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采访稿
祝勇这个名字，绑定故宫，有20年了。前10年，是以游客、朋友或作者的身份；后10年，他成了故宫的一员。
被无数人写过无数遍的紫禁城，因了祝勇的勤奋、执着以及个性化的书写，以别样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
1、从春游沈阳故宫到书写紫禁城
冥冥之中，祝勇与故宫的缘分早已注定。
他出生的地方，有沈阳故宫。不过在年少岁月，故乡的“一宫两陵”，只是春游的好去处——他和小伙伴们在故宫安静的大院里疯跑，对东陵、北陵的了解也仅限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名字，最多就是回头写作文描写那些熟悉的景物了。直到上了大学，工作后，他对历史特别是清史感兴趣，才掂出沈阳故宫的分量。
北京故宫，初见更早。3岁，他随父母到北京，就进去参观过了。但真正认识，则是在1990年代开始写作，慢慢聚焦于老北京文化历史后。因为跟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相熟，他参与、策划了故宫的一些活动，有机会走遍故宫，包括不少“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恢宏大气、壮丽雄伟的建筑，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令我越来越着迷，我的生命越来越和故宫紧紧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分不开。”他深情道白。
2001年，北京电视台拟拍50集纪录片《北京》，请祝勇担当总编剧。那几个月，他和山西作协副主席张锐锋一起，住在西郊百望山写本子。有个念头，在心底埋藏已久：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像巴黎圣母院、（日本）金阁寺，都有专门的文学作品；故宫却没有。我想写故宫！可是故宫内涵浩繁，不到抓手。寂寞山居中，忽然就来了灵感：写一个跨文本的故宫。于是，编剧本之余，他开始写《旧宫殿》。
这是他第一次集中写故宫。2003年，七八万字的书稿杀青。茫然四顾，不知哪家刊物能够接受这种前所未有的实验性文本。张锐锋建议，给富于先锋性的《花城》，他有一些实验性散文就是在那儿发的。结果，《花城》主编田瑛读了很欣赏，给发了当期头条。第二年，《旧宫殿》单行本出版。从此，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故宫写作。
2、加盟学术性很强的故宫如鱼得水
新著《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中，祝勇记录了自己丰厚的阅历：从沈阳到北京求学、闯荡，去南方、入藏地，受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驻校艺术家，回国师从刘梦溪先生念博士。但故宫，始终是他血脉里深藏的文化故乡。他“通过文字，向这座壮严的城靠拢”，却不曾想到有一天会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
故宫学研究所2010年成立，次年他加盟故宫，后来又成立了由他负责的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等一系列新的研究机构。“长久以来，故宫就像藏地一样，那么幽远、神秘。这一次，我与它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无法分开了。”他说，当时故宫可不像今天这么“火”，但他喜欢“它的宁静、深邃、丰富”。在故宫上班，朝八晚五，每天就是写东西、查资料，与合作单位开项目会议，“非常静态，非常简单”。他给故宫的定位是“学术性很强的事业单位”，所以同事之间非常融洽。
说到李文儒副院长，祝勇觉得，他不仅是领导，也是很谈得来的朋友。这位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前司长，非常有想法、有见识，为故宫做了很多大事；而又那么平易近人，性格开朗，笑声特别有感染力。很多次下班后，他与李院长在办公室互相切磋，聊到很晚。
祝勇调到故宫后，郑欣淼院长就退休了，但两人常有来往，出了新书还签名互赠。这种文友般的关系，叫人忘记这位长辈还当过文化部副部长。郑院长对问题的把握很敏锐，举重若轻，2003年更是提出“故宫学”概念，并身体力行成为故宫学学科建设的拓荒者、引领者，相关著述蔚为大观，且很多是开创性的；同时带出了一支故宫学的研究队伍，使故宫不再仅仅停留在文物展览、修复上。学术上乃至工作中遇到困难，祝勇都会想到郑院长出主意，把他当作人生的、学术的导师。这次祝勇担任总导演拍摄中的纪录片，便是郑院长领衔的国家重大课题故宫文物南迁的一部分。为了那些故宫遗迹，郑院长从60多岁奔走到70多岁，依然激情不减。
“故宫有看不完的资料，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个个学富五车，又那么谦逊亲切。故宫后来的‘火’，亦不是虚张声势的‘火’，而是依托于它在文化上的坚守与自信。”如数家珍，祝勇又说起他非常熟悉的修复师同事们。除了因《我在故宫修文物》而成为“网红”的王津、屈峰等一小部分老师，故宫文保科技部更多的是长期默默无闻专注于不同门类的修复师，大家都是出于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使命感，非常有定力。
有一个场面，特别让他感动：两年前，他策划一档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某集拍
文物医院的现代化修复车间，几个当红明星贴近了看修复中的文物，埋头工作的年轻修复师们竟没有一位抬头看一眼明星。“体现了很高的职业素养，这是故宫的传统啊！”他认为，故宫的这份气质，而不是八卦、宫斗那些东西，更值得大众关注。
这样的学术氛围、人际关系，使祝勇如鱼得水，自称是故宫“营养体上一只幸福的寄生虫”。
3在书里与前朝“同事”们相逢隐秘的角落结局
祝勇外出演讲，开场白幽默：“我叫祝勇，来自北京故宫，我是乾隆的同事。”他觉着，不光乾隆，无数的皇子公主、皇后妃嫔、皇亲国戚、循吏佞臣、将军武士、儒林圣贤、太监宫女、方技百工、戏子名伶、学者专家、长官干部，都是他的“同事”。在他看来，人，才是宫殿的核心。他想象着与前朝“同事”们擦肩而过，或者在某个转角与他们迎面相逢。
从车水马龙的闹市，遁入清净的故宫，他一头扎进西北隅独立庭院中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页页翻动影印版《四库全书》，像和古人促膝长谈。天黑了下班，一个人从宫殿的最深处走出来，他想明清两朝这个时辰，该有万千灯火在重重夜中亮起来吧，人影绰绰。有那么一些人，渐次来到了他的笔底。
“故宫是写不完的！”祝勇至今保留着郑欣淼院长发给他的这条短信。
进入故宫以后，他不再只是旁观者了，他的写作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说：“我书写的故宫里，有我的存在。有我的故宫和没我的故宫，在我心里，决然是两个故宫。”
故宫收存的艺术品，在通常的艺术史那里，几乎都被当作死的历史遗迹来解析；而到了祝勇这里，它们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迹象，后世的我们才“可以与它们对视、交谈、相处，甚至可以成为知己”啊。
读到《寒食帖》，他遥念1082年的寒食节，苏东坡被贬官第三年，前途未卜，穷困潦倒。那一天他肯定很伤心、很自责、很无助，情感迸发，提笔写下这个帖。“我看这些文物，首先不是看它们的历史意义或审美评价，而是关注创作者的情感。我与它们产生的交流，是可以跨时空的。文物是载体，能够实现我们和古人的对话，这是我这么多年写故宫，最初的用意和最想表达的。”读《清明上河图》，他甚至补写了把作品进献给宋徽宗后即被历史弄丢的画家张择端的几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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