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桢（1897——1968）
刘敦桢于1897年出生在湖南新宁一个清代的官宦之家。曾祖父与祖父先后都曾担任过州、县地方一级的首辅。因此，在家乡也建造了一座中上规模的住宅。但住宅丝毫感受不到后来在别处所见到的传统园林气息。后来他在多次拜访县内的亲戚家时，在其中一些宅第的庭院和后园中，曾经见到不少花木的布置。也许它们已经比不上初建时的规模和盛况，但是在几十年前，当时年幼的刘敦桢很可能就是从这些地方，获得了对中国传统园庭最早的感性认识。
1990年夏，刘敦桢随两位兄长来到湖南的省会长沙，并就读于新式学堂，这对他的思想和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转变。2年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要进一步全面改革的思潮在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中更为蓬勃发展。刘敦桢矢志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并在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他在东瀛学习和生活的10来年间，不但进一步吸纳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业，还明确了今后的追求和人生道路。而日本全国上下对历史文化古迹和园林的高度重视与可以保护，更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启示，因为旧中国在这些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回国后，他首先从事的是建筑设计的工作，后来又投身于建筑教育。在工余假日之际，则对
沪宁杭一带的古建遗址进行参观调查，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传统园林。特别是他后来长住苏州时期，曾与当地匠师首领姚补云老先生结为忘年交，经常同出踏访古建、园林、住宅，并相互切磋研究。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他对传统园林的兴趣和认识，虽然在那时，这还不是他在传统建筑文化研究中的重点。1932年夏，前往北平全力投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从那时到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的前夕，他在文献研究和实物调查2个方面都作出了大量和重要的成果。具体工作对象除了宫殿、坛庙、陵墓、官署、寺观、桥梁、牌坊……以外， 对传统园林也颇有涉足。如发表在《刘敦桢全集》第一卷中的《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和第二卷中的《修理故宫万春亭计划》至上励合刘洲成图片，就是针对清代皇家苑囿设计资料的整理与考证，以及对苑园中具体建筑的维修保护。而在第三卷的《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中，则记述了江南苏州木渎镇一座民间著名的严家花园与城内汪园( 即环秀山庄) 当时的情况。这些都显示了刘敦桢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重要组成之一的古典园林，已经有了相当的重视。虽然已知遗存的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为数不多，分布也较为集中，但由于当时营造学社的工作重点并不在此，致使他对这一有突出特点的学术领域，迟迟未能作出更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抗日战争以前，对此作出专门研究的，仅有童寯先生撰写的《江南园林志》。这是当时国内有关学术界对我国南方园林的唯一专门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极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条件下，是刘敦桢首先对一切建筑之源的民居，开展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研（后来在1957年出版了阶段性成果《中国住宅说》）。这一举动，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此领域的研究热潮。这时随着对民居的广泛调查，使得若干附属于不同等级住宅的私家园林浮出了水面。而这又正是他多年以来曾经予以关注而未来得及研究的专题。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有着丰富经验和深厚基础的他，当即意识到这一尚待开拓领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于是就立即将研究工作的重点，由原来的民居转向了园林。他迅速组织所属的中国建筑研究室和南京工学院( 现东南大学) 建筑系历史教研组的全体人员，对已掌握的现有资料进行排比和筛选，北京2022年高考时间确定最后确定了以苏州为中心、以私家园林为重点的研究方针，以及缜密的分阶段实施计划。
此项工作从1954年夏季正式开展。首先就苏州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经济生产、人文状况和历来造园状况等方面的资料，作出尽可能广泛与细致的收集。同时又对市区内外各类大小园林和庭院的位置、名称、性质、面积、保存状况、兴衰历史等予以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借以确定今后工作的范围和重点。然后再分别对它们作进一步的文字记录、摄影和测绘。只要是园林中的一切，无论是总体布局， 还是单体的建筑、山石、水面、花木和附属艺术（家俱、匾联、书条石等），都要力求详尽并反复核对（外形、尺寸等）， 务必
做到资料真实与准确无误。就这样，在刘敦桢的亲自参与和大家的积极努力下，通过资料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日益深化，很快就获得了重要的进展。在1956年南京工学院举行的第一次科学报告会上，他作了《苏州的园林》的学术报告，总结了2年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这一报告（包括以后在《建筑学报》上的刊载）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注意，并且很快在国内的建筑学人中，掀起了继民居研究后的又一高潮，其影响至今仍十分深远。刘敦桢没有为这一初步成绩沾沾自喜或裹足不前，泰民我们结婚了停拍而是更加努力地投入了后续的工作，并要求大家在已获得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益求精，以取得更为巨大的成绩。通过他和大家不懈的努力，至1960年完成了初稿，并易名为《苏州古典园林》。但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大肆宣扬没落封建文化, 为官僚地主腐朽生活张目”的“大毒草”。刘敦桢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受到多次严厉批斗，并由此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在他逝世后11年的1979年，《苏州古典园林》终于面世。随后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认为无论是从内容上或质量上，都堪称是研究中国传统园林的经典之作。后来此书又被翻译成英、日文版而发行海外。
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付诸实践。对苏州古典园林的研究自然也是如此。在进行此项工作期间，刘敦桢经常前往苏州，因此当地园林常因一些修缮改建的事宜
征求他的意见。刘敦桢生前亲笔所绘的草图极少，现存的不过仅三四幅，而有关园林的竟占了一半（另一幅是南京瞻园的南假山）。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付出。
