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改⾰开放初期的⼏个故事（⼆）
蛇⼝流传的三个笑话
“
正在建设中的蛇⼝⼯业区是⼀种全新的尝试，需要新知识新思想的⼈才和管理⼲部。袁庚想在蛇⼝做⼀次尝试，在⼏⼗年铁板⼀块的单位体制上打开缺⼝。
在蛇⼝曾流传着3个真实的笑话，都发⽣在蛇⼝⼯业区建设早期。
⼀是英国剑桥⼤学派访问团访问蛇⼝，⼯业区⼀位⼲部很谦虚地问，你们是“建桥”⼤学，主要建造多⼤的桥啊？
⼆是美国商务代表团参观蛇⼝，⼯业区⼀位⼲部笑容可掬地问对⽅，英国⼈是讲英语，请问你们美国⼈讲什么语？
第三个是⾕牧视察蛇⼝时，⼀位⼲部汇报说，刚到⾹港考察，思想有很⼤的变化，不只是180度的转弯。⾕牧笑问：那是多少度啊？这位⼲部认真地说，是360度的⼤转弯。⾕牧笑着说，同志，那你转到哪⾥去了？
1984年，参加北京国庆巡游的蛇⼝⼯业区彩车
这些笑话，袁庚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笑话的主⼈公实有其⼈，但⼈们讲的时候都隐去其名，不想揶揄这些在改⾰发展中⽴过功劳的⽼⼈。袁庚讲这三个笑话有其特别⽤意。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蛇⼝⼯业区是⼀种全新的尝试，需要新知识新思想的⼈才和管理⼲部。当时，⾹港通⾏的做法是招考聘任制，袁庚想借鉴⾹港的办法，在蛇⼝做⼀次尝试，在⼏⼗年铁板⼀块的单位体制上打开缺⼝。
1979年11⽉份，邓⼩平在⼀次讲话中专门谈到⼈才问题，强调要破格选拔⼈才，不能按照⽼规矩办。根据邓⼩平讲话精神，4个⽉后，⾕牧在⼴东福建两省汇报会上，谈到蛇⼝⼯业区的问题时，⾸次提出⼀个崭新的概念，“择优招雇聘请”，并说“你们要把蛇⼝⼯业区先办好，就可以取得⼀些经验”。参加会议的袁庚⼤喜，两天后致信⾕牧，希望在允许招聘、招考和解雇之外再加上⼀条，对应聘应考专业⼈才，所在单位不要为难，⾕牧当天批复同意。
当下，⼈员流动是⼀件很正常的事，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有⼈都是⼀个萝⼘⼀个坑，很多⼈跳进那个坑⾥可能就会待⼀辈⼦。袁庚想摆脱⼲部对企业的⼈⾝依附，他认为这样才能让⼈才得到最⼤的⾃由发挥。他采⽤了两种办法，⼀是冻结，交通部冻结向蛇⼝⼯业区派⼲部。⼆是招聘，在全国范围内造势招聘⼲部。
1981年，蛇⼝⼯业区在⼴州、武汉、北京等地，以企业管理培训班招⽣的名义刊登招聘⼴告，公开招
聘⼲部。王潮樑是武汉地区唯⼀通过笔试和⾯试的⼈。由于招录到的⼲部调动困难，原定1981年10⽉20⽇开学的第⼀期培训班，不得不推迟开学。即使如此，在开学以后，仍有学员陆陆续续报到。
1981年12⽉8⽇，后来被称作“蛇⼝黄埔军校”的企业管理培训班在简陋的教室⾥举⾏了⼀场迟到的开学典礼。袁庚在典礼致辞的第⼀句话就是“我对不起诸位，把⼤家骗来了”。培训班40多名⼲部⼀时间不知道他葫芦⾥卖的什么药。袁庚说，蛇⼝⼯业区什么都没有，只有沙⼦和海⽔，如果我们⼲不好，就只能吃沙⼦喝海⽔。“我是⼀个⼤冒险家，你们是些⼩冒险家，我在全国范围内把你们这些⼩冒险家⽹罗到蛇⼝⼯业区来，我们来冒⼀些险，搞⼀些改⾰。”经济特区有哪几个
从内地到蛇⼝，尽管⼤家有备⽽来，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转变观念、更新知识、扩⼤视野等众多实际问题。为此，袁庚举办的企业管理培训班实⾏⼀年学制，除了英语、粤语、驾驶、外贸实务、企业管理等外，还有⼀些专题讲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培训班曾请过加拿⼤多伦多⼤学的⼼理学教授江绍伦来讲授⼼理学。当时有⼈质疑，为什么要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散播唯⼼学？袁庚笑笑答道，西⽅学者把⼈类⾏为学植⼊经济管理中，作为⼀门学科来为企业经营者服务。把“效率”和“满⾜感”放在经济学中来考察，也有可借鉴之处嘛。
