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主要特点
-- 《当代经济硏究》 黄志亮 2005-07-22 15:31:26 
 
【文章正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最新运用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具备几个主要特点: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坚持开发国内资源基础上利用外资的模式;坚持渐进式的改革开放道路;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跨越式发展路径;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坚持稳定促发展、和平促发展的根本方针。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特点 经济特区有哪几个
  现存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书本上不到,只能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和实践进行总结和概括。
  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人民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的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加进了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新内涵
  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共同接受的向导,这是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必备的首位要素。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为中国设计了三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认为到2000年,中国GDP比1980年翻两番后,也只是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根据中国2000年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事实,把中国从 2000年到2020年的社会发展目标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新情况,在发展目标中加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生动运用和创新。
  对于一个后进的国家,准自己的现实方位,科学地确立本国发展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十分重要。日、韩两国五、六十年代因发展目标选择恰当而受益,有的拉美、非洲国家近十至二十年因发展目标选择不当而受损。幸运的是,中国确立了2l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正确规定了2000年、2020年的阶段目标,今天还加进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些目标不仅是国家领导层的理念和战略,而且为广大人民普遍认同。从本质上说,它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目标,是
人民在每个阶段均能真实感受到的可望可及的符合实际的目标。
  二、逐步明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向,这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发展体制
  传统的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经历了艰难的体制探索: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确定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与英、美、日、韩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这种体制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区别是:它虽然保留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多样化了,更重要的是,它允许私营经济、外国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的共同发展。这种体制在保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基础上充分利用了人类创造的市场经济这个一般的体制成就。这种体制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分散生产、小生产在农业和农村还占统治地位。城市的手工业生产、旧式工商业仍占很大比重,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改造和提升这些产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二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仍处于经济不发达的边缘地位,贫困落后,边缘
化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根本特征,在此条件下,不借助于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紧密联系,难以获得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三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公有制为主体及按劳分配,以及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参与经济剩余的再分配,并使之惠及人民大众。马克思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但并未指出具体的民族国家在每个不同阶段的具体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中国根据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解决了现阶段的体制问题,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阶段的具体运用。
  三、坚持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国家对经济进行符合发展目标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发展手段
  计划和市场均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它们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这是中国经过痛苦探索形成的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同时,坚持国家对经济进行符合发展目标的有效的宏观调控。这是中国二十多年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之一。
  这种模式不同于英、美的典型的市场经济调节模式。英、美模式中,国家调节的作用是存在的,但调节目的、力度和范围受限于资本家集团的特殊利益。
  这种模式也不同于日、韩式的国家有力干预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日、韩模式中,国家通过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与大企业的密切关系等有力地调控着经济运行。但调控的目标仍要符合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这种模式亦不同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该模式中,中央政府包罗万象的计划对经济进行了过度干预,压抑了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
  这种模式,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最好机制。对于分散、落后的小商品经济,以及一般的社会性商品生产,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对于国有资本、其他社会化大资本、大产业、战略主导产业,国家的宏观调控显得更重要。对于落后、追赶型国家,政府在经济中不可避免要扮演更重要角。这有发展中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依据。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是通过社会中心的计划机关实现的;在中国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起基础性调节作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是通过国家机构的宏观调控实现的,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调节理论在后起的落后民族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具体化。
  四、立足于充分动员开发国内资源基础上,灵活多样利用外资
  资金、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是后起的国家碰到的突出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初期。解决这个问题,存在两种不成功的模式:一种是仅靠内部资源的封闭式发展道路,如朝鲜,这种模式虽有助于维护民族独立,但由于它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结果最大可能是慢性发展或自杀;另一种是过于依赖国外资源的依附性开放发展道路,如某些拉美国家,这种模式有助于引进外部资源,但由于本国经济命脉受外部力量控制,国内的经济剩余主要部分被转移到国外或被国内的买办吸纳,本国大多数民众未从发展中受益,走这条道路的结果最大可能是麻木性他杀。
  中国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基本方式是:1、从战略理念、政策上鼓励国内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以及其他合作经济充分发展,使得国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鼓励国内大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并实行专利制度;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等等。2、实行逐步扩大的开放政策,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才、外国管理经验及知识。3、通过在国内大中小城市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方式,在平静的国土上建立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增长极,尤其是在沿海。上述方式既充分动员开发了国内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又有效地吸引了国外的资本、技术、人才等投入国内建设,后者还以不损害国家经济主权和民族独立为条件,因而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日、韩模式的共同点是充
分利用内外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与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模式是在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环境中做到的,我国更多地更灵活地运用了经济特区、开放区、开发区等方式,利用国外资源只是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未动摇社会主义基础。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当年未曾碰到,列宁碰到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最杰出贡献之一。
