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格尔说过：一定要一步步才能了解一个时代，一步步甚为重要。
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决策、实践理论的特区舞台上，他彩纷呈地演绎了自己投身革命、从政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回眸历史，一个拓荒者在没有路时的跋涉，每一个脚印，都有着其非同寻常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1979年春天，国家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精神枷锁乍被解除，人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感受着茫然无措——旧山河要从头收拾，百业待兴，困难重重。人们憧憬着，期待着，却又不知从何着手。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起步的时候，您是如何在广东汕头那座小城酝酿、提出并筹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呢?
吴南生：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毗邻香港。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的干部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搞的，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到这么穷，搞到这么绝对化!我想小平同志掌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
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全会精神，
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5个开放的口岸。”汕头在解放初期，还是个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副江山!
我最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一般来说，广东干部都有这个特点。我当时有些信息来源，对香港、对海外包括台湾的加工区，都多少有些了解。那时，叶帅多在广东住，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就恍然大悟了。所以我最初提的
经济特区有哪几个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真有点“心潮澎湃”，尽管当时正感冒发烧，还是写。用电话发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到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我们谈了很久，从平反到发展经济都谈。3月 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汇报工作时提出来，我说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应该九先走—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现在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这是一个理由。第二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我说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要杀头就杀我啦。
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但是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么个名就好办了。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名字叫“出口特区”。所以，中央4月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区的不止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以后上海不搞了。后来，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几次谈到，十分惋惜。直到现在，很多人知道特区是1980年8月开始创办的，其实，从1979年4月起到1980年8月正式宣布，有一年又4个月，我们都一直在紧张地筹办特区。这或者就叫“怀孕时期”吧，这个“怀孕”可是好难受的啊!
北京当时有另一类声音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这话有道理。因
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摸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中央1979年7月15日发出50号文件，正式下达了试办“出口特区”。并决定由谷牧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这一工作。 9月，谷牧同志到广东与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特别强调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仲勋同志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本来，在省委分工中，我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由于中央强调： “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因此，省委决定我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二
筹划办特区，不能没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否则，就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特区《条例》的争议：有人说这是广东条例，属地方条例，不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通过。吴南生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15次会议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
最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条例》公布后，当时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大量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十年后，新华社的文章说：中国特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在建设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的史册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记者：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特区 <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一年的时间前后作过13个草案文本，可谓字字千金。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率先着手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至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他为我们寻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来。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更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 38平方公里，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成特区。又例如，我在 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会更确切些。
这也是从庄老提供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发的。但光有大把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资料是不
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
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我们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立刻我们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是个发明，现在大家都承认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也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叶帅和谷牧同志都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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