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炜：刘道玉免职二十年后的告白
时间:2009年3月6日 作者：陈彦炜（《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关键词:
改革，是他唯一的名片
深秋的江城，空气有些湿冷，湖光山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水雾重重，得过中风和脑梗塞的刘道玉旧病重来：他已不能用右手提笔写字了，只能让左手或者电脑键盘代劳。现在他每天仍要坚持写下一点东西，就在我们相见的前一天，他刚刚完成并寄出了一篇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一万多字。他家客厅木质书架的显要位置，放着老人近几年来的书作，几乎都是关乎“创造性教育”的主题论述。刘道玉一个劲地叹气：创造本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而现在的中国大学，连“创造”的影子都难以捉摸。
75岁了，头发早已花白，双手有时会无意识的颤抖，耳朵也不灵光，需要紧挨着他坐下才能正常交流。而就在国庆前夕，他还是硬撑着身体，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出席“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一身青灰西服的老人被安排第一个起身发言，尽管身体有些虚弱，刘道玉还是气流迸发式地喊出一声“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随后，是很长时间的掌声。与会者
都是教育家，他们明白，台上这位垂垂老矣的长者为了“变革”二字付出过什么。
今年是刘道玉被突然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的他是高等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改革家，由他倡导发起并在武大推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转专业、转学、取消政治辅导员、贷学金和插班生制度等新政，让1980年代的珞珈山成为青年人最为向往的清新之地：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校友们回忆，那个时候的武大被誉为“大学里的深圳”。
作为老校长，他依旧迷恋着眼前的校园，只不过这已经不是1980年代的武大，除了海市蜃楼般的樱花城堡仍然屹立山间，很多刘道玉时代的印迹早已随风飘逝。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中国重点大学里最年轻的校长，他开始一双布鞋踏遍珞珈山、骑着脚踏车沿东湖去省委开会的生活。他嘱咐行政楼的门卫：凡是学生来信不得扣押，凡是学生要见校长不得阻拦；他又嘱咐秘书：凡是有年长的教师约谈，一般不能让对方劳步，凡是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他还嘱咐自己：烟酒茶不沾、歌舞不会、既不吃请也不请吃。在这样的嘱咐声中，刘道玉赢得了师生的信任与赞许。直到现在，不少当年的校友返校，还是会习惯性地去他家里坐坐，就连1980后、1990后出生的在校学生也会给他发来电
子邮件，邀请他讲学、聊天。刘道玉说自己不会忘记，2006年的秋天，在武大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近500名在校学生为他鼓掌持续半个钟头，没有人停下来。老校长很动情地告白：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在外人眼里，刘道玉的传奇之处在于他“三番五次拒绝做官”，这令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1979年，他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职务，执意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1年他跳身武大改革洪流，在珞珈山上“开天辟地”，而就在这一年，中组部约谈刘道玉，叫他去做团中央的书记；第二年，教育部部长换届的民意测验，刘道玉又高居拟任名单榜首；第三年，中组部的官员直接到武汉，让刘道玉去东湖宾馆接受武汉市市长的任命书。这三次做“大官”的机会，全被他硬生生地“赖”掉了。他甚至主动去当时中组部干部局的局长，以“体弱多病、不习北方气候饮食”等诸多理由拒绝做团中央书记、当教育部长；还试图去宋任穷那里上访，“坚决不当武汉市长”。他许下诺言：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这种有悖常理的倔强，将刘道玉短暂留在了他所钟爱的武大；1988年的3月6日，刘道玉以“换届”为由被迅即免去一切职务。人们对这个理由心照不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学，校长的任免是没有“换届”一说的。 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
刘道玉不死心。他不能容忍高校中与日俱增的种种诟病。没有了校长身份，他就以“老教育工作者”、“老教授”的名义到处写信，这些信悉数寄往了教育部和北京的报社、杂志、电视台。信中，他对“大一统”体制下的大学运营进行了痛斥：“这样的大学能不能赶上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有些天真”地提出“必须开辟改革的‘试验田’，创办中国实验大学”。在这座大学里，体制、学制、教学、招生都围绕一个中心开展，那就是创造民主、自由、宽松、富有创造力的育人环境。