1958年南京市政府为了整修原属明代中山王府的瞻园，任命刘敦桢主持这一工作。因此，对于这座残破园林的整修，李念老公是谁也是对他在长期研究我国传统园林后的一次具体实践和重要考验。在这项工程中，刘敦桢除了亲自拟定规划设计方案，还与助手多次讨论， 以及详细审核图纸，反复推敲各处建筑、山石、水面及花木的具体布置和做法。施工中他经常前往工地，参加挑选砌山的各种石料，并具体指导工匠们的实际操作。这些都使得他的设计构思能够得到完全和准确的实现，同时也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并促进了工程的进度。该项工程落成于1965年，并很快获得了上下一致好评。市政府于是决定将要进行第二期工程，仍交由刘敦桢负责。此项设计图纸虽然在1966年已经完成，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未及实施。因此，直至1988年才得以最后完工。目前瞻园已成为南京市一处受国家保护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对外开放的主要景点之一。无论是前来考察园林的中外专家，还是参观游览的各界人士，都对该园的景物表示高度的赞赏和认同。特别是南区假山一带的睿思巧构，被认为是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之假山创作尚未有出其右者。
刘敦桢对挚友童寯教授所著述的《江南园林志》推崇备至，予以极高的评价，并力促其从速出版以诲后人。为此，他曾在1959年从史料方面为该书提供了一些参考建议。又在1962年写了序言，郑重予以推荐。他对矢志于园林工作的其他人员也十分尊重。至于他自己在园林研究和实践中得到的心得体会，也从不隐瞒保留，而是公之于众。刘敦桢历年有关园林理论、设计、山石、绿化等方面的论述，如《中国古典园林与绘画之关系》《苏州园林的绿化问题》《苏州园林的历史与现状》《苏州园林设计特点》《对扬州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的几点意见》等共10 余篇，其中许多都是在他主持其他工作（例如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最为繁忙的时刻，抽暇写作或进行讲述的。由此也表现了他对传统园林的一贯重视。
综上所述，刘敦桢虽然很早就已接触了中国的传统园林，他对园林的认识，也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得到不断深化和提高。但是作为全力投入的研究重点，起好名并由此得到认识上真正的升华，还是伊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依凭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深厚底蕴和理解，他及时地抓住了这一前人甚少涉及但内涵极为丰富、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通过他的努力开拓和深入钻研，使中国传统建筑中一个埋没已久的盖世瑰宝得以重现光辉，一个包纳着人生深奥哲理和多项艺术、技术的高度综合体，得以重新向世人展示其无穷的魅力。这是一次在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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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新突破，无论就建筑历史或建筑设计，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而刘敦桢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也由此登上了新的高峰。在他的不懈努力与以身作则的推动下，引导着更多的人去追索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园林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去寻在不同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影响下对园林带来的影响，去发掘那些尚未为大家所知晓的仍隐没在园林策划和设计中的规律与准则，去探测那些维系在亭台楼阁山水花木之间的内在无形联系，去总结和再现过去无数能工哲匠未能留传下来的巧思睿作……
陈植（1899——1989）
陈植，字养材，1899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今上海崇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小学校长。7 岁入私塾，后入公立小学，1914 年毕业于崇明第一高小，因成绩优良，由母校保送升入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林科学习，实现了其父亲要他选学一门实用学科的愿望。1918 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语，之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造园研究室学习，专攻造园学和造林学。他怀着为祖国增光、为中国留学生争强的心愿，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导师本多静六博士的赏识和器重。1922 年他于帝国大学毕业，想到祖国的需要，婉言谢绝导师留他在日本工作的请求，立即回国。回国
后，在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任教，还任江苏教育团公有林（后为江苏教育林）技术主任、场长等职。先后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的农学院、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学、华中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院长等，1955 年以后一直在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任教授。几十年来，为我国的造园学和林业科学贡献了许多科研成果，是我国园林界在学术理论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重大成就
1 为近代重大工程中山陵园设计方案出谋划策
为孙中山先生建造陵园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山陵园在我国近代造园史中有其重要的地位，从1926 年1月开工到1932年竣工，工程共用了6年。在陵墓工程进行时，陵园的园林建设也同步进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把整个紫金山全部划入陵园范围，面积约为3058hm2，除建筑、道路外，有5000hm2可用于园林绿化。孙中山葬事筹备处聘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专家，成立了陵园计划委员会，为陵园设计集思广益。陈植先生被聘为中山陵园计划委员会委员，参与陵园设计的研讨和陵园设计方案的确定。因陈植先生在陵园规划设计中所作出的贡献，被准予参加1929 年6 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的迎榇奉安大典等各项仪
式。
2 制定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规划《国立太湖公园计划》
1929 年我国处在国民经济落后的状态下，陈植先生受当时农矿部的委托，将介于江苏、浙江两省之间面积3.6 万hm2 的太湖规划为“国立太湖公园”。这是我国首次建立现代国家公园的尝试。陈植先生参照国际上国家公园的规划理论与营建体制，为太湖制定了我国首例国家公园规划方案，比后来我国正式推行国家风景名胜区规划早了半个多世纪。陈植先生的这一计划于1929 年冬脱稿后，农矿部林政司以单行本发行。于1931 年于《旅行杂志》上发表。可惜，这份计划未见实施，陈植先生几十年之后还念念不忘。
1980 年9月陈植先生受聘为“太湖风景区技术委员会”委员，已80岁高龄的陈植先生还牵挂着太湖风景的建设与发展，怀有美好的愿望。受委员会会议之托，陈先生以书面形式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出建立太湖国家公园的建议，请求将太湖风景建设体制确定为我国国立公园建制的首创。
3 倡导和研究我国造园学历史与理论
陈植先生一生坚持造园学术理论和研究，是我国造园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奠基人。
陈植先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决心发掘我国造园艺术宝库，收集了大量古籍文献，钻研我国造园学的发展历史。经几十年的努力，成果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