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10⽉之前，阮齐林在安徽省霍⼭县修⽔坝，张建⽥在东南沿海的军营⾥站岗，邓标伦在岭南⼤⼭⾥挥锤打⽯，邓⽂定是南昌电⼦管⼚的车间主任，袁其国在宁夏平吉堡国营农场摇动着电影放映机，王云海则蜷伏在华北平原的绿野⾥，眼前是⼀望⽆际的苞⽶地。
他们年龄悬殊，彼此没有交集。
1978年10⽉，他们从中国的22个省区来到重庆，成为西南政法学院78级学⽣。
在4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有⼈⽤川⾳朗诵李⽩出蜀时的名句“仰天⼤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引得哄堂⼤笑。
40年过去，他们中间⾼密度地出现⾼级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与知名的学者，甚⾄还有国家领导⼈。
著名法学家朱苏⼒曾经开出⼀张国内法学学者“⼤名单”，近乎⼀半出⾝西政，其中78级⼜居⾸位；在司法界，有⼀⼤批西政78级毕业⽣⾝居要职；西政78级被媒体称作是中国的“法界黄埔”，是“不可复制的神话”。
西南政法⼤学78级留影。
“七⼋现象”也并⾮在司法领域内独有。北京⼤学77级中⽂系出现了⼀批深刻影响中国传媒领域的总编辑与名记者；北京电影学院78级导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共同构成了“第五代导演”的体；华南理⼯⼤学78级⽆线班的李东⽣、黄宏⽣、陈伟荣分别创办了TCL、创维和康佳三家彩电巨头，⼀度占有全国市场的40%……
不是每⼀代⼈都可与“⼤时代”紧密相连。77级、78级体作为⼤变⾰开端的产物，他们是从2000万适龄考⽣中⾛出来的67.2万⼈，他们普遍有过底层的⽣活经历，见证了中国社会与个体命运的巨变，反思过深信不疑的教条，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他们的青春在变动中度过，⾝上总有光阴迟暮的紧迫。
歌乐年华
2016年11⽉20⽇，北京下了⼊冬的第⼀场雪，张建⽥在书房⾥校订完了他的回忆录——《歌乐年华》。这部追忆西政七⼋级往事的书稿耗费他4年时间，共55万字。
4年前，他从中央军委法制局退休，卸下了肩上的⼤校军衔，开始着⼿他的“⼈⽣三部曲”写作，《歌乐年华》是第⼆部，也是最核⼼的⼀部。4年来，他得到了西政七⼋级⼗余位同学的⽀持，写信或送资料，悉数保留了数百张⽼照⽚。2016年5⽉，张建⽥返回⽼校区收集资料，当年⼿植的绿化树已有参天之意，只是校道上⼈迹稀少，西政的⼤部分师⽣已经搬到了条件更好的新校区了。
体育馆被荒围，球场边的坐椅也掉漆散架，未变的还是当年的阅览室，只是课桌落满了灰尘，张建⽥欲推门⽽⼊，却被⼀把⼤锁挡住。
1983年，西南政法⼤学的校门⼝。
1978年10⽉，从全国各地赶来报到的学⽣汇集在西南政法学院的校门⼝，校门上是郭沫若⼿书的“西南政法学院”的⼤字，由⼏根钢筋，半个圆弧给撑了起来。
校园内的东⼭⼤楼是教学楼，是宿舍、还是⾷堂。⽼⿏在破败的门窗间穿⾏，⼤楼周边都还是⼟路，⼀到重庆漫长的⾬季，学⽣们就穿⾬鞋趟过⼀道道泥浆，并互相打趣，真是“稀烂政法学院”。
“稀烂”得以保留，并不容易。
1971年，全国的政法学院⾯临着裁撤。⼏位西政⽼先⽣出于护校冒险给中央写信，2年后，最⾼⼈民法院下达了西政“⼈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的通知。同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学前⾝）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裁
员不动”、“校产物资不动”、“图书不动”的通知。同期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学前⾝）等其他4所政法院校均被裁撤。
1978年2⽉，国务院决定将西政列⼊司法部所属全国5所政法院校中惟⼀⼀所重点⼤学。并被批准提前于其他政法院校⼀年恢复招⽣。
1978年，全国法科专业招⽣729⼈，西南政法学院就有423⼈，占⼀半有余。“惟⼀”、“重点”、“最早”、“⼀半有余”的光环让西政78级得以鹤⽴鸡，伴随长久的先机与荣耀。