中国实验大学是刘道玉心中的乌托邦。在他的晚年，这个理想被投注在了一所新型中学的创建上。1994年，刘道玉与武汉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在距离武大两个小时车程外的谌家矶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一辈子与高等教育难舍难分的刘道玉，每天清早从大学出发，坐公交车去中学办公。他还亲自给初一学生上课：课程是自创的，叫作“创造思维方法”；教学大纲是自拟的，他称为《创造思维方法大纲》。这门别的学校没有，别的老师不会教，中考高考不用考的课程，却在每一届学生中最受欢迎。1996年到1999年，课程开设了三期，直到2000年这座在武汉轰
动一时的“试验”学校因资金问题宣告破产。
刘道玉押了一口茶，清了一下嗓子，自嘲地笑出声来，他不喜欢笑的：“中学关门的日子是2000年的12月19日，就像我被免去武大校长那天一样，空气中夹杂着愤懑、沮丧与失望。”
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很不合理
人物周刊：我知道很多人都想问你，为什么拒绝做官。当教育部长，舞台不是更大吗？
刘道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个人的志趣，热爱教育，希望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我的抱负就是要推行创造性的教育，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育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这个实验场它的对象就是受教育者。每一个有志于教育和教育改革者在这个试验场是有很大作为的。另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的个性决定。我说实话说直话从不隐瞒我的观点，比如说我就是说话不留有余地，做事不留后路。那么这样的个性是无法做官的，即使勉强做了有迟早要倒台的。我不愿意随大流，人云亦云。我从不来不吹捧任何一个领导，但愿为苍生说实话。我这样的人能做官吗？人各有志吧。
人物周刊：但是校长这个官你是愿意当的。
刘道玉：哈哈，校长你可以说它是个官，也可以说它不是个官。官和民历来是相对应的，学校还是民，并不是衙门。要做官也是个学术官，不是个政策官。不过现在的大学就变成了衙门。校长和书记也成了拼命地向官员去靠的人。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不靠我，我就不让你干，把你端掉。但是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做我的事情。
人物周刊：现在的大学领导都还保留着行政级别，不能说他们不是官，相反，官还很大。
刘道玉：你说的太对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现在有的校长工资不算，一个月的岗位津贴是一万。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65块钱，也没有觉得工资不高、级别不够，我照样做事。你工资高了做了事没有，你对得起你的岗位津贴吗？这样一个政策就把人们引导到追名逐利的误途上去。所以为什么要搞合校就是一个级别的反应。以前教育部直属的23所学校，80年代教育部直属30多所学校，现在直属72所。一旦变成直属学校，校长书记的级别就上去了。这归根到底涉及到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问题，不改革不行。
人物周刊：怎么改革？
刘道玉：首先你要确定要选什么样的人做校长，不是任何教授、院士都可以做校长的。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必须要实行职业校长制度，不能搞双肩挑的，既当院士又当校长，这样只能是误事误校。美国的大学校长都是职业化的，一旦他当了校长以后就不能搞研究工作，剑桥甚至规定一旦做了校长就必须把你
的实验室、研究生和所教课程交出来。另外，不能有任期限制，只要你有能力，学校的师生认可你，你就可以继续做。哈佛的校长平均任期20年，最长的任期40年。像中国的这个4年换届，是典型的官本位表现。学校怎么能够实行任期制？任期是由工作决定的，不能用年龄和任期来限制。大学是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的事情。4年任期我播了种没有收获我就下台了。不知道收获如何，这种任期制和选拔制都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必须改革。第二个，遴选校长的权利必须交给教授们，让他们来选，这是世界通例。美国大学校长所有的教授都可以推荐，最后集中到五个人来发表治校演说。
高校现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
人物周刊：高校现在的弊病还是不少。
刘道玉：很多。这些年中国经济大发展，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
