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战区工厂内迁及其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为了支持抗战，防止东部地区的工矿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国民政府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企业迁往我国西南等地。工厂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创造了条件，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布局。虽然这种变化是受制于战争而被迫完成的，但它却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几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几十年甚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并为以后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主动或被动所采取的有关政策而形成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模式，对我们现在西部大开发仍有借鉴意义。
    一、战区工厂内迁的原因；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布局极不合理。在历史上，由于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开发较早等诸多因素。所以我国的工业一开始便大部分建在了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成了我国工业的荟萃之地。据1932年统计，上海已登记的工厂为1235家，占全国的已登记工厂的31.39%；资本额1亿4846万4000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3%；工人有11万2030
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6%。[1]工业如此集中，一旦遭遇战争是非常危险的。1932年“一二八”沪战后，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工厂应该内移，而国民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许多有识之士再次呼吁沿海工业应该迁到内地，政府应给战区工厂想想办法，南京政府未能立即采纳。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发展，工厂内迁的呼声更高。上海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才开始着手实施工业撤退，转移工业经济的重心，在中国内地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以支持抗战。1937年9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开始全面负责战区工厂的内迁工作。沿海和临战地区的民营工厂和国营工厂，特别是兵工厂陆续内迁。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战争会旷日持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面调停以便就地妥协，并且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认为武汉离前线较远，比较安全，因此最初在选定工厂内迁目的地时，明确规定迁移目的为武昌。这样，当时由上海开始的沿海和临战地区的民营工厂和国营工厂、兵工厂大多是迁往武汉。此时，武汉不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日本最高决策当局在发动武汉战役时认为：武汉的陷落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唯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铁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将引起现国民政府全面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决心。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已经不是设立厂矿和复工的安全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最初的决定，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西南、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并明确指令工矿调整委员会迁移战时工业时，要以四川、贵州、湖南省西部为主，将各厂继续内迁，以保证后方生产的安全。这就为在前阶段迁移中已经集中在武汉等地的内迁工厂提出了继续迁移的任务，并指定了迁移的最终目的地。1938年6月29东部战区在哪日，敌军已逼近马当防线，内迁武汉的工厂开始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同时，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当地的工厂，规定各类工厂不论大小，凡对后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武汉的工业远比上海落后，但内迁的范围却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武汉的工业几乎全部被拆运或炸毁。到9月底武汉失守前，除上海迁到武汉的148家民营工厂迁出外，武汉的民营工厂迁出168家。据统计，到1940年底初告结束时，内迁的民营厂矿共计639家，其中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448家，闽浙
两省自行内迁的191家，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12万吨。同时，还有一批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例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资源委员会内迁的厂矿有18家[2] 。
    国民政府作为这次工厂内迁的组织者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战前毫无准备，战争初期犹豫被动，迁厂决策时间太晚，迁厂资金紧缺，工厂内迁的目的地及其布局没有认真的研究和规划，加上日军的空袭、炮击、致使沿海和临战地区绝大多数工厂都未能迁出，有的遭到破坏，有的落入敌手。上海有大小工厂5418家，其中符合当时工厂法规定标准的1235家，被己核准迁移的工厂224家，而实际迁出的工厂只有148家[3]。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无锡、常州、济南、青岛等地，内迁刚刚开始就沦陷了，抢迁出的工厂、设备很少。即使已被拆迁出的工厂，在内迁途中机器材料也损失惨重，据调查大约有40多万吨的机器被抛弃在长江下游一带 。[4]
    二、抗战期间工厂的内迁；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配合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军事行动，日本于是组成了上海派遣军，由海路向上海方面移动，准备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日本深知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参谋本部给++的上奏中就表示，为使中国失去经济中心，
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日本认为，只要攻占上海，那可在短期内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在此危急的情况下，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指定作为总动员业务中心的“资源动员”由资源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共同筹办。7月28日，资源委员会遵令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开会，决定分为财务、矿冶、燃料、机械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专门人才8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机械化学组建议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供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并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专门委员林继庸到上海与厂家协商迁移的有关事项。根据协商的结果，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出《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请求将机械、钢铁、炼气、橡胶、制罐及民营化学工业等6类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内迁，并请求政府补助迁移费56万元，拨给建厂的房地500多亩，代商银行低息贷款329万元，奖励金每年25万元，10年为期。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庞松舟、实业部第一科长兼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仑、军政部军务司整备科科长王衸为委员，组织迁移工作。8月12日，由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佑才、华生电器厂叶友才
、康元制罐厂项康元、中新工厂吕时新、大隆机器厂严裕堂、万昌机器厂赵孝林、中国制钉厂钱祥标组成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领导下具体进行工厂内迁的资金协商、组织活动、联络协调等事项。至此，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