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发了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为当时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今，这篇讲话的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和繁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它的研究仍情有独钟、持久不衰的情况下，理清其发表的来龙去脉，对从多角度研究该文献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具重要意义。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
除了上述社会大背景以外，座谈会的召开还有直接的动因。
３月３１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地、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当时的到会者都知道，这是不点名地批评王实味，也是表态了。这表明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对文艺界出现的不良偏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问题了。
皖南事变后，艾青、欧阳山、草明、罗烽、白朗、张仃、严辰等陆续从重庆来到延安。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１日傍晚，从杨家岭的前沟绕到后沟，沿着山坡小路爬上萧军等人所住的后沟半山腰，拜访了萧军及艾青、罗烽、舒等几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名作家以及住在附近的“文抗”的同志们。后来应邀，他们又去的住处，谈了很多问题。此后不久，萧军就向提出，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
１９４２年初，边区的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发表了许多与抗日战争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４月份，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由、凯丰与博古负责。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又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赞赏欧阳山提出的意见很好，并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打算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工作对象问题。４月９日与１７日又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请他们就“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同样的信，艾青、萧军、舒、罗烽都曾收到。
周立波４月间，也修书一封给艾青，邀请商谈一些问题。见面后，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
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话。”担心自己讲话没人听，艾青说至少他自己是愿听的。
４月中旬，又邀请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作家与戏剧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严文井与姚时晓等人交换意见，也约请刘白羽（时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支部书记）谈话三次。刘白羽问作家写作犯了错误怎么办？说犯了错误就改，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从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起，在、凯丰的召集主持下，党内外的文艺家开了三次座谈会。开会的引言和结论都是作的，合在一起发表后统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座谈会召开前，让周扬和舒草拟一份参加者名单，由中央办公厅用粉红油光纸印刷的请柬发出邀请：“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因为博古每天要审阅报纸的稿件与签发大样，不能每次到会，故辞掉了“召集人”，但大多数会议他都参加。５月２３日作结论那天，他还亲自通知报社采访科长黄钢等人去听。
５月２３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发言，始终认真听取，并作记录。朱总司令在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批评了划不清“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的界限的错误观念。朱老总的讲话简短有力，切合实际，很受欢迎。朱老总讲话后，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这次座谈会，报纸上没有正式发表消息，只是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４日《解放日报》发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时，用编者名义写了几句按语：“最近由、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
会后，为了深入贯彻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在纪念鲁迅逝世７周年时，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讲话》全文。
中央总学委（当时领导全党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引者著）于次日发出通知：“《解放日报》１０月１９日发表的《同志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典型示范。”对《讲话》作了客观、合理的价值评判，并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在学生众和文化界知识界中进行广泛的宣传。
１０月１７日，中宣部也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不但对《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别指出，这个文献的精神不仅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部门，也完全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整风以及对《讲话》的广泛宣传和学习，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２月６日，延安文艺界２００余人举行了欢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座谈会。会上文化界一致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向他们学习，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３月１０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后，文艺界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
成为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延安音乐界、戏剧界根据中央号召，也纷纷下乡下厂，向众学习，为众演出，使戏剧进一步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农村去塑造农民的形象。
３月１０日的会议精神和的讲话传达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各地区的党委、文艺团体都进行了认真的讲座研究，订出了日后的工作办法。
晋察冀边区５月６日至１０日由边区文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成绩予以肯定，对缺点进行了反思。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地区，也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讲话》和中宣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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