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
第19卷　第2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 Borderland H ist 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Jun12009
Vol119No12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
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
刘景纯
  宣德至万历时期历时190余年，蒙古诸部相继雄起，频繁南下侵扰。本文从蒙古诸部侵扰的时间分布和地域变迁两个方面，分别探讨了这一时期蒙古诸部侵扰的时间分布特点、侵扰地域的差异，以及主要部族侵扰的时空变迁特征，期望能对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认识有所裨益。
关键词　宣德　万历　蒙古　侵扰　时间分布　地域变迁
作者刘景纯,1965年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编710062。
蒙古诸部对明朝的侵扰主要分布于宣德到万历年间(1426—1619)的190余年里。万历(1573—1619)以后，蒙古诸部势力衰微，北部战争的主体转变为女真人与明以辽东为主的争斗。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在时间分布和空间变迁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蒙古诸部的侵扰活动做一综合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蒙古诸部南犯九边的时间分布
宣德至万历年间，北方蒙古诸部侵扰明边的时间分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侵扰活动在整个时段中的年份分布；二是侵扰的月份分布。
(一)侵扰活动的年份分布
虽然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族侵扰九边相当频繁，但历史文献或相关研究均没有较为系统的统计。下面笔者根据《明实录》、《明通鉴》、《明史》，并参考前人著作，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①(明代部分)、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②(明代部分)，对蒙古诸部的侵扰活动加
以统计，制成表1，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依据。
通过表1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
1.宣德到嘉靖年间(1426—1566)，蒙古诸部族对九边的侵扰活动，总体上呈现日渐增多的上升趋势。万历(1573—1619)时期，蒙古诸部日渐衰微，对九边地区的侵扰渐趋减少，特别是最后24年，年均约为1次。这种情况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①②中华书局1961年版。
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但也存在着不同。一致点在于，无论是明代文献还是当代研究普遍认为，永乐(1403—1424)初年东胜撤卫以后，北部蒙古诸部的侵扰日渐增多。不同点在于,《明史》卷91《兵三》强调“正统以后，敌患日多”，王士琦则强调“景泰(1450—1456)、天顺以后”晋北沿边侵扰吃紧。①这些表述固然都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但将宣德(1426—1435)年间的蒙古诸部侵犯排除在外，容易引起误解，似乎是蒙古诸部的侵扰从正统(1436—1449)以后才开始。而事实是，宣德年间，北部蒙古的侵扰是以东部蒙古鞑靼包括兀良哈为主体的侵扰，主要侵扰的地域是2次在凉州,4次在辽东及其附近蓟州一带。宣德三年(1428)九月，兀良哈部侵扰蓟州的规模甚至达到一万多人,②影响不能说不小。至于正统的14年里，至少有8次
侵扰。这时东部鞑靼和兀良哈与西部瓦剌前后交相侵扰，侵扰地点涉及凉州、大同、辽东等地，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侵犯，直指北京，造成“土木堡之变”，影响最为巨大。《明史》兵志以“正统”为重大转折的原因，显然主要着眼于“土木堡之变”的巨大影响。尽管如此，就蒙古诸部侵扰的历史来讲，说宣德以后蒙古诸部侵扰日渐增多，边备日益紧迫，则更符合历史事实。
表1　1426—1619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情况统计
时间次数时间次数
宣德一年至十年(1426—1435)6嘉靖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536—1545)34
正统一年至十年(1436—1445)6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46—1555)40
正统十一年至景泰六年(1446—1455)11嘉靖三十五年至四十四年(1556—1565)44
