中东国家大都得了一种战争恐惧症,而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不仅增加了以列的不安全感,土耳其也是胆颤心惊,需要在国家安全方面与军事实力强、科技发达的以列合作。也正是在海湾战争中,土耳其为其追随美国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与中东的工业强国以列合作也有助于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但是,土以这两个非阿拉伯中东大国的结盟使得阿拉伯国家有很大的不安全感。1997年12月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外长和首脑两次会议,不点名地谴责一些穆斯林国家与以列加强军事联系,并要求尊重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为此,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还提前离开了会议〔8〕。虽然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土耳其并没有停止与以列合作的步伐,在随后的几年里,两国依旧交往频繁,高层互访不断①。与此同时,土耳其也极力淡化协议的影响,称土以之间的军事合作只是为了提高土耳其自身的防御能力,并不针对第三国〔7〕。
1998年9月6~8日,土耳其总理耶尔马兹对约旦、以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耶尔马兹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土耳其与上述三国的合作,利用自己地区大国的地位,努力在巴以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从而为受阻的中东和平进程做出贡献〔9〕。
纵观90年代土耳其的中东政策,一条清晰的主线是积极促成巴以和谈。1994年,土耳其总理奇莱尓同时访问了以列以及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以示对中东和谈的支持,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政治轰动。同
年,德米雷尓总统签署了一项声明称:“土耳其将继续以积极的姿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7〕。
  四、“9・11”事件后土耳其对待阿以冲突的态度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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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大事,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土耳其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加强了与美国以及以列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但是,面对巴以流血冲突,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开始同情巴勒斯坦人,谴责以列的不人道行为,两国关系趋冷。2004年3月,以军在加沙发射导弹炸死哈马斯领袖亚辛后,土耳其总理取消了之前计划好的访以行程,以示不满。他还把以列的行动与15世纪末期西班牙宗教法庭②的做法相提并论,“不幸的是,以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就像500年前他们自己遭受的那样”③。土以两国的关系直到2005年1月土耳其外长访以才开始逐渐解冻。土耳其总理也于同年5月访问以列,寻求修复两国因巴勒斯坦问题而紧张的关系。之后又访问了约旦河西岸,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加入了新一轮促进中东和平的浪潮中。
2006年对于巴以双方来说是极其多变的一年,自哈马斯参选开始,到沙龙病逝,奥尓默特继承沙龙遗
产,再到巴方哈马斯组阁,巴以对话实际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月25日,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授权组阁,顿时在中东乃至西半球均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哈马斯执政后一直拒绝解除武装,拒绝承认以列,虽然构不成对以列的威胁,但以列在对巴勒斯坦进行镇压时却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以列如芒在背。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巴勒斯坦人民却选择了被美国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哈马斯,也让美国恼羞成怒。于是美以两国联合起来对哈马斯实行打、压、卡的政策,要求哈马斯承认以列,解除武装,企图迫使哈马斯改变政策;从经济上卡住哈马斯的财路,包括冻结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移交5000万美元的税收,冻结哈马斯在海外的资产,威胁不再向自治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等〔10〕。6月25日,以列19岁士兵沙利特遭巴。截至7月11日,以列大军压进加沙,巴以局势可谓“命悬一兵”。土耳其一直密切关注着中东局势,在美以对巴实施禁运期间向巴勒斯坦民众提供经济援助。巴以冲突因人质事件升级后,土耳其主张释放人质,认为人质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违背了国际法以及巴以之间签订的协议。土耳其总统、总理相继表达了对巴以问题的严重关注。总的来说,土耳其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呼吁哈马斯放弃暴力活动,认为暴力活动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加剧两国人民的苦难;(2)增加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援助;(3)呼吁以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4)主张巴以双方以“和平路线图”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纠纷,最终建立一个与以列共存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5)建议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美、俄、中及日本等大国努力促成巴以问题尽快解决。
  五、小结
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指出: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该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利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11〕。而国家利益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就要求主权国家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土耳其与阿以双方的关系,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土耳其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亲疏。无论土耳其作出怎样的选择,是“亲以、追美、恶阿”,还是“淡以、疏美、亲阿”,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确保领土完整”④,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务实政策总是其关注的核心。
对于中东和平进程,土耳其向来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乐于在阿以之间扮演桥梁的角。从马德里和会到《奥斯陆协定》的签署,以及后来的和平进程发展过程中,都有土耳其积极斡旋的身影。土耳其本身具有鲜明的两重性:它是北约组织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又是中东伊斯兰世界中西方化最为彻底的国家。所以,阿拉伯国家和以列对土耳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土耳其来说,他的阿拉伯“妻子”拥有石油,而他的“情人”以列则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美国这样的后台,着实令其难以取舍。由此可以推断,在可预见的将来,土耳其必将在协调各方矛盾的基础之上,在保证土美关系发展的框架之下,继续加强与阿以双方的合作,从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注释:
①纵然埃尔巴坎在组建联合政府时期表现出了强烈的亲阿
反以情绪,最终也没能扭转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方向与基调,而是以埃尔巴坎的辞职告终。
②西班牙宗教法庭成立于1485年(裴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
时期),主要是针对宗教上有离经叛道行为的嫌疑份子,特别是一些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资料来源于htt p:∥www.pep/200406/ca425736.ht m,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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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③见《新闻晨报》2005年5月3日“土耳其总理访以‘破冰’”。htt p:∥old.jfdaily/gb/node2/node17/node33/ node58332/index.ht m l。
④参看云南大学李小军2003年硕士论文《冷战时期土耳其的中东政策》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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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丽霞)
创新依法治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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