但6个⽉后，学员们便以崭新的⾯貌，奔赴各⾃的岗位。袁庚提前半年初步实现了他举办培训班的⽬的：培养蛇⼝⼯业区急需的中级管理⼈员，使之适应改⾰开放的形势，具备国际交往的能⼒。
为了进⼀步释放⼈才潜⼒，袁庚主张取消⼲部等级制度并实⾏聘⽤制，不分⾝份，不分等级，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顾⽴基是第⼆期培训班班长，“⽂⾰”后的第⼀批⼤学⽣，在清华⼤学曾发起成⽴了学⽣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并在1981年成为北京海淀区⼈⼤代表。当时，招商局在北京设点，专门负责毕业⽣招录，在北京出差的袁庚翻看学⽣资料时对顾⽴基感兴趣便亲⾃上门“考察”。顾⽴基回忆与袁庚的谈话时说：“当时他讲了改⾰开放，招商局需要有⼀批⼈跟他⼀块⼉
⽴基感兴趣便亲⾃上门“考察”。顾⽴基回忆与袁庚的谈话时说：“当时他讲了改⾰开放，招商局需要有⼀批⼈跟他⼀块⼉突破体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整个体制像⼀堆螃蟹，你钳着我，我钳着你，谁都动不了，谁都别想动，招商局在蛇⼝⼯业区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蛇⼝⼯业区领导班⼦调整，中层⼲部青黄不接。顾⽴基、周为民等4名学员，仅仅培训半年后便提前毕业，⾛马上任。⼯业区正式启动⼲部制度改⾰，实⾏聘任制。作为⼯业区招考引进的第⼀名⼲部，这⼀年11⽉份，王潮樑被任命为“海上世界”总经理。
“海上世界”是由⼀艘豪华游轮“明华轮”改装⽽成。“明华轮”1964年诞⽣于法国，因戴⾼乐总统曾坐过⽽闻名于世，后来被⼴州远洋公司买下。1983年8⽉份，“明华轮”完成最后⼀次航⾏后，袁庚⽤300万元将它迎到蛇⼝。经过整修改造，成为集酒店、娱乐为⼀体的我国第⼀座综合性海上旅游中⼼。“海上世界”⼀经推出，就风靡深圳，是游客必到之处。1984年1⽉26⽇，邓⼩平在蛇⼝视察最后⼀站就是这⾥。
被任命为“海上世界”总经理仅仅3个⽉后，王潮樑就体会到了什么是能上能下。“我被解聘的事还上了《⼈民⽇报》。”王潮樑回忆，“开头我都能背出来了：在深圳蛇⼝有⼀个著名的‘海上世界’，前不久它的总经理被解聘了，这个⼈作风正派，⼯作⾟苦，但是没有做出开创性的事业，所以被解聘了。这就是新的蛇⼝观念。”
“蛇⼝的观念创新在改⾰中起到了引领作⽤，有了思想观念的解放，才会有执⾏层⾯的创新和思路。”樊勇介绍说。除
了“时间就是⾦钱，效率就是⽣命”，蛇⼝流⾏过的⼝号还有“⼤胆⾛，莫回头”“空谈误国，实⼲兴邦”等。
⼀个体制是⼀项项制度的制约和协调，有的改⾰已经发⽣了，有的还没有发⽣，便成为制度瓶颈。当蛇⼝进⼀步招商引资，开始全⾯建设的时候，⾯对的已经不单单是奖⾦制度、招标制度，它还必须⾯对⽤⼯制度、⼲部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乎所有框框的制约，蛇⼝⼯业区被倒逼着⼀件⼀件去改、去试。
改⾰开放初期，房⼦是困扰我国千家万户的“⽼⼤难”问题，也是蛇⼝开发区早期不得不⾯对的⼀⼤难题。在改⾰⼈事制度的第⼆年，蛇⼝正式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蛇⼝也成为我国最早实⾏房地产改⾰的地⽅。
