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影片分析
    这部电影的题材并不新鲜,“寻”的故事在影史上比比皆是。但贾樟柯聪明的是,选择了“三峡”拆迁这样一个大背景,来讲故事。如果影片不在三峡拍摄,比如换成在贾的故乡,变成“汾阳好人”,也行的通,但信息量会少很多。不可否认,“三峡”工程不仅在表现巨变中的中国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而且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所提供的丰富视觉与社会信息,也令影片事半功倍。贾氏电影特有的动人细节、状态描绘,镶嵌于三峡搬迁的社会变动图景中,虚构与真实纪录的融会,令电影的震撼力倍增。
    其次,选择“寻”的故事题材对于表达贾樟柯一贯的“变化”主题也是很恰切的。在《三峡好人》中,各种各样的叙事要素围绕着变化而展开,故里正在消失,婚姻、邻里、亲朋的关系也在变异,伴随这个变化的主题或不确定性的主题的,就是对于不变或确定性的追寻。但到头来,寻到的东西也在变质,“到”本身就成了自我否定,或者说,“”就是自我否定的方式。于是,沈红到了丈夫,却决定了结这段爱情和婚姻。而韩三明的非法婚姻却因为寻获得了破镜重圆的可能。
    主题及意义:我们为什么喜欢贾樟柯?
    好些人提到贾樟柯的电影意义时,常说他发现了“县城”。把这作为他的一种创举。而我觉着贾樟柯影像更大的价值,在于他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于社会边缘,城市边缘的人们。在中国,对底层、边缘人物的书写并不是从贾樟柯这开始的,但没有谁用了他这么集中的目光。我们的电影里对底层人物的书写,也往往要提炼,要升华其英雄性。如果他们有幸成为一部影片的主人公,是断然不会以普通人的面目得以呈现的。而更多时候他们仅仅以配角的面目出现,在镜头前一晃而过,带着统一的、程式化的表情,像是城市的一道配景。对他们的世界,我们全无了解,尽管那个世界就在都市繁华脚下,在盛世华章的背面,但许多人选择了看不见,而看见的人,将接受内心的疼痛。捏着火炭,一言不发。谁也不说,说出来的人,我们不能不向他致敬。于是,我们看到,像小武般的小偷,在贾樟柯的镜头里也获得了尊严。像尹瑞娟、崔明亮这些最普通不过的,甚至称得上失败的年轻人的爱恨都得以在银幕上呈现。
    不仅于此,贾樟柯是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着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状态。这种诗意并非不真实的方式,而是指他发现了底层的、边缘的人们那种被遗漏的打动人的细节。底层人物的生活被审美化了。在《三峡好人》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一赤裸着上身的砸墙工人讨论着人民币上的景,以最朴素的语言,述说着我们日常毫不注意的美。
钱的诗意化,或许只有在穷人那才有可能,而在富人那里,钱不过是资本。再比如韩三明与他的前妻分吃一颗大白兔奶糖的镜头,贾樟柯浓墨重彩地书写着这种物质匮乏状态下的浪漫,令那些对着大鱼大肉食之无味,闲着没事干就整天吵架闹离婚的所谓主流之人汗颜。贾樟柯镜头里的底层人、边缘人,再不是那种脸谱化、程式化的呈现。他还原了他们本身的丰富性,狡黠、幽默、温情、暴戾、坚忍、怯弱……对这样的边缘人,贾樟柯给予了诗意的关怀和尊重。
    曾经有篇对贾樟柯的访谈叫“黄金时代的尴尬好人”。指他绝然地让《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用行动向“大片霸权”示。这使我想到,我们之所以喜欢贾樟柯,或许更在于他的坚持让我们体验了另一种电影可能性。
    优缺点评价:
    (一):更从容的贾樟柯
贾樟柯 赵涛    从“故乡三部曲”到《世界》、《三峡好人》,我们在贾樟柯电影中所看到的,几乎全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感受。也正是对基本生存感的强调,使得贾樟柯的地方书写获得了超越地域限制的审美可能。这也正是他的电影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国际共鸣的原因。
    这种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感受在贾樟柯的电影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起来的,有其内在的逻辑,那就是时代的变迁。如何用影像来表达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体验,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角度?贾樟柯一直在探索,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我想从《站台》与《三峡好人》的对照中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站台》中,饱含着贾樟柯的个人体验,影片没有太多的情节要素,更多的是一些细节的堆积,一些状态,一些声响,一些视觉上的景观,是属于80年代的回忆。关于人的生存状态和感受的描述当然有其打动人的力量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站台》中的节奏是混乱的,那些代表性极强的歌曲、声音、政治语言,以一种和画面极不相称的跳跃,通过极高的密度给人灌输“时代”的概念,但是这些素材除了制造特定氛围,没有更深的进入情节,我们并不能看到社会变化和人物之间的互动联系,甚至不能感受到时间的具体变迁。对于60、70年代生人来说,他们或许可以通过自身经历来补充其中的线索。但对于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简单呈现的符号恰恰导致疏离感。或许因为贾樟柯对这十年(同样是他的成长岁月)有太多的感触,我们从《站台》看到了了一个经历了诸多沿途风景的人,他要诉说,有点急速,有点慌不择言。但说故事的人,自己要先平静,才能打动别人。
    而在《三峡好人》中,我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控制力。贾樟柯变得从容起来。比如在镜头运用上,他不再执着于长镜头,同样用了很多短切镜头。他的电影中也第一次有了超现实的元素。这部电影里同样有很多时代符号,但并不是生硬地填充其中,而是与剧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影片中用到了很多老歌、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潮湿的心》、《酒刚倘卖无》等等,是跟剧中人物的心情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呼应的关系,参与了影片的叙事。以《潮湿的心》略作分析,三峡彩虹桥边的舞池里,人们在《潮湿的心》的旋律中起舞,三峡的天气是潮湿的,沈红的心也是潮湿的,即将破裂的婚姻像潮湿又闷热的天气,让她焦躁不安,因此她手上总是拿着一个矿泉水瓶,不断地喝水,不断地擦汗,不断地琢磨自己的婚姻何去何从。而在《站台》中,各种各样的音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环境音在使用。
    (二)更积极的主人公
    为什么《三峡好人》比“故乡三部曲”,《世界》更打动我呢,是因为这些影片的书写对象同样是社会的底层、边缘人物。但前面的电影中,那些主人公就像脱离了人类社会种种塑造性关系的茫然动物,他们永远处在被动,等待的状态,我们看不到他们更想要什么,更渴望什么。似乎他们没有这些。
    而在《三峡好人》中,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主人公不再是无助无力无望的消极典型,两人面对生活的苦难或尴尬,皆坚强地选择了尊严。韩三明在故事的结尾决定回山西辛苦工作以挣3万块钱为16年前买来的妻子赎身,而赵涛扮演的沈红则在一支舞后告诉丈夫,自己有了别人。她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恋情,没有哭泣,也没有谴责。内心或许难过,但外表显现的却是平静的决断。用贾樟柯自己的话来说,片中的主人公是有行动力的人,他们怀着希望之心,他们都要寻他们的幸福。相对于那种“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的状态,这或许是更值得我们提倡的人生态度。
    (三)一点或许是苛求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