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诗人蒲宁。1920年，由于顽固的贵族立场和对苏联红军莫名的恐惧，他离开了苏联，开始了他后半生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他的代表性作品是小说《乡村》， 这部作品以苏联当时社会为背景，通过农民库兹玛的破产和四处流浪的不幸遭遇，突出反映了农民失去土地、失去自由和希望破灭的痛苦命运。正是这部作品使他赢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这样评价他的作品：“一部《乡村》小说，使40岁的蒲宁名声鹊起。在小说中，他抨击了那些有民族自大狂的农民，对那些乡愚的嘴脸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作者虽未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农民的没落，只简述了两位主角的祖父被庄园主纵犬追逼而死，但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它暗示了一种先天的精神压迫，蒲宁以对这种精神压迫的描写来暗示自己对这种高压手段的鄙视。蒲宁的这部作品完整地体现了俄国文学的本——阴郁加残酷。”
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日瓦戈医生》通过描写日瓦戈医生穿越革命与战争历史的一生，通过刻画苏联革命与战争中的痛苦和爱情，通过展现对文艺与宗教的见解和追求，通过表现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时代的选择与彷徨，超越了传统的革命道德的善恶是非观，深刻
地道出了人类灵魂在苦难中的战栗和孤寂。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受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思想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塑造了日瓦戈医生这个渴望革命带来的生活巨变，但却无法接受其流血的代价与自由知识分子形象。”然而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这种拯救的希望越来越显得渺茫。小说中的日瓦戈和杜莉萨，所有的普通人都无力改变历史的进程，只能在对美和诗的追求中寻个人性的解脱和灵魂的救赎。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引起了苏联当局甚至“全体”人民的愤慨。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意得罪苏联当局，结果放弃了领奖。
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肖洛霍夫，1970年他以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2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战争这一动荡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顿河地域哥萨克在战争和革命过程中的遭遇，反映出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结果，人们在风尚、生活和心理状态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动。主人公葛利高里体现了中农阶层在革命进程中摇摆不定的特点，也体现了哥萨克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传统观念，他的悲剧命运与这些特点和他所处的历史潮流息息相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独特美学特征在于它打破了当时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粉饰苏联革命的弊端，他是写“白军对红军的斗争，而不是红军对白军的斗争”，也就是说，是从“人”的角度来审视革命，而不是从革命的角度来批评“人”，因而也就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革命的荒诞性。然而，这部小说居
然逃过了苏联克格勃的审查，肖洛霍夫也成了唯一一位既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又得到当局承认甚至器重的苏联作家。一直到去世，他都在苏联享受极高荣誉和待遇。
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岛》和《癌病房》等作品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谴责和批判，不仅仅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且触及到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索尔仁尼琴1970年获奖，但直到1974年，流亡欧洲的索尔仁尼琴才领到了诺贝尔奖奖章。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第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是 约瑟夫·布罗茨，他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布罗茨基从1955年开始写诗，先后出版诗集《韵文与诗》（1965）、《山丘和其他》（1966）、《诗集》（1966）、《悼约翰·邓及其他》（1967）、《荒野中的停留》（1970）等。由于诗歌中隐含的反苏内容，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
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1972年，作为麻烦制造者，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加入了美国国籍
怎么认识，建国以来至这段中国的历史，左倾的错误？
一个有封建传统的国家的新兴政权，必须走的集权化过程，主要作用是统一思想，削除广阔土地上的各种复杂的思想、割据的势力、及其残余的分子的手段。这个过程，秦朝、唐、宋、明、清都有。
西方从人性的角度、个体的角度，放大个体灾难，一直拿他来攻击中国党和政府。而不告诉你今天强大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军事、科技、文化的巨大进步只字不提。目的就是引起内乱，削弱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