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啸天*
新使命。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从洁身自好的“三个一分钱”准则到纾困助农的初步实践，形成疫情防控期间独特的“团长”现象。“团长”现象对城乡社会治理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民生是第一位的刚性需求，做任何工作都不能“单打一”；党建只有为老百姓谋利益才能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团长”是亟待研究并加以引导的社会治理有生力量；“团长”现象推动城乡社会治理探索“星链”技术的应用，“星链”赋能可以在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形成供求双方的自动链接，以消除信息的“断头路”。
【关键词】疫情防控“团长”现象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社机制星链社会治理
*汤啸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副会长。本研究得到上海市委组织部金涛和SMG 主任记者李姬芸等同志的大力帮助，特致谢意。
社区团购本来是网上购物的一种形式，主要是通过组织更多的消费者共同购物，以赢得供货方给予优惠价格。2022年上海疫情防控期间，团购被赋予了补充保障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的新使命，涌现出了一批俗称的“团长”。“团长”其实是在市民生活必需品“保供”不足状态下出现的生活用品团购牵头人，
是社会的一种应急反应现象。有研究认为，上海有13万个保供型团长，在帮忙团购蔬果肉蛋、米面粮油的力量中，还有超过65万个改善型团长。据统计，全市2600万人里面，有近80万人担起了“团长”的重任①。这些团长中的很多人，
过去在社区中并没有人知道，但因为在政府“保供”不足的关键时刻向居民提供了服务，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拟分析疫情防控期间的“团长”现象，讨论由此给创新城乡社会治理新路径带来的启发。
一、从民以食为天的刚需，到“团长”的一夜崛起
上海在2022年3月27日晚宣布，自28日起实施以黄浦江为分界线的“4+4天”封控措施，但实际上封控一直持续到5月底。由于采取
了足不出户的管控措施，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4月5日开始，有的人家陷入了无米无菜下锅的困境。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最大的刚需。没有正常的经济运行，没有足够的物资保障，众就难以安下心来配合抗疫。4月6日以后，上海自发的以买粮买菜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团购开始出现，发起人被民间昵称为“团长”。尽管“团长”并没有总结出“需求+平台+流量=卖货”的公式，但是，“团长”凭借知民需、有货源和持有临时运输证而取得了大量订单，也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团长”。
团购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海市民由疫情防控而发生的生活难题，客观上弥补了政府考虑不周、准备不足、保供不力的瑕疵。“团长”的人员构成复杂，有的明显为营利，有的付出劳动换取了少许劳务费，有的纯属急民之需，不辞辛劳，以平价供货、及时服务的公益服务方式赢得了市民的交口称赞，引导了社区团购功能的健康发挥，为防止上海物价在疫情防控期间上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2022年4月6日，有着八年居委会工作经历的市委组织部干部金某接到了帮助居民买大米的请求。面对居民的信任，金某利用联系郊区党建工作的人脉，向松江区泖港镇求援。泖港的同志连夜从仓库提出稻谷进行加工，备齐了4000斤大米待运，不料却遇到了申领临时通行证的困难。金某连续两夜只睡了一个小时，想到必须发挥党员集体的力量，召集了23名被封控在家的党员干部组成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历经种种曲折，泖港的大米终于在4月8日运到了金涛所在的小区。之后，团购消息不胫而走，大量需求信息涌到金涛身边。至今，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已经用平价直供的方式，提供物资保供惠及全市16个区（含崇明区）的1400多次社区点位，直接帮扶党员众超过10万户次。截至5月中旬不完全统计②，助农保供已达成订单约2000余吨。
从这次上海市疫情期间的团购看，“团长”并非都是公益人士，其中借机的有之③，缺斤短两的有之④，疯狂加价销售的也有之。
二、社区居委会在团购活动中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指出，“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奥密克戎变异株疫情的高度隐匿性和快速传播等特征，对我国疫情防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上海在本轮疫情防控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以居委会为例，其性质是众性自治组织，当众在疫情防控中遇到家中无粮等困难时，必然向居委会求助。居委会在疫情防控中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但面对疫情中居民的生活困难，居委会却显得无能为力。一方面，居委会必须动员居民无条件地执行防控措施；另一方面，居委会本身只是被动的执行者，没有能力很好解决众的生活难题。
在此情况下，因封控缺少米面油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居民，明知团购有风险，又不得不团购。对此居委会宜疏不宜堵，应当对团购进行正确引导，发掘最大资源予以支持。某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说，当时我发现部分采购物品隐藏着个人利益，很可能成为新的矛盾焦点，我必须挺身而出。就这样，我这个居民区书记在特殊时期，当上了“团长”。我作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当“团长”不能只发号施令，也不能自己去采购物品。我要把居民区所有“团长”的力量都整合起来，起到掌舵的作用。所以我这个“团长”，实际上是小区团购志愿者的“总团长”⑤。尤其是在长时间封控的条件下，活跃在居民中的“团长”威信直线上升，居委会可以借风升帆，引导团购在扬帆中到最安全的迎风角度，借风力向前行。笔者认为，居委会应发挥以下作用：
（一）宣传教育。团购的参与者包括消费者、社区团购组织者即“团长”、经营者三方主体。组织网购是
