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与民主精神
——对超女现象的几点分析
湖南卫视的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于2004年推出，在2005年达到顶峰，3年来“超女”热不仅席卷几乎所有媒体，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现象，更因为对其关注的人遍布社会各个层面，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对超女现象的解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经济学、营销学……这或许也是超女的最大魅力。
在对超女现象的分析中，超女热反映出的青少年心理特点是最常见的切入口。有许多分析文章不约而同地认为，超女节目之所以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是因为其迎合了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例如，认为这项活动满足了青少年参与社会事务的欲望，使青少年获得了与成人平等表达、竞争的权利；给了青少年自我表现与认知他人的机会，“海选”还极大满足了青少年对他人的外在形象、现场反应、心理素质的窥视欲望。现实生活中，青少年难以对他人进行心理观察和如此大规模的类比，青少年观众通过对参赛选手的个体借鉴和比较，对自我形象、能力也有了进一步的相对客观的心理认知，认知他人与自我表现两种心理在参与和观看中很好地得到了平衡。也有的文章认为，超女给青少年提供了体的归属和认同感。参加“超级女声”有助于青少年在体中得到相互认同，以达到精神上的安慰与稳定。“超女迷”"们在观看和参与投票的过程中，培养了一种特定的体认同和归属。
类似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把对超女现象中包含的青少年心理特点的分析转化为对这些心理特点的过度担忧，进而上升到因为所谓低俗文化毒害青少年身心而对超女展开道德批判，在笔者看来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大声疾呼超女节目应该停办，据说在网络民意调查中得到了90%的支持率。姑且不论这个调查数据是否可信，也姑且不论网民数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而导致其民意代表性有多高，在我看来，认为超女热助长了青少年的急功近利和浮躁的明星梦想，是一种杞人忧天。有人搬出一些极端的例子，例如某个女生为了参赛而减肥，最终导致厌食死亡；例如某些学生为了报名而逃课；例如某些支持者包机赶场为超女拉票，然后由此批判超女节目传递了有害的价值观念，导致青少年过度攀比而产生拜金主义，认为这个节目使青少年陶醉于一夜成名而放弃了正常的学业。我认为，这种把个体特例极端放大，以不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作为对整体批判的靶子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或许很多青少年有过当明星的梦想，但是有这样的梦想，和沉迷于这种梦想而荒废学业，完全是两回事。绝大多数的学生在这个节目过后仍然回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之中，媒体报道上海某中学高一学生为超女展开大讨论，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能理性对待超女比赛。在我看来，那些对超女大扣帽子的人，其实手头并没有多少支持其论点的论据，很多时候，这样的担忧是想当然而产生的。事实上，对所谓低俗文化的批判，对青少年只知歌星不知科学家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超女只是为这些高高在上的批判者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打击目标而已。这种批判论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某些人在其传统观
念受到多元化价值体系冲击而导致的惊慌失措。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学生的脑子里应该只有学习，在他们踏上社会之后，只有在工厂或企业里辛勤工作才是人生的正途。根深蒂固的“惟有读书高”的教条，和潜意识里对演艺明星的鄙视，使他们几乎条件反射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青少年娱乐化行为的做法。激烈的社会转型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某些卫道士对此感到不安，迫切地想把对青少年的教育拉回到他们认为唯一正确的轨道上。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源于
这种武断的、一相情愿的读书至上论，不恰当地压抑青少年活泼好动、追求新奇的特性，对其人格健康发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实比这种所谓明星梦而导致的个别的学业荒废具有更大的危害。
从比赛的情况来看，超女活动的参赛者大多在20岁左右，而那些超女的最忠实支持者的年龄更小，这使很多人觉得超女只是一项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活动，这大概也是大部分分析文章把焦点集中在青少年问题上的原因所在。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虽然那些为超女被PK掉而痛苦的人，那些在大街上努力为自己喜欢的超女拉票的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但是关注这一比赛的人其实绝不仅仅局限于青年学生体。超女最热的时候，我们身边都有无数的人在谈论，就连笔者这样年近40，早已不听最新流行歌曲的人也曾经为张靓颖投过两票，如果仅仅用青少年心理特点显然无法彻底解释超女大红大紫的全部原因。张国良、张忠民所做的《“超女”现象的传播学实证分析》，从上海抽取了300多份样本，其调查的结果显示，喜欢超女的人中，所占较大比例的年龄上限高至35岁，除了在校学生以外，专业技术人员中也有近80%的人知道这一节目，高学历人士和高收入家庭都是超女的热情观众。