  五、在变革发展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改革开放道路
  放眼当今世界,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都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发展模式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发展模式的最大区别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变革目标上: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选择的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其二,在变革路径上,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之路;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选择的是“休克式”的激进变革之路。实践表明:中国路径是一条社会震动小符合国情的成功之路,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选择的是社会付出无可挽回代价的难见光明的路。
  中国渐进式的发展路径具有两个鲜明特:一是在改革推进上由易到难,包括在改革重心上,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再逐步转向城市;在所有制变革上,首先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再逐步变革国有经济的具体体制和机制;先改革商业流通体制,再逐步深入到财政、
金融、税收、投资、人事等体制。二是在开放区域及领域上由点到面,由单一到多方位,如对外开放区域先在沿海四个特区试点,再扩大到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再逐步深入到整个沿海和中西部;开放领域则经历了从贸易到投资,再到经济技术、金融等领域逐步深化的过程。
  对一国的经济建设而言,不仅目标重要,而且发展路径也决定了发展的成败。如同一国的革命路径选择一样,苏联选择先城市武装起义再到农村的道路,中国选择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切因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变化。中国之所以选择上述渐进式的改革开放道路,也是根据中国“”结束后当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那时,计划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也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方向和目标在开始阶段并不十分明确,具有探索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也没有现成的成功先例;如此等等。依时间、地点、条件变化决定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方针、策略、路径等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中国的渐进式发展路径的成功,正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的生动运用,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胜利。
  六、在产业发展路径上,选择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跨越式发展路径
  后起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如何走?世界上有几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
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工业化按照轻工业一一→重化工业一一→信息化产业的顺序演进。另一种是以日、韩为代表的不完全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工业化按照轻重工业并重一一→信息化产业的顺序变化。再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工业化按重工业一一→轻工业的顺序发展。后两种模式属于后起国工业化模式,两种模式均获得巨大成功,但苏联模式留下较多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前,我国仿行的是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具有以下特点:1、在保持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轻工业,特别在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领域;2、跟踪世界工业发展的最新进展,及时启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使信息产业及信息技术与整个国民经济紧密结合,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
  这是一条跨越式的工业化道路,其最大特点是,工业化不是跟在别国后面按照技术发展的自然阶段逐步发展,而是借助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结合中国国情,跳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使国民经济整体质量提高。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工业化的质的飞跃,工业化跨越某些技术发展阶段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借助成熟工业化国家的最新信息技术成果并加上本国的开发消化。
  七、在区域发展战略上,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一定时期内,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此条件下,是选择所有地区均衡发展的战略,还是实施允许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战略?改革开放后,我国选择了后一战略。即,先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待东部地区取得较大发展后,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均衡协调发展。
  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战略。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这样的成功先例,但我国则与他们不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先开发东部再开发西部,那是在私人资本家的意志支配及市场规律作用下实现的;日本、韩国则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意志。我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则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得到政府及人民的一致认同。
  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选择不同的革命道路,时间、地点、具体条件不同,革命的道路、政策、战略、策略、方针亦不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适应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东部开发一一→西部开发一一→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正是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生动运用。它与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的再生产原理亦是一脉相承的。
  八、坚持稳定促发展、和平促发展的根本方针,这是必不可少的发展保障
  在国际格局上,总体上是西强东弱,北富南穷。中国虽是大国,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依然十分弱小,国家依然贫穷。我国依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不体现这个阶段的一系列新特点:
  其一,国内改革、发展必须以稳定为前提,失去了稳定,国之不存,无以谈改革发展,因此,二十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我国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有了稳定的基础,才会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及发展,通过发展促进稳定。
  其二,国内改革、发展同时以国际和平为前提。作为大国,中国不能走某些西方国家通过战争崛起的老路,中国必须走和平崛起之路。因此,中国反对霸权,始终倡导并奉行和平崛起的外交路线。
  列宁在“一战”中及“一战”后,强烈坚持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和平外交路线,为弱小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珍贵的发展时间。在西强东弱,北富南穷的条件下,中国正是循着列宁的思路,尽最大努力争取世界和平,在和平中崛起,永不称霸。
  以上特点,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相互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是为了叙述方便,笔者才分开阐明。
  当然,中国发展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本身在实践中还在不断丰富发展。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丰富和完善这个模式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能丢掉其中一些本质的东西,防止可能出现的偏离本质的某些倾向。如:在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防止发展成果只惠及少数人,偏离共同富裕;在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防止私有化倾向;在坚持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既要防止放任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又要防止过度干预经济的集权主义倾向;在坚持开发国内资源基础上的利用外资过程中,既要防止片面重视国内资源开发,更要防止过度利用外资;在渐进式改革开放过程中,既要防止错失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又不能在目标模糊时盲目冒进;在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跨越式发展路径过程中,既要防止盲目推进信息化产业发展而丢掉传统产业,又要防止固守于传统产业而丢失信息化产业发展机遇;在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时,要防止区域发展差距过大而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在实施稳定促发展,和平崛起过程中,不能因为过于求稳而减慢发展速度,更不能企求过快而危及稳定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