景泰七年至成化一年(1456—1465)21嘉靖四十五年至万历三年(1566—1575)25
成化二年至十一年(1466—1475)26万历四年至十三年(1576—1585)14
成化十二年至二十一年(1476—1485)10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三年(1586—1595)15
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八年(1486—1495)9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1596—1605)9
弘治九年至十八年(1496—1505)25万历三十四年至四十三年(1606—1615)10
正德一年至十年(1506—1515)18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616—1619)5
正德十一年至嘉靖四年(1516—1525)13合计194年(1426—1619)359
嘉靖五年至十四年(1526—1535)18
  说明:(1)以一年中某次侵扰的首次侵犯为“1次”，至于这次侵入的依时、依地的渐次侵犯，是此次侵犯活动的组成部分，不记入;(2)某次侵扰主方向以外的别部侵扰分别记入;(3)有些文献记载不确定的侵扰，如弘治十七年(1504)北虏“时常出入大同”，万历二十六年(1598)冬“大小百余战”，应该有不同程度的多次侵扰，没有记入。
2.嘉靖十五年(1536)以后的31年间是蒙古诸部侵扰的高峰时期。期间每10年主要侵扰都在34次以上，后两个10年甚至达到40多次，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有12年，每年的侵扰次数都在5次以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史上是颇为罕见的。王士琦所谓“景泰、天顺而后，云中、应、朔之区时时备虏，嘉靖则无岁不为战场”,③虽然有些夸张,
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
①②③参见(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1《安攘考》。参见《明宣宗实录》卷47，宣德三年九月辛亥条。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1《安攘考》。
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这一时期也是明朝北部遭受侵扰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时期。根据初步统计，宣德至万历年间，万人以上规模的侵扰约有70余次，其中分布在嘉靖二十五(1546)至四十一年(1562)期间的就有近20次。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侵扰活动如此频繁，并且规模较大呢?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北方蒙古诸部族此时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力量庞大的同盟”，从而增强了侵扰的军事实力。这一点黄仁宇先生已经注意到，他认为:“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 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①1540年是嘉靖十九年，正在嘉靖十五(1536)至二十四年(1545)的第一个侵扰高峰的10年期间。其实，黄仁宇先生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士来说明诸部同盟的强大并不确当，因为这一时期20万人、30万人甚至是40万人的侵扰规模也屡见不鲜，而此前部分部族10万人的入侵规模也不乏见载。如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小王子以10万骑犯延绥;②十三年(1534)八月，吉囊率10余万骑由花马池侵入。③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宣大总督侍郎翟鹏奏:“顷据降虏言，寇已集兵三十余万，将入犯”;④二十五年(1546)秋七月，蓟州巡抚郭宗皋奏报:“寇四十万在宣府独石，欲东西分犯”;⑤三十二年(1553)九月，宣大巡按御史毛鹏言,“(
寇)以二十余万之众，经二十余日之久”，寇掠山西。⑥正是由于蒙古诸部强大同盟的形成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侵犯才较为常见。⑦而这样大规模和频繁的侵扰，在以前较为少见。
第二，明朝九边边备弛坏，将士作战不力。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嘉靖以后愈演愈烈。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兵变，先后就有大同兵变、辽东兵变、广宁兵变。⑧士兵缺额且羸弱，逃亡或逃叛时有发生。⑨白莲教残余势力渗入，并与逃亡塞外汉人相通，为蒙古诸部所利用，加重了边塞危机。 λυ边将欺瞒兵部时有发生，特别是仇鸾镇守大同，贿赂俺答，并私下结盟以欺骗天下，最为严重。严嵩辅政,“军困”、“官邪”，贿赂公行，结果是:“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论功次，但勤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覆军者得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9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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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9页。
