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传序》　
一、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祖籍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郑氏田荻杆画地教他误字读书。二十四岁（仁宗天圣八年）考取进士，先后在地方和朝廷任职，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早年在政治上支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旗帜鲜明，曾就范仲淹被黜事件，上书斥责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不敢主持正义，因而遭到排挤和打击。晚年思想渐趋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卒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中叶的文坛领袖，诗新运动的倡导人，坚决反对“论卑气弱”的时文和风靡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嘉祜二年（1057年）他主持礼部考试，凡考生“为险怪奇涩之文”的一律不予录取，从此文风得到扭转。他曾大力提拔和奖掖后进，著名的古文家苏洵父子、曾巩、王安石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又一个全盛时期。
他在散文、诗词创作和史传编写、诗文评论方面都有相当高的成就，而以散文的成就最高。
他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方向，强调“道”（内定）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在创作实践方面，他努力按照韩愈“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的主张去做，形成平易晓畅、委婉多姿的独特风格。他的诗歌一反“西昆派”空洞无物、一味追求形式的浮艳之风，重新回到杜甫、白居易的反映现实、平实朴素的路子上来，其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则开了宋诗的新风。词集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风格和五代的冯延巳相近，多写文人学士的闲情逸致和男女相思、伤春离别的题材，此外，其中一些描写自然风景的小词，清丽可爱。
欧阳修学识渊博，勤于写作，自称作品多在“马上、枕上、厕上”写成。除诗词文创作外，他还编撰了《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同宋祁等合修《新唐书》，对于金石考古也很有研究，所著《集古录》详细考证了周汉以来金石书画断简残编。他的《六一诗话》查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第一部诗话。《归田录》记载了宋初以来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们的遗闻轶事，也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著有《欧阳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注：其中的著作均用图像表示出来）
二、背景资料
●《新五代史》“发论必以‘呜呼’”
发论必以“呜呼”是《新五代史》的特点，这篇《伶官传序》也不
例外。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五代之事可取，故多用亡。有这么一个故事（制图：《垂询》）：
宋仁宗：荆公（即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
明道资料王安石：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
《东皋杂志》的作者对此这样评价：“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题。”这个说法固然有些主观，但其认为五代之事可叹，故多用“呜呼”，这是搔到了痒处的，但却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
二是同欧阳修的时代及其态度和遭遇有关。
《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载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中有云：“先公……自撰
《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乱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投图：清明上河图）。然而紧接着，统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到了仁宋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人为首的农民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投图：荒、农民起义图、外敌入侵图）。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弊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边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投图：庆历革新图）。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投书封面图又“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欧阳修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通过对五代政治与历史人物的记述、描写和批判（出示一些相关图片），表现了他对北宋王朝的忧虑和对当时弊政及当权派的不满。它以“呜呼”开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寓有无穷的感慨的。
●《伶官传序》在“序跋类”中的地位
在“序跋类”古文中，《新五代史》里的一些序，是和《史记》里的《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
、《秦楚之际月表序》等同样著名的（投图：《史记》著作及相关篇目名称）。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投图：书名和著中原文（红线标出））其中的《伶官传序》，明代古文家茅坤推为“千年绝调”（赞词用大手笔书法出现于画面之中），虽然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叹，情韵绵远，确乎得《史记》神髓而不袭其貌。
这篇既是中评，又是针对北宋的现实而发的政论文，它作为《伶官传》（出示著作投影）前的短序，旨在说明写《伶官传》的意图。很明显，有关伶官的事实，自然应该写在传里。事实上，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任其败政乱国的史实，正是写进了《伶官传》里的。那么，既要写明作传意图，又要避免和传文重复，就难免概念化。欧阳修的这篇短序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传文重复，又说明了作传意图，而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毫无概念化的毛病。
●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故事
