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篇小说的起源
中国现代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并不专指小说篇幅的长短，它还包括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因此，胡适曾给“短篇小说”下了个新的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在“五四”作家看来，只有与中国传统从传记发展而来的短篇小说不同的“横断面”短篇小说才配称作现代的“短篇小说”。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形式上正称得上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短篇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不仅历史早于长篇小说，而且在长篇小说兴旺发达之后，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领地。但是在乾隆末年之后，短篇小说处于衰退状态，白话短篇小说几乎绝迹，文言短篇小说也缺乏力作，虽有王韬的《淞影漫录》，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等等，作者都是名家，作品却大体上模拟《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缺乏新的创新。只是在晚清“小说界革命”后，受西方短篇小说影响，中国短篇小说才出现了新的重要发展。“五四”之后，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的主体，成为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体裁之一。鲁迅小说简介
短篇小说的重新崛起首先是因为报刊登载小说的需要。一般人往往只注意报刊连载长篇小说可以吸引读者看下去，可以增加报刊的订户，而看不到短篇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但是读者每次都看不到完整的故
事终究是一大遗憾，这也会影响到报刊的订阅，这就需要同时刊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作为调剂。中国最早的小说杂志《海上奇书》便已经注意到这一点，采用长短篇小说合载的方式，既刊登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也刊登短篇小说《太仙漫稿》，以兼顾各种不同读者的需要，扩大小说杂志的市场。
晚清小说在革命后首先刊登短篇小说的杂志是《新新小说》，长短篇小说合载，只是《新新小说》中像这样的短篇小说太少，一些以议论为主的也混杂其中，而且它还没有专门开出“短篇小说”的栏目，依然缺乏明确的“短篇小说”意识。
二、清末短篇小说的发展
晚清有意提倡真正短篇小说的还属《月月小说》，它不仅在征文广告中专门提到短篇小说，而且提出西方的短篇小说是一种与长篇小说平行的独立小说体裁，其价值与长篇小说一样。试图用西方短篇小说概念来指导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从这时起，短篇小说才真正在小说杂志中奠定了它的地位。其后，《小说林》杂志也专门开了“短篇小说”的栏目，刊登短篇小说。而从《小说时报》起，在小说杂志中，短篇小说栏目便常常排在长篇小说栏目之前，篇幅也有所扩
大。民国初年还出现了《礼拜六》等主要刊登短篇小说的杂志，这意味着短篇小说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晚清短篇小说与之前的区别首先是主题与思想内容的变化，吴趼人针对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立即创作了《庆祝立宪》等短篇小说，《庆祝立宪》辛辣地讽刺了清王朝为苟延残喘制造愚弄老百姓的。陈冷血的《侠客谈》是短篇小说的组合，其中的《刀余生传》写一强盗欲改造国民，用杀人之法救人，订出的“杀人谱”用极端的偏激方式改造社会。这些主题都是以往的中国短篇小说所没有的，与时事政治的紧密结合是晚清短篇小说的重要特点。
此外，晚清的短篇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意识上的重要变化。如包天笑的短篇小说《一缕麻》，受过新教育的女主角在父亲包办下被迫嫁给一个低能儿，她不满包办婚姻，满怀“自由”之念，结婚之日，不许丈夫亲近，不料第二日即患白喉，卧床不起，丈夫竭尽心力，料理汤药，结果传染上白喉。待女主角神智清醒时，丈夫已经病逝，女主角被丈夫的诚意所感动，自愿为丈夫守节。表面看来，这是一篇描绘女主角从叛逆到“守节”的小说，其实小说中“守节”的动机已与传统寡妇不同，她的“守节”已经不是出于服从礼教的需要，“守节”成为她表达对死去丈夫爱情的一种方式，她的转变实际上有着一个从“不爱”到“爱”的过程，这已经孕含着新型的男女爱情观念。当然，它同时也有着对礼教的妥协与认同，这种矛盾的状态也正是民初“言情小说”的特征。
晚清短篇小说最重要的变化是形式上的变化。它可以是场景，也可以是故事；它可以是议论，也可以是对话；可以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也可以是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限制叙述；可以是顺时叙述，也可以是逆时叙述。这样，它有时就显得与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格局完全相异，如吴趼人的《查