进步不大。现在的学风浮夸、浮躁、弄虚作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公开包庇。现在好多博士生导师拉着研究生打牌，成何体统？学校的干部特殊化，现在的干部留下来就是当官了，一天书都没教过就留下来当教授，还当博导。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在第一线教书，终生提不上教授，提不上博导，连我都不是博导，现在阿猫阿狗都是博导。我对扩招也有看法，重点大学就不应该扩招，普及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而现在包括北大都扩招，因为学校扩招有利可图，每年多收入数千万甚至数亿的学费。重点大学也不能搞成教，不能搞独立学院，不能搞普及性的应用技术研究，而普通大学也不能招那么多研究生，还招那么多博士，全乱套了。大学的定位应当明确，研究型的、教学型的，建世界一流的、搞教育普及的。
人物周刊：刘校长说过1993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是以发展替代了改革？
刘道玉：是的，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发展的成绩是肯定的，教育投资有增加，办学条件有改善，大学规模有扩大还有扩招。适当的扩招是必要的。这些我们都肯定，但是发展的同时又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盲目的追求高大全，追求豪华奢侈，铺张浪费。债台高筑，全国两千多亿的债，越是重点大学债务越多。大家以为教育发展就是教育改革了。发展和改革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两个不同质的问题。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改革是质的问题。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以发展代改革的情况呢？
刘道玉：我常说改革要有两个识，一个卓识，一个胆识。卓识就是你有远见卓识，你知道改什么，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抓准了问题，这由卓识决定。有了卓识你敢不敢去改，你敢不敢去破
，那就是胆识了。不是说现在没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胆识，他不敢去改。这和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个时侯有一批带头人，像上海交大、像中国科大、像武大。那么，现在的中国教育不改行不行呢？当然可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没有改革不是也实现了跨越吗？我们不是也获得了世界在校大学生人数第一的桂冠吗？但是这讲的是量，而不是质。不改也可以，反正我们大学现在年复一年的招生，毕业了以后一波波的往社会上送人才，反正也不包分配 还照收学费，学费还越来越高。这样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的大学就休想有世界一流水平，你就休想有世界一流的大师。现在中国有哪一个称得上是世界公认的大师?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人物周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刘道玉：有，那就是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第一，很多搞教育的不知道改革、不懂得改革，出了改革的假命题。第二，中国现在社会大多数人还置身改革之外，他们所思所想还是应试教育，还是怎么择校、怎么培优、怎么考高分、怎么上重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推动改革？西方大学的精髓我归纳了十个字，民主、独立、自由、指引、批判。这是西方大学近千年锤炼出来的，中国大学有这个吗？完全没有。大学的独立自治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大学自由在世界教育是
通例，大学民主是最高原则，指引精神是科学大门的钥匙，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创造。这是我的思考，虽然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希望留下思考所得的一些东西，希望它能够警示后人。不过，现在大学的管理者们，甚至教授们，让我放心不下。
人物周刊：你放心不下他们什么？
刘道玉：因为现在高校用人混乱，教授成堆啊。我当校长的时候都还是讲师，教授很少的，现在这是互相攀比的结果。大学之间互相看你有多少教授、博导、你有多少个院士、多少个博士点。第二个，80年代评定职称都是国家评定的，现在各个学校自己都可以评，连点（博士点）都下放了，有了点以后评博导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阿猫阿狗都是博导，荒唐透顶。这是滥竽充数，追求数量不要质量。那时候校长都不是教授，现在简直不可想象了，所有干部到了年龄以后都是博导，我们那时候留苏回来的博士都当不了博导。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他是院士，但是不是教授，因为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不退休或者不去世就不能代替。但是谁也没有说他是个讲师就水平不高，这是两回事情。教授是教学岗位，你可以当院士但是不能当教授，这是教席制。中国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