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韩俊魁
一、“慈善”界定及研究困境
中国本土善行义举资源丰厚。自清末引入“公益”和“慈善事业”词汇以
来，经民国激荡接续，再至改革开放前30年的官办化、贬义化和后40年借
鉴与发展，本土慈善事业跌宕起伏。“慈善”概念至今仍很模糊。甚至《慈善
法》立法者所面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界定慈善。最终，立法者将扶危
济困赈灾等传统慈善事业称为狭义慈善或小慈善，将包括小慈善以及促进教科
文卫体等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活动称为广义慈善、大慈善或公益，[1]并把
的慈善活动放到附则之中。
鉴于这种既按领域又按组织分类的不周延性，笔者从组织唯一标准出发，
将面对面的赠予以及小地域共同体范围内各种组织的施善称为基础慈善或传统
慈善；各领域内按现代非营利组织[2]运作的活动称为组织化慈善或现代慈善。
前者带有更强的地域性、文化性、多样性、特殊性和非正式性，后者则强调组织标准的相对普遍性、管理的规范性和正式性。《慈善法》的重心显然在后者。然而，从2016年9月1日该法实施后的效果来看，社会组织对认定“慈善组织”的热情并不高。该法精心设计了社会组织—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募平台的制度，但民政部和中国慈善联合会在2016~2018年统计结果均显示，社会组织接受捐赠总额并未大幅增加。例如，被视为现代组织化慈善主力军的基金会接收捐赠分别为625.5亿元、658.04亿元和645.88亿元。那么，基础慈善状况是否更为糟糕？若否，将证明本土慈善文化别有价值，进而深化我们对慈善的理解。
叩问慈善的文化之根，是在探索人类同情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实现慈善自
觉的根本途径。然而，在交流频繁并相互借鉴的当下，寻慈善文化基因的道
路注定崎岖。基础慈善和现代组织化慈善的张力同样体现在学术研究。当前大
多本土慈善史和慈善文化研究在具体历史人物、组织或空泛观念等方面取得硕
果，但因缺乏社会科学概念而难以形成反哺实践的整体性理论方案。而当前更[关键词]
善 堂
基础慈善
慈善组织化叩问慈善的
文化之根，是在探
索人类同情文化
多样性基础之上
实现慈善自觉的
根本途径。然而，
在交流频繁并相
互借鉴的当下，寻
慈善文化基因
的道路注定崎岖。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109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盛行的一些慈善实证研究，常因缺乏情感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导引而水土不服，
甚至因刻意追求量化而陷入集体无意识之境地。为此，本文希望通过鲜活的案
例研究，关注本土基础慈善在生活世界中的象征性运用、价值与困境。为了选
择组织存续时间较长、同时历史上声名显赫至今尚未消失的慈善组织，[3]汕头
存心善堂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二、存心善堂：一种基础慈善类型
（一）存心善堂及其发展史
明清至民初的善堂是近现代慈善的重要过渡。近代善堂虽然不能代表中国
本土慈善资源的全部，却天然地保有慈善文化的因子，并饱含着中西慈善文化
的碰撞与调试。19世纪中叶以后的善堂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在传统救济基
础上还增加了维持政治秩序等功能。这些非传统因素导致研究难度倍增。[4]但
这恰好符合笔者透过变迁考察本土基础慈善延续与叠加的用意。
该组织的前身是明末清初的一所弃婴堂。1899年，汕头暴发瘟疫，潮阳
棉安善堂念佛社的大峰祖师信众恭请神像至弃婴堂设堂祈福，一时皈依者众。
随后，当地二十行商在念佛社基础上发起成立存心善堂，并创建了存心义冢
和存心掩埋队（1901）、存心施粥局（1911）、存心水龙局和存心善堂医
院（1929）、存心小学（1942）和儿童教养院（1943）等附属机构，形成
综合性善堂。1950年，善堂被认定为迷信组织，次年被政府全面接管改造。
20世纪80年代善堂开始复苏，90年代初，一些曾在民国时期受到善堂恩泽
的老者在善堂旧址旁行善。渐具规模后，存心善堂慈善会成立。1996年，该
善文化组织再度被撤销。[5]2001年，经市民政局批准，该组织成为市慈善总会分支
机构，对外名曰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并渐次成立了念佛社、存心