功课》，写某督署深夜到学堂搜查学生手中的《民报》，结果一无所获。按照传统短篇小说写法，写这一题材先要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清人物的经历遭遇。然而吴趼人只是扣住学堂搜查这一场景，通篇几乎全用对话，连说话人是谁也并不全标明，让读者自己去意会。因而显得节奏短促，结构紧凑，语言简练，情节集中。在《黑籍冤魂》、《大改革》、《平步青云》等小说中，他运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小说中的“我”或为旁观者，或为当时者。在晚清短篇小说创作中，吴趼人的水平是最高的。
然而，晚清新型短篇小说还只是尝试和开端，它们还称不上是成熟的短篇小说，数量也很少。在场景的截取和调动上，还比较幼稚，有时只是将故事斩头去尾，介于传统小说和现代型短篇小说之间。最主要的，它们往往轻视对人物的刻画，忽视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写，这就使他们的短篇小说创作缺乏力度。直到民初，短篇小说才又有所发展，成为向“五四”新文学
短篇小说的过渡。
三、民国时期短篇小说的发展
民国初年，小说艺术发展最快的还数短篇小说，这与当时小说刊物提倡短篇小说有很大关系。当时的小说刊物，长篇小说大都由编辑同仁或约请朋友撰写，很少接受外来稿件；而短篇小说则大都接受外来投稿，这就使得短篇小说领域呈现出比长篇小说创作更为强烈的竞争。《小说月报》等杂志还将短
篇小说栏目置于第一，给短篇小说划出更多的篇幅。编辑对短篇小说的提倡，大大促进了短篇小说的繁荣。所以，民初短篇小说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短篇小说兴旺发达景象。民初短篇小说很注意关注贫富对立，作者同情下等社会人民的不幸遭遇。晚清的周作人模仿《悲惨世界》创作《孤儿记》，已经显示了这种倾向。体现了一种从同情下层社会人民到具备明确阶级意识之间的过渡。恽铁樵的《工人小史》描写工人韩蘖人，过着缺吃少穿的贫困生活，还遭到洋人和工头的欺压毒打，最终被开除的经历。民初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促使小说家愤而揭露破坏民主的罪恶，祖国面临亡国危机时，常常自发地宣传爱国。民初短篇小说运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也逐步趋向成熟。鲁迅的《怀旧》通过一位儿童的眼光，截取几个场景，展示了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在乡村引起的骚动。程善之的《偶然》，刻画一位想做侦探的教员闹出的笑话，细腻地描绘出“疑人偷斧”的心理。此外，短篇小说大量运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这些新的叙述视角改变了全知全能叙述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小说艺术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尤其是适应了小说由外部的情节描写转向内部的心理描写的需要，使小说的艺术发展走上了新的台阶。
鲁迅的文字表达中，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从中到自己的影子，在《狂人日记》里，让你从那个“狂人”的角度想自己，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设计自己，修正我们固有的文化观念，建设新的文化；在《孔乙己》里，让你站在一个小孩子的角度看一看没有爬到权势者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一看我们对无权无势的人是何等的冷酷无情。鲁迅小说写的对象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些人物和现象，但
他在这些人物和现象中却能表现出你平时感受不到的一种异样的意味来，这就是他的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也是他能把中国古典短篇小说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主要原因。
郁达夫的主观抒情小说、叶圣陶的社会写实小说、许地山的宗教哲理小说。加上当时冰心和卢隐的女性小说。这些小说的总特点是它们的青年文学的性质，它们都是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创作的，爱情、幸福、理想人性和理想社会的向往是它们共同的主题。鲁迅的体验和感受是在长期人生经历中积累起来的，是在确定的社会目标和人生目标的追求中建立起来的，因
而也有深邃执着的特征。而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不论是情绪上偏于颓废感伤的，还是情绪上偏于昂扬乐观的，都没有鲁迅小说那种深邃沉重的感觉。他们表现的更是一个青年人瞬时的感受，一时的情绪。
民国中期，是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艾芜是一个左翼作家，但使他作为一个有独特贡献的小说家的却不是左翼的文艺主张，而是他的特殊生活经历。艾芜的流浪小说《南行记》是在自己亲身流浪的基础上创作成功的。沈从文笔下的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于湘西的现实世界，但却是在对它的忆念中想象出来的。沈从文的《过岭者》、《雪晴》、就以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展开了他的艺术的想象。因为它们与读者首先在文化上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所以他的小说自有一种韵昧，其人物和故事也自然地具有传奇彩。老舍出身于北京市一个贫苦的满族小市民家庭里，他通过作品《樱海集》等短
