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羊城，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20-11-25
探讨这几位女性的创伤在空间中的表征，同时对空间的治愈作用也做了一点分析。 1 物质空间中的个人创伤1.1 家庭创伤：“神圣空间”的崩塌Bachelard （1957：50）在《空间诗学》中对“家屋”等空间意象进行了场所分析和原型分析，认为“家屋”具有某种私密感和圆整感。龙迪勇（2015：20）认为，我们在“家屋”中能“体验到生活在其中的幸福感、安全感、宁静感和圆整感”。在《强盗新娘》中，“家庭”这一物质空间，对三位女主人公托妮、查丽丝和洛兹来说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是她们的“神圣空间”（龙迪勇，2015：115）。但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她们的儿童时期，还是在她们成年后作为人妻的时段，这个“神圣空间”最终都崩塌了，幸福感、安全感和圆整感也都消失不见，留给她们的只有无法遗忘的创伤。《强盗新娘》中，三位女主人公托妮、查丽丝和洛兹是“战时婴儿”，她们的家庭都被不幸、不忠和不欢冲垮。托妮的母亲安西娅瞧不起托妮父亲，嫌弃托妮。托妮父亲则到临死前才懂得如何关心托妮。后来，托妮的母亲出轨，死于溺水，父亲自杀，敏感、脆弱的托妮成了孤儿。托妮的童年似乎就是一个玩笑。查丽丝的母亲神经过敏，哭泣的查丽丝只能频繁遭受粗鲁的责骂和毒打。在维姨妈家时，查丽丝被韦恩姨父性侵，她觉得自己变得肮脏，正在被摧毁，只能“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阿特伍德，2016：283）。洛兹从未见过父亲，长大后，她才了解到，她父亲是一个做战争交易的“恶棍英雄”。洛兹时常“感觉有手，瘦削的手，从地底下伸出来，拖住她的脚踝，要回本属于他们的东西”（阿特伍德，2016：379）。洛兹母亲则从不关心洛兹，直到死去。作为“神圣空间”的家庭本该带来温暖、
幸福和欢乐，却带给她们不想回忆的童年创伤。战争结束后，托妮、查丽丝和洛兹都组建了各自的家庭。婚姻的上半场圣洁美丽，但由于一个恶魔——泽尼亚，下半场的婚姻变成了灾难，温暖的“家庭”变成了精神的牢笼。托妮是泽尼亚的第一个目标。泽尼亚两次夺走托妮的心爱之人，托妮觉得自己被毁灭，无法说话，“眼泪像瀑布一样从脸上落下来”（阿特伍德，2016：200）。接着是查丽丝。泽尼亚借新鲜的刀伤和瘦弱的身体欺骗了她，以养伤之名故作姿态，“俘虏”了查丽丝的丈夫比利，却在第二年春天不辞而别。查丽丝觉得恶心，变得癫狂，逐渐崩溃。最后中招的是洛兹。泽尼亚用洛兹父亲的故事吸引她的兴趣，进入公司，盗取巨额资金，最后悄无声息地骗走了洛兹的丈夫密奇。结果两人命丧他乡。洛兹本就难以愈合的创伤又撕裂了，血流不止。作为故事中的典型空间，她们的原生家庭都是在战时组建起来的，这似乎本就预示着，他们之后的家庭生活也会是无秩序、易崩溃的。在战乱的年代，父母的感情并没有坚实的基础，生活的困难成了压垮这一“神圣空间”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在三位女主人公的新生家庭组建伊始，一切都很美好，她们得到了关心和照顾，但她们的内心都较为软弱，这给了精通骗术的“妖女”泽尼亚数次潜入她们最安全、最温暖但也最
脆弱、最容易破碎的家庭的机会。“神圣空间”倒塌，婚姻破裂，人心崩溃，也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创伤结局。1.2 家庭外的创伤：生活中的其他困境除了家庭，学校本该是学到知识、收获关爱的另一个“温暖空间”，但对于托妮、查
丽丝和洛兹三人来说，学校却成了又一个造成童年创伤的“黑暗空间”。小时候，托妮因为倒着写字母以
及学数字有困难而被迫退学，她被迫每八个月换一所学校；托妮内向、孤独，交不到朋友，因为自己是左撇子而感到羞耻。查丽丝在学校里不交朋友，很少说话，习惯了孤独。小洛兹在学校里因为深皮肤被叫作难民，被当作怪人，被其他同学粗鲁对待，她很受伤。在学校，儿童的心需要被呵护，但托妮、查丽丝和洛兹的心却被冷落了。因为天性敏感，她们小时候所遭受到的冷遇、歧视和痛苦变得更加深刻，创伤在她们心中永远都无法愈合。
小说中，托克斯克餐厅是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场所。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三位女主人公在托克斯克聚餐，偶然看见已“去世”五年的服务员泽尼亚，三个人都在发抖。托妮觉得“心揪紧了，像只拳头一样紧拽着，像个铅锤”（阿特伍德，2016：35）。查丽丝“浑身都凉了，倒吸了一口气”（阿特伍德，2016：72）。洛兹觉得自己“被心灵转移了，像50年代的科幻电影，缩成一阵黑白点组成的漩涡”（阿特伍德，2016：112）。对于她们三个来说，托克斯克是妖女泽尼亚“死而复生”的地方，是地狱。结尾，三位女主人公仍在托克斯克聚餐，聊着当天她们去泽尼亚报仇却狼狈而归的创伤遭遇，突然，查丽丝哭着说她“看”到了泽尼亚又一次死亡。三个人崩溃了。托克斯克又一次见证了她们的创伤。
以杰弗里·亚历山大和罗恩·艾尔曼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倡导“创伤的社会文化建构”和“集体创伤”概念。Alexander （2004：7）认为“创伤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一种被社会建构起来的事物”。“当