1981年，蛇⼝第⼀批职⼯住宅竣⼯，当时蛇⼝职⼯的收⼊要远远⾼于全国其他地⽅，⽽蛇⼝的职⼯住房也⼀改过去低收⼊、低房租的⽼路，开始采⽤成本核算的办法，实⾏按质按量论价，由职⼯⾃由选租，从国家包供给、低房租的“⼤锅饭”制度转变到按成本计租。当时，内地⼀套房的⽉租⾦不过三五元钱，但在蛇⼝三室⼀厅的房⼦⽉租⾦是五六⼗元，约占职⼯⽉收⼊的四分之⼀。这样⼀来，蛇⼝的很多职⼯宁愿住⼩房⼦也不住⼤房⼦，宁愿住楼层采光差⼀点的丙类房也不愿意住甲类房，甚⾄出现了领导住房⽐普通职⼯⼩的现象。
随着⼯业区的建设推进，蛇⼝的⼈⼝也越来越多，住房需求量越来越⼤。1984年12⽉份，蛇⼝⼯业区在全国率先实⾏租售结合的住房商品化改⾰。在提⾼房租让⼈感到租不如买的同时，⿎励职⼯购买住房并将回笼的资⾦投⼊建造新房，实现资⾦良性滚动。在1984年蛇⼝的⼀份房改⽂件中还出现了⾸付、⽉供、⼟地使⽤年份、房产权等新名词。
1980年，邓⼩平在⼀次与中央领导谈话中，曾经提出了住房制度改⾰的⼀个构想核⼼，内容就是：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在实践中最早⾛出这条路的就是蛇⼝。4年后，深圳经济特区开始房改，全国的住房改⾰，是在1998年才真正全⾯铺开。为什么⼜是蛇⼝？“其中⼀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招商局是⼀个⾃负盈亏的企业，蛇⼝房改的动⼒离不开企业的贷款压⼒、资⾦压⼒。回头看当时的房改、实⾏⼲部聘任制，其背后有⼀个共同的主线，就是要摆脱铁板⼀块的单位束缚，从旧的僵化体制中把⼈解放出来。”樊勇介绍说。
当年蛇⼝突破重重阻⼒甚⾄冒着巨⼤风险实⾏的改⾰，很多在今天看来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在当时，其主要⽬的就是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解决企业没有⾃主权的问题。随着蛇⼝经济发展和企业权⼒增加，袁庚开始考虑权⼒的束缚问题。在⼲部监督问题上，后来袁庚常常引⽤⼀句话，说权⼒导致腐败，绝对权⼒绝对导致腐败。
早在1980年，邓⼩平就曾经讲过，之所以过去发⽣各种错误，不是说个⼈没有责任，⽽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的制度好，可以使坏⼈⽆法任意横⾏，制度不好可以使好⼈⽆法充分做好事，甚⾄会⾛向反⾯。“在蛇⼝开发的前⼏年⾥碰到了数不清的障碍，这些障碍看起来是经济问题、观念问题，是每⼀个具体的⼈的问题，但最后都归结到了⼀些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樊勇介绍说。
“当时我们事业发展起来了，招商局这边有银⾏、酒店等等，就开始考虑⼏万⼈怎么监督？”梁鸿坤回忆，1983年4⽉份，蛇⼝⼯业区第⼀届管委会宣布正式成⽴。袁庚在成⽴⼤会上说，从现在开始，将废除⼲部职务终⾝制，以后每届任期两年，每年⼀次民意测评，信任票数不超过半数者⽴即下台。
新任命的管委会委员，平均年龄46岁，知识结构、学历、观念等⽅⾯符合袁庚的期望。⼀年后的1984年4⽉份，第⼀届管委会⾸次民意测验，300多⼈参加，收回信任票295张，7名委员全部过关。
管委会⾸次民意测验，300多⼈参加，收回信任票295张，7名委员全部过关。
蛇⼝街头的流动投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