唐朝末年，在中国北方，有一个沙陀族的首领，名叫，因为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为晋王。晋王临死的时候，把儿子李存勖叫到床前，取出三支箭交给儿子，要
他去消灭梁、燕和契丹等仇敌。李存勖哭着接受了遗命，把箭放在祖庙里（制图：庄宗受命图）。
李存勖继位为晋王，训练士卒整顿军纪，经过四年努力，灭燕，活捉了燕王刘宋光父子，又过了十一年的连年征战，他最后亲自带兵攻破梁的国都开封，梁末帝命令部将杀死自己，梁亡。契丹也被驱逐出境。每次征战前，李存勖总是先叫他的属官用猪羊各一头到祖庙祭告先人，然后把箭请出来，用锦袋子装好，背在身上在前边开路，等打了败仗，把箭再藏在祖庙里。他经过十五年的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国号为唐，这就是历史上的“后唐”庄宗。（制：金戈铁马图）
称帝后的庄宗亲信宦官和伶官。他年幼就喜欢演戏。当皇帝后仍然涂粉墨，和优伶同演。他的浑号叫“李天下”。有一次他演戏，他向着四面大声呼喊“李天下、李天下”，有一个伶人叫敬新磨的上去打了他一个嘴巴，大家都很惊骇，庄宗也变了颜。伶人们抓住敬新磨质问：“为什么打皇上？”敬新磨说：“理（李）天下的人只有一个，怎么叫两个。”庄宗挨了打，还很高兴，重重的赏赐了这个敬新磨。又有一次，庄宗穿上刘叟（庄宗妻子刘皇后之父，号刘山人。富贵之前卖药算卦为生。）常穿的那种衣服，背着药袋和药书，并叫他的
大儿子拿着破帽子跟在后边，直接走到刘皇后的卧室，学着刘山人的口气说：“刘山人来看他闺女了。”对此刘皇后很生气，打了他儿子一顿，并且把他撵走。一时，宫中把此事作为笑话来取乐。原来，刘皇后其时正与其他贵妃争宠，常为自己身世低贱感到羞耻。因此，特别忌讳这个隐私被人揭穿。
后唐伶官的权力特大。据史载，他们出宫廷，侮辱和戏弄朝臣，为所欲为。臣愤恨，不敢出气。其中最受宠信的伶官名叫景进，专替庄宗探听宫外事情。每逢他向皇帝奏事，左右都得退出，国家大事，军事机密，他都得参与决定。一些朝臣和四方边疆大臣，都争着送贿赂给伶官。只要伶官说了好话，做官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庄宗任用贪官污吏，信任宦官、伶官，臣之间互相猜忌，怒声载道，众叛亲离。先是军人皇甫晖句结党羽作乱，庄宗派李嗣去平乱，军人又拥立李嗣源反抗庄宗。庄宗从洛阳往东走，想进入开封。走到万胜镇，听说李嗣源已占据开封，庄宗神颓丧，登高叹息说：“我不行了！”下令把军队开回去，一路上士兵叛逃，失散了一半。李存勖到洛阳石桥西，摆了酒悲痛地哭泣，诸将百余人相对号泣，都截断头发，誓死以报。庄宗回到洛阳，这时伶人郭从谦，乘机作乱，庄宗率兵抵御，被乱箭射死。
一、作家作品。
本文选自《新五代史·伶官传》，作者北宋欧阳修。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称六一居士，死后追赠为太师，谥文忠。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他反对北宋初年追求形式的靡丽文风，强调内容重于形式，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言文”。而文章想写得好，即要道胜文致，也就是说要道德修养好。只有道德修养好的人文章才会达到高的境界。欧阳修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与宋祁合写的作品是《新唐书》。
二、文体知识。
这篇文章是为《新五代史·伶官》一文写的序，宋初宰相薛居正监修一部《五代史》，为《旧五代史》，《旧五代史》文体卑弱，叙述或失之于烦冗。《新五代史》是欧阳修自撰的，文章远初旧五代史之上，欧阳修又仿照《史记》设《刺客列传》，《滑稽列传》，《义儿传》，《伶官传》等，伶官是宫中的东工和扮演杂剧的艺人，后唐庄宗李存勖爱好音律，庞用伶人，使得财政乱国，故欧阳修特立《伶官传》。欧阳修为此做序，以庄宗的
史实展开论述，以总结历史经验，警世未来。序，是实用性文体，它可是记叙性的，也可以是议论性的，本文属于史论。
三、主旨。
本文阐述了盛衰取决于人事，不取决于天命，文中通过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政权的盛衰，论证了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和“满招损，谦得益，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都为人“事”上的成败之道。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封建王朝的兴亡盛衰不在天命而在人事，这里的人事主要是指人的主观努力。
四、层次段落。
全文三段，紧扣盛衰两字展开议论。
第一段高层建瓴的提出自己观点，说明一个国家的盛衰归根结底是由人事决定的，而且指出这可以由庄宗的“得天下”与“失之者”的事实中得到印证。
第二段用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又“失天下”的历史事实和正反对比的议论归结出江山难得而易失，成败全取决于人事的道理。这第二又分两个层次。第一层从开头到及“凯旋而纳之”。记叙庄宗接受父命，忍辱负重，为国忧劳，胜利凯旋而归得天下的事实，证明事在人为。第二层由此发出议论，从“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到这段的结尾。写庄宗得天下时意气昂扬，所向无敌；失天下时“士卒离散，不知所归”，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得出结论：“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第三段是最后一段。转入精辟的阐释，阐明人事的含义，前面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国家的兴亡盛衰确实不在天命，而在人事，那么人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这要重点进行分析，作者对此的分析既是总结，又是对现实状况的警世，他先引入《尚书》上的警句“满招损，谦得益”作论据，然后顺理成章地分析出由于庄宗的历史事实说明的道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逸豫包藏着祸患。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日常不注意这些细微小事，沉溺于自己所偏爱的事物，灾祸就会到来了。而这作为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也不仅仅表现在伶人这一件事上，至此作者写文警世人的目的也就完成了。
五、写作特点。
一、论点鲜明。本文开篇即提出中心论点，而且满怀激情，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二、论据确凿，论据非常有力。第一种论据就是用历史事实做论据，文中第二段用大段篇幅写了后唐庄宗怎样接过晋王临终的三矢及所嘱，如何把矢藏于庙而又取出，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如何凯旋而纳之，报了梁之大仇，“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然后又写出如何“仓皇东出，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样一个由盛而很快又衰败的历史事实。作者紧紧扣题，发出议论，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了作者的论点。第二种论据就是理论论据，主要举出《尚书》上的名言“满招损，谦得益”做理论根据，然后作者据此阐发自己的看法，很自然的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是“自然之理也”。说明庄宗之事就是例证，所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发出了警世之语，论据简洁有力，确凿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