篇小说集，从底层劳苦人的眼光揭露、讽刺社会上层人物的腐败和无耻，同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临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北京小市民的缺点也多有认识，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鲁迅的小说传统，重视对中国国民性的表现。但他之表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仍然带有北京文化的固有特点。民国中期著名女小说家是萧红和丁玲。丁玲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举成名。女性文学的独立性首先是从丁玲的这篇小说充分表现出来的。
民国后期是中国新文学开始呈现出衰败迹象的一个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价值观念与整个民族文化的游离状态，把政治和军事的作用推到了中国社会唯一重要的地位，知识分子不论在实际上还是观念上都已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
《传奇》是张爱玲解放前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一经发表便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文坛。《传奇》所表现的大多是上海中上层阶级和抗战时期香港人的生活情形，张爱玲笔下的洋场社会，乃是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最古旧最腐朽的封建文化结合的畸形产物，她在揭示这种畸形社会生活时，所选择的特殊角度是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亲情关系。与五四时期大多数女作家所表现的婚姻、爱情、母爱的主题相反，张爱玲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卑劣的一面，她的所有作品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人间无爱，至多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张爱玲把女性小说艺术推向了最高峰。路翎的小说则是鼓荡着那时中华民族的紧张的、不安的、焦灼的情绪。他继承了鲁迅解剖国民性的文学传统，路翎的《罗大斗的一生》鞭挞胜于同情，似乎他的不觉悟就是中华民族危机
的根源。
综上所述，民国后期各个地区的新文学创作都因战争而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相对于那个严酷的年代，相对于西方的二战文学，我们那时的文学呈现着力度不足的缺点。
四、新中国成立时期短篇小说的发展
四十年代后期，长篇小说空前发达，曾在五四时代第一个十年里成绩斐然的短篇小说，势头有些减弱。虽然如此，当新中国诞生、各路文艺大军会师北京的时候，我们在短篇小说领域里仍然能看到三位作家的名字：赵树理、孙犁、沙汀。
四十年代是沙汀创作的丰收期，单拿短篇来说，就有《播种者》、《堪察加小景》、《呼嚎》、《医生》等四个集子。以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为代表作的这些短篇，以入木三分的喜剧性锋芒来埋葬即将逝去的旧时代，延续了鲁迅《肥皂》、《高老夫子》等开拓的现代讽刺短篇的优秀传统。与沙汀笔下的阴郁、沉重正好相反，孙犁带给新中国三个清新明快的短篇集子：《芦花荡》、《荷花淀》和《嘱咐》。在神圣的残酷的战争中，他着意过滤了个人经历中的恶梦，奉献给我们阳光和春风中欢乐的歌。赵树理与农民的经济生活、传统心理、风俗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他的坚定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能够把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与叙事文学的艺术性高度结合起来。赵树理《套不住的手》用老老实实的结构、平平实实的语言，写踏踏实实的人物、扎扎实实的事情，令人在当时那一片火炽的浮嚣中
有如吸饮井水一般清爽。
五、六十年代里这一艺术形式的“后卫功能”也是被极大地狭窄化了。且不说汪曾棋的《受戒》、《大淖记事》一类的小说在那时是无法想象的，就是在革命战争题材里，缅怀往事所带来的极为丰富多彩的抒情性也常常被抽象化，因而显得单一。
十年浩劫里，“没有小说”。到了七十年代初，短篇小说的写法越来越象一出生硬的独幕剧，或是多幕剧中“高潮”或接近“高潮”的那一幕。大段激烈而又沉闷的对话演绎着有关“路线斗争”的思想交锋，情节按着既定方针急剧地奔向高潮，细节则是可以到处挪用的标准化零件。多年来困扰我们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学条令，给短篇小说艺术形式带来直接的危害：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对于这种本应是最为多姿多彩的艺术体裁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1970年代之后，短篇小说却渐渐被长篇小说所取代，长篇小说进入第三次高潮。在这一阶段，短篇小说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五、当代短篇小说
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史上，刘心武的《班主任》有其无可代替的重要性。无论刘心武后来有哪些新的探索，这篇小说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思想内容上迥异于当时那些改反“走资派”为反“四人
帮”却帮味犹存的小说，而且在于把焦心如焚的忧国忧民的思索引入短篇小说，从而促使“假、大、空”和“三突出”的戏剧化模式开始解体。而阿城的《棋王》、李国文的《月蚀》则使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大幅提升，一时间短篇小说的影响力甚至超过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