个人行为，故“谁招徕谁负责、谁收款谁负责”，居村委不应当参与其中，也不承担审查批准的责任。由于团购是自发所为，团购中鱼龙混杂，易引发次生灾害。一般而言，在“团长”代表消费者向经营者订购时，即与经营者之间构成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消费者与“团长”之间形成委托代购的，消费者与团长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如果“团长”原价将商品转给消费者，则买卖合同执行完毕；如“团长”在交易过程中加价或者另外收取报酬的，则构成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团长”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此时，居村委应当主动做好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制止非本小区人员或者抗原自测异常的人当“团长”，引导“团长”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保供企业名录中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企业，做好全程的监督引导工作。
（二）党建引领。对团购活动居委会既不能放任不管，也要防止“一管就死”。居村委应当运用党建引领的力量，支持在社区党员中的能人当“团长”组建公益性质的团购服务队，运用公益团购规范操作的示范作用，带动社区团购规范运行。金涛同志组建的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以市级机关党员干部为主体，对内具有自控力，对外具有人格魅力，能够以快速响应的能力，向居民提供平价直供的食品，为众所拥戴。团购本身也充满竞争，老百姓对团购无疑也会“货比三家”，质价相称是最重要的选择标准。以党员为“团长”的公益团购力量的崛起，有利于使疫情期间的团购从自发走向自治、从自治走向共治，也会把更多价格公道的物资和方便带给底层众。
（三）共识规范。根据不同情况，居村委可以邀请社区顾问律师与“团长”协商起草《社区团购守则》，或引导“团长”起草《社区团购自治公约》，引导自发的行为步入规范。条款草拟可以采取“先易后难”“先
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先把如何发布信息、保质保量、收款退款、防疫消杀、纠纷处理、资料保存等主要内容确定下来。无论《守则》或者《公约》都要在团购运行的过程中把握发展方向，不断充实完善，引导团购安全合规运行。制止“野团”的活动，不提倡跨区域的或规模过大的组团。倡导“团长”和参与团购者为独居老人、残疾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等有特殊困难者提供帮助。
（四）事先报备。由于团购涉及到货物进入小区，社区需引导“团长”事先报备。同时，社区应该让“团长”告知团购者，在人力运力偏紧的状态下，团购的物资应当是生活必需品，享受型物资的团购应当缓办。卸货的地点、短驳的方式、分发的时间等均应当接受物业的统筹安排。“团长”应当有序地组织卸运分发，不因为分发货品造成人员聚集或消费者自行取货。
（五）外部消杀。卸货时，社区应与“团长”共同保证参加卸运的人员经过抗原自测为阴性，逐人做好个人防护。对送货人员应该当场做抗原确认阴性，并保存信息。对货品的外包装必须在卸运前进行第一次消杀，运抵分发点静置30分钟以上，再一次消杀后分发消费者。
（六）纠纷处置。团购发生纠纷的，社区应当帮助“团长”一起按照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处理。居村委应当提醒“团长”和消费者认真甄别团购信息、理性谨慎下单、注意保留证据，对团购“盲盒”尤其应当审慎。发生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介入或者邀约司法所、市场监管等法治部门提供法律支持。
三、从洁身自好的“三个一分钱”准则到纾困助农的初步实践
封控期，在“团长”的努力下，居民买到
了急需的放心食品。尤其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恪守“三个一分钱”的原则，得到了众的一致赞誉。“三个一分钱”的原则有三层含义：一是平价直供，在价格上不加一分钱，即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从供应商一元钱拿到的商品，要确保一元钱送到居民手里；二是志愿者不经手一分钱的资金，即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让居民在看到物资送到社区时再扫码付款，然后卸货分送；三是志愿者团队不牟取一分钱的私利，集中体现助人自助的公益性质。
一些“团长”在团购中发现，市民急缺食品的另一端是农产品的滞销，农民心急如焚。例如，每年4月是青浦练塘大棚茭白上市的季节，5至6月中下旬更是露天茭白生产的旺季，日产约500吨。由于疫情管控往日的收购者不见踪影，农户束手无策。面对农产品供需失衡，消费者怨声载道，农户心急如焚。“团长”认为，如果自己能够发挥平台的作用，就既能够保障市区农产品的供给，又能够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是一件双赢的大好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把这项探索叫做“平价直供助农纾困”，成为城乡之间爱心传递的桥梁。
四、疫情防控期“团长”现象对城乡社会治理的启发
疫情防控的“大考”暴露了上海社会治理在某些方面能力不足、法治不张、效能不高等问题。特别是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协调机制建设起步较慢，由于“保供”不足，客观上为“团长”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团长”中的一部分“先动起来”乃至“先富起来”，也为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和能力提升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民生是第一位的刚性需求，做任何工作都不能“单打一”。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五个方面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