用低龄人心理特点或者下层民众对低俗文化的追捧显然无法解释这一节目何以受到具有中、高SES（即经济和社会地位）阶层的关注。
笔者认为，超女节目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它的“投票”机制满足了人们潜意识中对民主化决策制度的一种向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进程。超女节目的出现，使全国人民首次得以在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上自由表达自己的选择，并相信自己投出的“神圣一票”会最终对这个事件的结果产生影响力。当然，也有人对超女蕴涵民主思想的说法嗤之以鼻。许纪霖先生在《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一文中认为，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首先，民主不仅体现为公众投票，而且要求公众投票拥有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而超女所谓的公众直选，其作用只占三分之一；第二，比投票更重要的是，民主还必须拥有一套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法定规则只能在事先的“无知之幕”下讨论产生，一经确定，不能因人为的意志（无论其来自长官还是民众）轻易改变。而超女评选规则在最后决赛时被莫名其妙地改变，由原来的“半民主””变为“全民主”，看似实质正义，实则程序违法；第三，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自由讨论。“超级女声”中惟一的公共讨论，是代表专家意见的评委现场点评。到了最后的决赛，连这一可怜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这种民主容不得批评，只许欢呼、只许歌颂，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最后，“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很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有钱者可以一掷千金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
许纪霖先生的这些论点貌似合理，其实经不起推敲。毫无疑问，投票并不是民主的全部意义，但不可否认，投票这一行为在民主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超女手机短信投票牵涉的地域之广、参与人数之众、其结果引起的反响之大，不是以前任何一次类似的歌手票选可以比拟的。说超女投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民公决”，或许用词夸张了一些，但实质确实如此。任何民主制度的建设、实施，最后都要由“投票”来实现。何况，即使在民主制度相对完善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也不是完全的全民直选。因为在初赛阶段投票结果只占三分之一，或者因为投票规则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而否定这些投票本身所带有的民主印记，是有失偏颇的。何况，超女活动中并不是没有公共讨论，相反，超女在普通大众之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网络上各种有关超女的帖子更是铺天盖地，几乎每个超女都被充分地评头论足。这些讨论的意见不可避免地会对评委们产生影响，认为超女投票之前民众没有进行过自由讨论，是无视基本事实。至于所谓超女投票门槛太高之类的说话，就更显得荒唐可笑了。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钱花几十万元买电信卡投票，但是认为区区一元钱的收费就会阻碍人们的投票热情，是一个过高的民主门槛，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地热地板
毫无疑问，超女活动的组织者本身并不想进行一场中国的民主实验，广大的超女投票者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投票行为带有多少民主进步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只有用对表达自己意见的热切期盼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地区的人共同对一项投票评选项目倾注如此之大的热情。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投票热情被压抑得太久，当他们一旦到了一个允许他们投
票而且其话题又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时，这种热情才会这样突然强烈地喷涌出来。而且，这种在娱乐领域的“低层次”民主，可能会培养出民众的高层次的民主意识，进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而广之。正如邵建在《为何超女不可以是民主的？》一文中所说，“超女”没有神化民主，而把民主拉到自己身边。如果说在公共领域中，它率先在娱乐这一块启动了民主；那么，根据公共领域中“游戏规则”大致相同的道理(比如它们都反对某种力量的专断，它们都诉求公开的程序与公正的原则)；那么，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这一块养成了习惯，它当然也会在公共生活的那一块以至每一块产生相同的要求。民主作为一个“养成”的过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扩展开去，以至全盘。