个人和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且该事件在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Alexander，2004：1）在《强盗新娘》中，小说的三位主人公托妮、查丽丝和洛兹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加拿大的主流体——英裔加拿大人，是“主流体”的代表。作为对立面，反派主人公泽尼亚用言语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受歧视的难民和少数族裔身份。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泽尼亚分别向托妮、查丽丝和洛兹真诚诉说，自己拥有白俄罗斯、芬兰、吉卜赛和犹太血统。“我一直处在边缘，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东西，从来没有融入社会。我一辈子都是提着行李箱过活。”（阿特伍德，2016：397）很显然，一个人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种族裔身份，泽尼亚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但不管泽尼亚在加拿大社会中是白俄罗斯人、芬兰人、吉卜赛人还是犹太人，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她是来自世界不发达地区的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三重身份的拥有者，她同时代表了这三个体，她的境遇就是这三个体境遇的一个缩影。阿特伍德故意设定这个看似荒谬的多重身份，真实地反映了欧洲难民和移民的悲惨遭遇和严重的体创伤。
二战结束后，加拿大政府先后实行了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共和主义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强调奠基民族、原住民民族和移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元共存”（丁林棚，2016：81）。经过70年的努力，少数族裔体的加拿大公民身份构建和国家认同感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公民权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目前来看，少数族裔在加拿大社会中，仍然没有获得和主流体同样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
英裔白人文化基本等同于加拿大的共同文化，少数族裔的文化则被视为文化上的“他者”（贺建涛，2013：227—230）。主流体对少数族裔的加拿大公民身份认同仍旧不强，“这种心理状态和民族歧视在加拿大社会还没有彻底消除”（阮西湖，1990：66）。这种持久性创伤仍将持续下去，加拿大少数族裔、难民和移民的文化创伤历史仍将继续被书写（潘守文，2007：109—116）。
3 空间中的创伤过程
在这本小说中，几位女性的创伤和加拿大及其少数族裔的创伤在典型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在这个故事中，依旧存在那么一些私人空间，让三位女主人公得到了暂时的喘息，获得了短暂的创伤疗养。至于加拿大和它的少数族裔创伤，则需要整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齐心协力，一起克服。
女巨人3.1 个人创伤的几种空间疗愈
“地下室”是托妮和洛兹会选择的暂时“避难所”。托妮是研究战争的专业学者，她愿意在地下室里，摆弄沙土和各种小玩意儿，模拟过去的战争。洛兹会在地下室里触摸丈夫密奇留下来的酒，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给孩子们讲故事用的书本。每每想到这些回忆，洛兹的心都会变得柔软。“家门前的菜园子”和“外婆家的田野”是查丽丝独有的避难空间。看着一片生机盎然的菜地和活泼的鸡，查丽丝会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外婆家的田野里，有关心爱护她的外婆，有小动物，即使现在农场已被分成小
块，但“农场还在她的心里，还是她的，因为某个地方属于某个喜欢它的人”（阿特伍德，2016：284）。
除去以上几个物质空间，独特的“语言空间”和“心灵空间”也给三位女主人公带来了一定的慰藉。为了躲避冷漠的父母和讨厌的人们，托妮创造了只属于自己的“语言空间”，她能熟练地将语言倒过来拼读、书写，那是“她的裂口，在那里她将自己小心地缝合在一起”（阿特伍德，2016：20）；在遭遇难以承受的创伤时，查丽丝则会“召唤”内心中的黑暗卡伦，让卡伦替自己去做那个坏人，去复仇；而洛兹，在密奇再次祈求回来的时候，已经变得冷漠无情，已经变成了“复仇天使，是裸露着一只手臂持剑的女巨人”（阿特伍德，2016：412）。在这些空间里，三位女主人公获得了凌驾于她们本身的力量，能够面对自己曾经的创伤，甚至克服那些创伤。
3.2 体文化创伤的共同身份建构
身处加拿大的每一个少数族裔体都承受了类似的文化创伤：因为殖民历史和国家政策因素，少数族裔们得不到主流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得不到主流英裔加拿大人的平等对待，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始终无法完成自己的加拿大身份构建。
基于杰弗里·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少数族裔们需要尝试主动传播自己的历史文化创伤经历，让主流社会认同自己的文化创伤，让主流社会逐渐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同时，少数族裔们需要坚定自己的
内心，努力提升自己，在社会各方面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升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4 结语
本文关注文本叙事空间中所体现的人物创伤。其中，三位女主人公托妮、查丽丝和洛兹的个人创伤在家庭、学校和聚餐地点托克斯克三个物质空间中一一展现。妖女泽尼亚所代表的三大体：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的文化创伤则通过加拿大社会这个巨大的社会空间来
收稿日期：20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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