参见《明世宗实录》卷136，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亥条。
参见《明世宗实录》卷166，嘉靖十三年八月壬子条。
《明世宗实录》卷262，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庚午条。
《明世宗实录》卷314，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壬寅条。
《明世宗实录》卷402，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己酉条。
据对《明通鉴》等文献有较为明确侵犯人数规模著录的初步统计，宣德至万历的190余年中，北部蒙
古诸部族侵扰九边，每次人数规模在万人以上的有近70次；而分布于嘉靖二十五年到四十一年之间的次数最为集中，至少有19次，尤其是三十五年到四十一年的7年间就有10余次。
参见《明通鉴》卷56，嘉靖十二年十月、十四年三月、十四年四月。
《明世宗实录》卷464，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庚寅条：唐顺之巡视蓟州，回来后说:“蓟镇两关马步官军原额兵九万一千有奇，见卒五万七千有奇，逃亡三万三千有奇。”卷291，二十三年十月乙丑条：大同左卫指挥王铎“素与虏酋吉囊通”；三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条：山西因为蒙古诸部侵扰,“募标下卒三千名，添设分守太原参将一人领之”，后叛乱，大部分人员逃入“虏中，居板升，大为边患”。
二十大结束时间
据《明史》卷327《鞑靼》，主要人员有萧芹、吕明镇、赵全、丘富、周原、乔源等。《明通鉴》卷61，嘉靖三十四年九月条：白莲教士邱富、周原、赵全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教敌习攻战事，敌益爱重之……(寇)以此势益张，边塞无宁日”。
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边之计尽废坏矣。”①还有，朝野上下畏敌情绪滋长，消极保守情绪蔓延，和议之声不息。至于边输困难，边疆士兵生活困苦，在明人奏折中屡见不鲜。所以，嘉靖的后35年间蒙古诸部大肆侵扰，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3.正统十年(1445)到嘉靖十四年(1535)，以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的大致情形是，每10年保持在10—20次左右，黄仁宇先生认为：隆庆四年(1570)“俺答媾和，并授以顺义王名号……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②这一认识看到了俺答归款对于促进蒙古诸部结束九边侵扰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但由此认为“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从万历四年(1576)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每10年有10次以上的侵扰活动，其中侵扰主体包括泰宁部、土蛮部还有河套部等，这些都属于北部蒙古诸部。从侵扰规模来讲,2万人以上的侵扰达到12次以上，而10万人、20万人规模的侵扰也不乏记载。其侵扰地域虽然主要集中在辽东地区，但对延绥以及甘凉一带的侵扰一度也较为严重。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闰八月，河套诸部大举侵犯，西道砖井、宁塞诸城堡，中道波罗，东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都遭到蹂躏;③四十四年(1616)侵犯高家堡、双山堡、波罗堡等地。④但随着西宁浩尔齐部与明和好，河套部“势孤弱”,“分四十二枝”,“始次第归款，延绥遂少事”。⑤由此可见，隆庆四年(1570)的俺答归款并被封为顺义王，并没有出现“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的情况，而是自此以后，蓟镇、宣大以及陕西三边,“边境休息，不用兵革者二十年”。⑥蒙古诸部对九边中西部的侵扰总体上基本结束，但对辽东地区的侵扰依然较为频繁。
《明史》所谓“自是……西塞以宁。而东部土蛮(土默特)数拥众寇辽塞……神宗即位，频年入犯”,⑦正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侵扰的月份分布