慈善医院、养老服务中心、爱心免费快餐厅、义工队、文武学校、特教学校存心善堂在民间信仰的强烈驱动下成立，图为善堂大殿（韩俊魁/
摄）近代善堂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本土慈善资源的全部，却天然地保有慈善文化的因子，并饱含着中西慈善文化的碰撞与调试。
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110
等机构。2009年，该组织以汕头存心慈善会为名独立登记并使用至今。此后，
陆续兴建了存心陵园、存心残疾人工疗站、存心安老庇护院等。该组织虽名
称屡换，但无论碑文、组织出版物、还是当地人，均惯称“存心善堂”（下
文也予以沿用）。[6]
（二）延续与叠加
纵观存心善堂发展史，除了组织名称，不难发现存心善堂在组织形式和业务上的延续性。比如，当前
上的组织架构[7]中有些表述仍大致沿用民
国时期的旧称，如民国时叫交际股、法事股，现在称交际部和法事部；儿童
救助、养老、陵园、医院等业务板块也几乎如出一辙。此外，从组织业务和
组织宗旨[8]都能看到存心善堂综合业务特征的延续性。这些业务均为基础慈
善，因为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综合项目相比，善堂综合业务不仅缺乏现
代项目管理制度，业务之间也缺乏逻辑关联。
从“不可见”的文化角度来看，存心善堂的延续性依然清晰可见。
存心善堂在民间信仰的强烈驱动下成立，这一信仰具有弥散性、复合型特征。其最早施善的领域是义冢和掩埋。这种善举可溯至古老的传统。[9]该
组织至今仍有火化设施和陵园，百年来收尸逾百万具。很多当地民众甚至政
府部门发现无主尸骸时，第一反应就是通知善堂前来收尸。我们甚至发现政
府部门请善堂收尸的函件。由此可见这一观念烙印之深。今天的现代非营利
组织中，即使在那些致力于临终关怀的组织中也难寻这种善举的踪影。居于
善堂信仰核心的大峰祖师所开创的“白衣派”大峰宗门融合了儒家伦理。19
世纪中期，潮州东门善堂的释可声大和尚开启了人间面向的善门法脉。此外，
善堂还供奉三山国王和华佗仙师等。这种弥散性、复合型的民间信仰使善堂
被神祇香火和人间烟火所环绕。善堂收入构成折射出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
例如，民国年间存心善堂的经济来源就包括堂前捐助、社员年费、社员进社金、
存心善堂在组织形式和制度上均有延续性，图为善堂正门（韩俊魁/
摄）
存心善堂在
民间信仰的强烈
驱动下成立，这
一信仰具有弥散
性、复合型特征。
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吉穴捐助、柩厝寄柩、法事供款捐助等，[10]今日存心善堂的财务报表中亦常
见到敬佛师收支、香油箱收入、莲花座收入等科目。总之，民间信仰为善堂“预
装”了使命，并赋予组织以坚韧的生命力，故善堂在被迫两次停止活动又能
很快重生和壮大。信仰驱动的捐款具有稳定性特点，捐款额和信众数量一般
存在正相关关系。
然而，因为鲜明的地域性、民俗性、民间性和多神崇拜等特点，善堂慈善文化又表现出相对封闭性的特点。和历史上的民办义仓和义庄相比，善堂要开放得多。位于经济中心的善堂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籍地收养主义，并超越了宗族和狭小地域之限制。[11]例如，民国时期的存心善堂基本在汕头中心活动，只在乡镇层级设了一个办事处。这与社会转型时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的转变密不可分。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因为1921年广州市区从南海县分离出来之前，中国的城市从未独立地以政区的面目出现。[12]所以，这种开放性又受地域性的信仰、语言和宗族文化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
和现代非营利组织的外向交流与合作不同，今天的存心善堂业务基本在本地，外出交流也多限于同根同源的海内外善堂。与清末民国善堂多在经济中心活动不同，存心善堂近年来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向基层发展并使之网络化。办事处已在濠江、澄海、潮阳等地生根。同时，存心善堂从2007年开始在乡镇建设义工队，并多采取为既有义工队冠名并让其缴纳会费的方式形成庞大的松散联盟，义工队最多时达330支。
总之，在成立之初，众商贾能跳出狭小乡土格局，且因地处通商口岸而受到基督教、天主教影响，但善堂文化仍难开显出超越性。
我们还可以从会员制看到显著的内敛性。民国时期的《存心善堂组织章程》规定，只要持身清白、热心慈善、赞成善堂宗旨并经两名社员推荐、审核后即成为社员。[13]同时又规定：凡社员逝世，其社员