品供给保障”。对于具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能源、矿产等，是整个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本轮抗击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在上海的传播，之所以会出现众基本生活供给的紊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粮食、蔬菜、肉蛋等副食品供应链被阻断。严峻的疫情使得社区封控时间一延再延。当市民突然意识到家里没米、家里没菜，且无法购买的时候，内心的焦虑与恐慌升腾。办任何事情都不能“单打一”，疫情防控也是如此。疫情防控与民生保障应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概括地说，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经济运行必须协调兼顾，同向发力，否则一旦恐慌情绪蔓延，次生灾害的损失就有可能大于疫情。国务院多次明确要求：“要正视困难、应对冲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果断作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已出台政策要尽快落实到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毕；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紧迫感，挖掘政策潜力，看得准的新举措能用尽用，5月份
能出尽出，确保上半年和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使经济较快回归正常轨道。”⑥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疫情防控的许多措施都是由社区居委会负责落实的。如果居委会处于无条件落实疫情防控任务，无法回答民生保障难题的境地，工作就会进退两难。于是，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地方出现居委会老是挨骂，“团长”却好评连连的现象。其实，并不是居委会素质低，也不是居委会不努力，而是“团长”满足了居民具有紧迫感甚至压迫感的饮食需求，居委会则是要求居民足不出户、做核酸、测抗原，虽然尽己所能给居民提供帮助，但还不能让居民满意。
社区团购平台“团长”现象可以引起对城乡社区社会治理的一些思考：如何主动防范突发事件应对中出现的次生灾害；社区治理在突发事件到来时如
何赋权社区居委会；如何防止“单打一”，做好“两手抓”；如何积极用好“团长”这股力量，充分发挥“团长”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主动性等等；这些都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到实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社区治理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在发展的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中体现和保障广大众的利益，让改革、创新、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众。社区党建要更加注重务实，把直接为老百姓谋利益落到实处，才能发挥引领作用。这次上海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坚守“三个一分钱”
原则，用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利益的行动彰显了党建引领的作用。党员志愿者服务队除了尽己所能打通城乡之间供销的堵点之外，还大力开展慈善公益活动，直接对接爱心企业落实了一大批爱心捐赠物资⑦。比如，向浦东卫健委方舱，全市部分养老院福利院，虹口、普陀部分街道捐赠2000箱20吨即食食品（方便面和自热米饭）；向上海儿童福利院等地捐赠10000罐奶粉；向上海市救助站，部分福利院、养老院、学校和困难社区捐赠20吨蔬菜等。
在众多“团长”带领的团购队伍中，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明显起到了表率作用。从组织团购到帮助落实爱心捐赠，在功能上是一个飞跃，是把党建做到了直接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实处。
（三）“团长”是亟待研究加以引导的社会治理有生力量。上海疫情防控期间，“团长”的异军突起和高度活跃，无疑成为当地社会治理的有益驱动。随着经济运行回归正轨，社会生活恢复正常，“团长”现象是否会消失也有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团长”这支队伍的出现既展现了社会治理的力量，也提出了如何采用适当的引导措施，通过转换形式，发挥好这支队伍能量的课题。其实，能人客观存在，关键是
需要组织的力量。团购并不是“团长”一个人的战斗，每一个“团长”周围都有一热心的协助者。社区并不缺乏能人，而缺少的是发现能人和用好能人的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机制都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力量，各有区别又相辅相成，重视社机制建设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众所周知，社活跃度是衡量一个社持续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社的可持续活跃又是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难点。社不
需要外部指令的强制，是成员通过面对面协商，认同共同目标，取得共识、消除分歧、解决冲突、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在激励中增进信任。社的激励机制不可能是物质的，关键是要使得社成员具有精神层面的获得感，提升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加社的内容产出，使社能够不断创造价值。例如，几乎每一个“团长”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帮助独居老人买到食品，而又送物上门的时候，老人感激的话语和眼神就是最好的激励。
疫情防控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场大考，虽然每个人由于工作岗位、承担职务的不同，护民利、集民智、慰民心才是做人的底线。对“团长”来说依法规范、以德自省却是必不可少的。依法规范，是指“团长”守法经营，不以自己的“小聪明”触碰法律的底线；以德自省，是指在允许“团长”经营有术的同时也要“取之有道”，不赚昧着良心的钱财。尽管不同的“团长”出现在社会上的动机和表现各不相同，但是，都应当承认“团长”在上海的封控期经受了考验，为社区的治理能力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封控条件下“团长”的崛起，说明社会在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治理潜能。对“团长”的人力资源构成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其中多数来自市场中介、医药代表、房地产交易、保险业代理等服务行业，具有知晓民心、洞悉需求、熟悉市场、骁勇果敢的特质。“团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