黄奕个人资料简历最后，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我还想对超女现象给媒体业的启示说几句。“超级女声”节目的推出，在中国电视节目制作的历史上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第一次确立了“海选”这一概念，使电视业意识到大规模、低门槛、煽情成分多于专业技术的演艺竞赛可以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在那之后，很多类似的海选节目，如超级男声、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好男儿、舞状元等充斥荧屏，一时蔚为大观。超级女声绝不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歌唱比赛，但是它与“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之类节目截然不同的是，参赛的专业门槛很低，专业歌唱技巧不再成为对参赛选手唯一重要的评判标准，相反，歌手的人气、炒作、煽情乃至场外的活动成为决胜的重要砝码。同时，观众的参与程度成为决定电视节目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因素。一个节目是否受欢迎，不再仅仅取决于节目表演者的表演水平或者节目制作的精致，观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成为真正衡量节目成功与否的标志。
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媒体与通信业的联合、不同类型媒体之间的联合成为大势所趋。超女活动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推出的手机短信投票大受欢迎，并为湖南卫视带来了巨额收益。在超女后阶段，单场比赛的短信数量都在百万条以上，据说总决选的短信投票数高达800万条，短信收益占每场比赛转播收益的将近一半。随着手机在中国的迅速普及，短信增值业务成为门户网站的巨大利润增长点，现在看起来，也正在成为电视媒体新的利润增长点。与区区几条线路不同，以无线通信为平台的手机短信为媒体受众对节目的参与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广阔天地。同时，与网站的联合为传统电视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网络上成千上万的超女粉丝和他们所发布的无数有关超女的讨论帖子，极大地渲染了这一活动的热烈气氛，如滚雪球般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关注超女的行列中。
以往，传统媒体仅仅是普通企业的广告的制作者和发布者，如今在媒体激烈竞争的时代，媒体自身的广告宣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网络的出现，恰恰为传统媒体宣传自身的节目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传统媒体在惊呼网络的巨大冲击之后，忽然发现联合要比对抗更有利可图。最后，超女的大红大紫对中央电视台在电视行业中的垄断地位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以往限于财力物力和无线发射信号覆盖范围，地方电视台的影响力无法和央视相提并论。但是随着节目上天，通过通讯卫星的转发并在全国的有线电视网中落地之后，地方电视台，尤其是地方的卫星电视台在潜在受众的数量上，其实和中央电视台已经平起平坐。虽然经济实力仍然无法和央视抗衡，但是在获得巨额赞助之后（据说蒙牛在超女项目
的宣传上总计投入资金近亿元），地方电视台仍然有可能在某个节目上打开突破口，并形成示范效应，而娱乐综艺节目正是地方电视台向央视发起挑战的最佳战场。
参考文献：相片合成
1，顾云：《超女民主真的一无是处？》，新华网。2005-08-29
2，张国良、张忠民：《“超女”现象的传播学实证分析》，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
3，孙克冲：《超女现象——平民娱乐构建社会价值》，社会观察，2005年8月刊。
4，东北新闻网：超女是否破坏了教育，2006-5-1
by2整容前后5，深圳新闻网：超女现象的存在价值分析，2006-5-11
6，文化创意论坛：超女现象的社会心理分析
7，许纪霖：《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牛津管理评论，2005-9-2迷雾双龙
8，刘宏：《从电视选秀想开去》，青年记者，2006年第17期。
9，李敏：《电视海选为何疯狂》，青年记者，2006年第17期。
蔺相如的故事
10，陈正辉、王璜：《对超级女声现象的传播学思考》，人民网“媒介方法”，2006-7-25 11，世界媒体实验室：狂欢还是战役——超女现象观察报告，2005-11-17
12，邵建：《超女为何不可以是民主的》，南方都市报，2006-10-2
13，何守建等：《关于“超级女声”热潮的分析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文化现象与热点问题监测研究”课题组，2005-9-22
14，傅永新：《为“超女”现象辩护》，中国学术论坛，200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