⼤学复课，从狱中返回讲台上的教师们不仅⽤功教学，对学⽣也是格外体贴，每年暑假前的考试，⽼师们发完⼀张试卷，就在卷⼦前摆上⼀个放有冰棍的⼩碗，让学⽣缓解考题与⾼温的煎熬。
1978年，西政的馆藏法学类图书在全国政法院校中是头名。⾯对知识饥渴的学⽣，图书馆全⾯开放，本科⽣借中⽂书⼀次20本，外⽂书⼀次5本，研究⽣借书不限量。于是就出现⼀个79级的研究⽣挑着⼤箩筐去图书馆借书的景象。
在图书馆晨曦诵读，回宿舍挑灯夜战，对这些来⾃底层的“骄⼦”们，是习以为常的事。这既有他们先天不⾜的知识饥渴，也有勇猛精进的⾃我期许，还有今天⼈们⽆法想象的家庭与社会的重托。
1980年，诗⼈顾城为成长于变动中这⼀代⼈写下了那⾸著名的诗篇：“⿊夜给了我⿊⾊的眼睛，我却⽤它来寻光明。”质疑与思辨使得这代⼈成为⼋⼗年代思想解放的青年引领者。
东⼭⼤楼通往⾷堂的⼟路边有⼀排墙壁报，学⽣们在这⾥辩论，张贴表达⾃⼰观点的⼤字报。从“林彪
、江青反⾰命集团案”开始，到对雷锋精神的反思，再到全国性的⼈⽣观⼤讨论，《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为潘晓的⽂章《⼈⽣的路啊，怎么越⾛越窄》。他们兴之所⾄，甚⾄徒步⾛到重庆的解放碑，在⼈流中振臂⾼呼，⼤谈“中国向何处去”。
张建⽥回忆，“虽说是法科学⽣，当时我们却⽆法可学，⽆法可论。毕竟到1979年，中国也只有7部法律，我们是和新法⼀起成长的。”
1981年，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西政的学⽣们⼜多了⼀个⼤议题。这⼀年，琼瑶的《窗外》和《在⽔⼀⽅》风⾏⼤陆。新法中将离婚的必要条件改为双⽅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效，“爱情是婚姻的灵魂”不仅仅只在琼瑶电影⾥显得崇⾼了。
著名的法律⽂化学者梁治平对搜狐号《后窗》说，“西南政法学院是破败⽽狭⼩的，但却保有开放、⾃由和平等的精神，⽆愧于⼤学之名。”
“新⽣活”
张建⽥到了1978年10⽉13⽇学校制作的《1978级本科学员名册》，其中对新⽣的类别有详细的统计：留城青年10⼈，军⼈15⼈，应届⾼中⽣46⼈，基层⼲部59⼈，⼯⼈144⼈，知青则超过⼀半的⽐重，达到了229⼈。
今天，西政78级学⽣中产⽣了22位副部级以上官员，100余位厅局级以上⼲部，100余位教授与学者，还有100余位著名律师与商界⼈⼠。田壮壮
显然，⾼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张建⽥的⽗亲是南下⼲部，凭军功在福建⼭区的县城⾥做法院院长，张建⽥出⽣时，家庭条件尚且不错。
到了1966年，张⽗被打进了⽜棚，全家就只有母亲⼀份收⼊，张家地位⼀落千丈，他的⼤以“⼯农兵学员”的⾝份上了⼤学，但代价是与家庭划清界限。
作为长⼦，张建⽥⽩天要挣10个⼯分养家，夜⾥还要给⽜棚中的⽗亲送饭，写检查。他想复制的轨迹，1974年下乡，却没有碰上学员指标，劳动局⼜命令他当上了造纸⼯⼈。直到1976年底，他被征兵办带⾛从军。
到了部队，他听说全团仅有⼀个⾼考指标，列兵不能参考。他的年龄却到了22岁。当他的得知获得指标的⼠兵准备弃考时，他跑到团机关的政治处，把政治处主任堵在门⼝，死缠烂打才争取到这个破格考试的机会。
对于西政七⼋级⽽⾔，超过半数的知青，阮齐林就是其中之⼀。
对于西政七⼋级⽽⾔，超过半数的知青，阮齐林就是其中之⼀。
阮⽗在当年是⾼级知识分⼦了，1953年毕业于北京⼤学图书馆系。1968年，阮⽗因⽆法忍受⽂⾰的迫害⽽⾃杀。
在上⼭下乡的背景下，阮齐林的哥哥留城，弟弟就必须要下乡去当知青。1975年，阮齐林勉强⾼中毕业，他要到安徽省的霍⼭县下乡。
农村确实⼴阔，年轻⼈下到⽥地⾥就不见了。阮齐林要负责改善⼟地肥⼒，他的⽥地在⼭头，坡⾼路远。农家的粪桶⾼，阮齐林个⼦矮⼩，⼜不会换肩，只能直挺挺的扛上⼭头。农闲时分，他还跟着⼤队去背⽯头，修⽔坝。
1978年⾼考，张建⽥凭借替⽗写检查的3年功底，政治考了93分。历史考试⼜遇到了孟良崮战役，他的⽗亲就在此役中⽴下战功。他特别熟悉，先引⽤了⼀段⽑主席语录，随后就滔滔不绝。
不过，张建⽥把作⽂缩写看成了“改写”，出考场时，幡然醒悟，⼏乎要昏厥。
也有考题正中下怀的。