资格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会员资格绑定的会员福利制度。例如，社员福利仅包括其家属丧故时，得享善堂礼忏及社员之祭吊或执绋。也就是说，其会员制的内敛性使其带有浓厚的互助彩。
按理说，现今的存心善堂并非基于会员制的行业协会或商会类社团，其互助性应当较弱。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互助功能反而日益增强。2004年，会员福利扩展到15项，除殡仪服务，还有免费体检、托养、教育、医保自付部分补贴等。2020年合并为8项，但主要内容变化不大。基于这种文化基因，2012年起，存心善堂拿出部分会费为会员办理意外险、疾病险和身故险的做法就不奇怪了。这种做法比国内很多基金会开展的保险项目起步要早，但不同的是，前者的受益对象是会员，呈封闭性特点；后者的受益对象是不特定的救助对象，呈开放性特点。这种内敛性互助文化使善堂会员数量和会费收入快速增长。
另一个重要的延续性特征是，存心善堂在很多业务中坚持古老的款物使用而非占有原则。[14]例如，义工队和办事处开办免费凉茶点，免费为户外工作
因为鲜明的地域性、民俗性、民间性和多神崇拜等特点，善堂慈善文化又表现出相对封闭性的特点。
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111
112者及过往市民发放茶水等。笔者就在善堂门口目睹路人无须任何登记而免费领
取面包牛奶的场景。义工队的收入来自义工月捐、日捐以及企业赞助等。收入
由义工队支配，无须上缴存心善堂，主要用于义工队所在镇域的扶危济困。义
工队不断随访鳏寡孤独，并赠之以粮油等用品，所有票据账单及发放情况由义
工在晒照片为证即可。义工没有补贴。也就是说，其服务“成本”由纯粹志愿服务而化之于无形。多年来，国内围绕做慈善是否有成本而颇多争论。其实，持有成本者是用逐利原则中的“成本”一词定义使用原则下志愿付出的时间、技术等。而在基础慈善中，使用原则支配下的慈善的确“无偿”。总之，无论组织名称、组织形式、制度还是慈善文化，存心善堂都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近年，除了组织向基层发展而内敛性趋势明显，以及随着会员福利不断扩大而组织的互助性增强，该组织最大的变化要属互联网众筹了。存心善堂2016年和轻松筹合作发起存心筹，并在开设“在线求助”专栏。这改变了以往面对面求助或由义工主动寻弱势体的工作模式，求助者被迫“主动”地、无尊严地在陌生的互联网世界展示各种细节以获取更多帮助。于是，被救助者从社区中脱嵌而出，面对面构建社会资本的方式被打破，还透支了传
统慈善资源。例如，存心善堂2009~2017年的捐赠总收入呈上升趋势，尤其
是2016~2017年捐赠从26473283.90元攀升至2017年的47547614.32
元。其中，敬佛（师）活动收入、香油钱等增幅不大，最大增幅来自存心筹。
将这部分从捐赠总量中剥离出来重新统计，会发现自从存心筹上线以来，除了
敬佛、师活动收入之外，其他收入都明显下降。[15]
由上看出，存心善堂鲜明的本土基础慈善特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16]变
化不大，尽管组织在适应外部环境时叠加了一些新内容。
三、本土基础慈善的可能洞见
经过上文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将存心善堂的特征总结为民间信仰驱动型、
志愿性、内敛性、网络结构松散和专业性弱。[17]笔者发现，存心善堂的组织
结构与明茨伯格论述的使命式（Missionary）配置方式[18]惊人地相似。
不同于简单结构、机械式官僚结构、专业式官僚结构、事业部制结构以及
变形虫结构等配置方式，使命式配置方式的组织特征如下：（1）有强大的信
念体系和道德规范。这可以驱动组织开展激动人心的任务，但也存在根深蒂固
的不灵活性。（2）结构松散。（3）劳动分工不清晰。组织规模要想扩大，
就须将自身分为更小的单位。（4）几乎不存在任何直接监督以及工作输出和
技能的标准化。明茨伯格得出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他认为，这种在西方
从未风行过的使命式配置方式将在有效的组织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注定流
行开来。
仅仅接近或相似而已！然而，即使相似性，也足以驱使我们思考存心善堂
案例所蕴含的理论价值。那么，这些用于企业组织或许更为妥当的判断是否适多年来，国内
围绕做慈善是否
有成本而颇多争
论。其实，持有成
本者是用逐利原
则中的“成本”一
词定义使用原则
下志愿付出的时
间、技术等。而在
基础慈善中，使用
原则支配下的慈
善的确“无偿”。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