“防秋”是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最为重要的边防活动。明代北方蒙古诸部侵扰持续的时间很长，次数也非常频繁，以致于“防秋”成为当时历史文献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那么，一年当中的侵扰活动在时间选择上有什么特点?所谓“防秋”在反侵扰活动中处于什么地位?搞清这些问题，对于认识蒙古诸部的侵扰以及反侵扰都具有重要意义。
1.蒙古诸部的侵扰活动在一年当中各个月份的分布总体上是较为均衡的，这是认识和评判明朝九边防御史的基础。根据《明通鉴》的编年资料及相关研究，在与《明实录》、《明史》核证的基础上，笔者对宣德至万历年间所有明确见于记载侵扰活动的月份进行统计和编排，结果发现，各月侵扰活动的次数依次为:37、28、40、29、30、26、37、47、36、35、21、29。这就是说，从一个较长时段上观察，蒙古诸部对九边的侵扰活动，在月份分布上是较为均衡的。秋季三个月的侵扰次数固然最多，但并不是与其他各月差别特别巨大。这种现象说明，蒙古诸部在侵扰九边的时间选择上，受一年当中气候节令变化的影响并不太大，侵扰在每个月都有发生。这种状况决定了明朝对于北方边境的防御是全年性的，而不是季节性的，九边防御不容许有较长时间的
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
①②③④⑤⑥⑦《明史》卷210《张翀传》。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259页。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37，万历四十三年九月己丑条。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47，万历四十四年七月乙未条；卷550，万历四十四年十月辛丑条。《明通鉴》卷75。
《明通鉴》卷65。
《明史》卷327《鞑靼》。
季节性休整。全年性防御和准备迎战随时而来的侵扰，是导致边兵疲惫，以及一系列边防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
2.秋季侵扰次数相对较多，尤其是大规模的侵扰活动分布最为显著。就各月份侵扰活动的次数来看，正月到三月分别是37、28、40次，而七至九月分别是37、47、36次，二者相差不是很大，说秋季的侵
扰相对较多，是就见于记载侵扰规模而言的。从侵扰规模上看，如果以万人以上的侵扰为较大规模的底线，那么从宣德到万历时期，这种规模的侵扰约有70次(文献所记载的“连营数十里”、“连营20里”、“大举”等侵扰，估计人数在万人以上，所以被计算在内)，见表2。
表2　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万人以上规模侵扰月份与季节分布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冬4283529997632春季:14夏季:10秋季:27冬季:18
  从表2看，秋季的侵扰次数明显多于其他三季。所以，如果说就平均次数而言，秋季侵扰次数只是相对于其他三季较多的话，那么万人以上大规模的侵扰，秋季占有绝对数量优势。这种情况说明，大规模的侵扰在时间选择上较多受气候和时令的影响。宣德三年(1428)八月诏谕五军都督府都督说,“胡虏每岁秋高马肥必扰边”,①代表了明朝对蒙古诸部侵扰时间选择的一般性认识。这里虽然没有强调侵扰规模的大小，但实际上是就较大规模的侵扰而言的，因为小规模的侵扰在各月份都会出现，万人以上规模的侵扰次数实际上客观地诠释了这一点，也揭示了明朝高度重视“防秋”的真正原因。
夏季是一年四季当中侵扰次数最少的季节，无论是就次数还是规模而言都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万人以上规模的侵扰少于其他三个季节的情况更为突出，说明该季节对于北方蒙古诸部侵扰是很不利的，对于大规模的侵扰和征战更为不利。张居正称:“暑月非虏骑狂逞之时，料无大事。”②成化八年(1472)秋，余子俊上书请修延绥边墙称:“请于明年春夏寇马疲乏时，役陕西运粮民五万给食兴工，期两月毕事。
”③这些代表了明朝中央和边镇官员对夏季侵扰的一般性认识。从统计数字看，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蒙古诸部的夏季侵扰就真的很少并且无足轻重。事实上，如上文所述，夏季侵扰的次数只是相对于其他三季较少，万人以上规模的侵扰虽然比其他三个季节尤其是秋季更少，却也至少有10次之多，只是比秋季侵扰数量少17次，比春、冬二季分别少4次和8次。这些侵扰的发动者分别是卫拉特、小王子、鞑靼火筛、俺答以及土蛮(土默特)联合泰宁部，这些蒙古部落都地近边境，较少有大漠以北诸部的劳师远征和乏水之虞，因而也能在炎热的夏季发动一些较大规模的侵扰。
春、冬两季也是蒙古诸部侵扰较为频繁的季节，虽然有余子俊所言“春夏寇马疲乏”的情况，但春季毕竟不像夏季那么炎热，冬季的寒冷对于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诸部也不会有太多的制约，相反对于驻守九边的将士倒是更为不利。因此，冬季较大规模的侵扰活动还要多于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9年第2期
①②③《明宣宗实录》卷46，宣德三年八月癸巳条。
张居正:《论边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25，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3466页。《明史》卷178《余子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