1966年春，肖复兴就收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他却被召唤去往北⼤荒。1978年，年纪压线的肖复兴永远记得中戏⾸试的考题，《重逢》。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计划5个系招120 ⼈，但前来表演系报名的考⽣就近万⼈，竞争激烈。初试是分析影⽚《英雄⼉⼥》，30分钟后，考⽣⽥壮壮就交卷离场了，因为他的⽗亲⽥⽅是该⽚的主⾓。
1978年，全国610万考⽣只有40.2万⼈得以进⼊⼤学，其中年纪最⼩的只有12岁，叫张亚勤。40年后，他成为百度公司的总裁。
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张建⽥还记得⽗亲打电话时的哽咽；阮齐林是那辆挤满考⽣的卡车上唯⼀的幸运⼉，只是通知书到家时，阮齐林母亲的遗像已经挂上了墙头。
阮齐林在开学前⼣到了三个好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他们给这张照⽚取名为“新⽣活”。
阮齐林与好友的合影留念。
四⼈中，三⼈都上了⼤学，⽇后也各有成就。只有杨志太过了重点线4分，却没有被录⾛。⼗⼏年后，杨志太所在的⼯⼚倒闭了，他就在当地的⼩区做了多年的保安。
张建⽥家的⼤学故事也还没有结束，张家兄妹7⼈中前后有6⼈上了⼤学，张建⽥说，这倒不是因为张家⼈聪明，因为这是⾛出⼤⼭的唯⼀出路。
六弟⼀直在复读⾼三，第5次⾼考，因为压⼒太⼤，昏倒在考场上，⽗亲⽤担架把他抬出来，要他弃考。张建⽥从重庆发电报回家：再考不上，我就拿回来毙你。
第六次，六弟考上了南京林学院。90年代，他技术移民⾄加拿⼤，在枫叶之国，他已经是⼩有名⽓的林业专家。
“我曾领略⼀种⾼尚的情怀，这是我的烦恼”
1982年春夏两季，77级、78级接连毕业，在⼈才断档⼗余年之后，国家百废待兴，国家提出⼲部队伍年轻化。社会对这两级学⽣翘⾸以待，就有了“77⾦、78银”美誉。
今天，在中国的各⾏各业中，这两级学⽣⾥诞⽣的中坚与栋梁，不计其数。
西政78级的分配名单显⽰：1982年夏天，163⼈进⼊中央机关22个部门及其下属单位，191⼈分配到26个省、直辖市、⾃治区，35⼈继续读研深造。从区域看，去往北京与⼴东省的最多，达到了130余⼈。
阮齐林从西南政法⼤学毕业时的学位证书。
张建⽥的毕业证书。
阮齐林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学）的研究⽣，户⼝也迁到了北京。1957年，阮齐林就出⽣在这⾥，他随⽗迁到安徽省安庆市，⼜从城市户⼝迁到了霍⼭县的农村公社，最后因为⾼考的缘故，⼜重新回到北京。
作为中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阮齐林不仅仅只是书斋中的学者。1996年开始，他就是《今⽇说法》的普法嘉宾。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西政七⼋级的学者中同样是普遍的。近期，他从刑法的⽴场为“案”写普法⽂章，为“刺死辱母者”鸣不平，刑法领域的诸多困境令他尤为烦恼。
1982年，⼀个军队的调令让张建⽥错失了最⾼检提供的职位，他回到了原部队当了排长。张建⽥从法理出发，发表了名为《部队还需不需要我们》的⽂章，这引起了军委的注意，⽂章甚⾄推动了军队的⾼考改⾰，他也被调⼊北京，在中央军委法制局任职，成为中国军事法研究的开拓者之⼀。
中央军委法制局正师级法制员张建⽥。孙俊彬摄
现在，张建⽥开始了下⼀部回忆录的写作，他希望能够体现出中国在军事法领域的发展脉络。张建⽥对说：“1979年，中国只有7部法律，现在有257部法律，⼏乎涵盖了所有领域，40年来的中国法治⾛的每⼀步，都可以看到西政78级的脚印。”
《歌乐年华：献给西南政法⼤学》张建⽥著
⼀些晚辈觉得他写回忆录不过是上了年纪爱回忆旧事罢了。张建⽥不认同，他觉得那⼀代⼈的精神与风貌是有传播价值的，是可⼀⽽不可再的。
退休后，他经常到⾼校给⼤学⽣上军事法的课程，他特别反感当今⼤学⾥弥漫着“利⼰主义”的⽓息，他说，“学⽣请我吃饭，⼀定是有事相求。他们当学⽣⼲部，⼊党，都有很明确的计算，他们把时间花在考证上，却不读书，不关⼼国家⼤事。我怎么说，他们都不理解，真是烦恼！”
正像歌德诗云：“我曾领略⼀种⾼尚的情怀，我⾄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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