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侗主静思想及对朱熹早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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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16期
        摘要：李侗是朱子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位老师，在他的教导下，朱子实现了从泛滥无归到进入道学轨道的思想转折。《延平答问》是李、朱之间论学的重要书信集，是研究李侗主静思想及对朱子影响的关键文献资料。李侗顺着“为何主静”“如何主静”“主静何为”的问题意识，构建了一整套以向内直觉体验为特质的静坐修养工夫论。由于在思考方式和学术性格上与老师有所不同，朱子对主静思想进行了吸收转化、批判创新，并在老师去世之后，进一步探索出了新的诠释路径。主静思想对朱子的影响不可小觑，不仅对朱熹在静坐工夫上的思考大有裨益，也促使其在40岁确立“中和新说”之后进入了构筑理学思想体系的新阶段。
        关键词：李侗;静坐;中和;朱子
        中图分类号：B244.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6-0169-04
        李侗是朱子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位老师，他对朱子思想中许多核心概念的形成及其能够最终归于二程道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李侗一生著作绝少，故由朱子辑录的师弟子间问学往来的书信集《延平答问》就成为了后世学者研究李侗思想及对朱子影响的关键文献。
        学界目前的研究虽然普遍承认朱子受到了李侗主静思想的启发，然对主静思想本身逻辑思路的厘清，以及主静在何种程度上对朱子产生影响探讨较少且不够明晰。本文试图通过对主静思想的解读，以及李侗对朱熹的引导，来阐明主静思想的问题意识，进而剖析主静思想对朱子的影响程度。深入理解李侗主静思想，对于理解青年朱熹为学路径的转变及理论境界的升华具有重要意义。
        一、静近中和、静看未发：主静思想提出的原因及可能性
        主静思想首先是围绕着《中庸》提出的“中和”命题而展开的：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
        这是说当人的意识尚未萌动之时，包括喜怒哀乐在内的所有情感处于一种内在的和谐有序状态，叫做“中”;而当情感自然发用流行出来后，假如所表现出来是合理（礼）的，这就叫做“和”。然而情之所发不偏不倚，合理有序的状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的情感要么隐忍不发，过于压抑克制;要么如江河决堤，暴喜暴忧。因此，李侗论证主静思想的目的就在于为达到“中和”状态提供一种合适的修养工夫。
        其实，围绕“中和”及其修养工夫路径问题，理学各派思想家早就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从周濂溪《太极图说》的“主静”思想到二程的“主敬”思想，再到程颐与其门人之间多次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其中涉及的“涵养”“用敬”等存养工夫乃是李侗主静思想的源头[2]。到了道南学派的杨时处则把思想的关注点集中在“未发之际”：
        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非言论所及也。[3]
        杨时认为，要体认“道心之微”，“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是一个很好的著力点，因为此时没有主观情感和接应外物时的私欲干扰，最能够真切地体认“道心”真诚无伪的状态。验证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则道理自现，无需多言。杨时的这种观点经罗从彦一路传给了李侗，李侗也认为把握《中庸》的关键在于对“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的认真体会，他说：
        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4]351
        李侗认为，对《中庸》的真正感悟绝不是对文本的单纯记诵，而必须抓住“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主旨，并落实到身心上来加以认真体会，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在对待任何事物时都保持平和的心态，真正达到“中和”的境界。李侗又以此引导朱熹，如说：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5]51
        可以看出，李侗之所以强调主静，是因为他认为“静”时最接近中和气象，人只要时刻保持一种“静”的状态，就会为达到“中和”提供一种可能性，则处事应物时自然左右逢源。因此，他一生都致力于在静中体悟中和气象，即由向内体验所达成的稳定心理状态。
        总之，主静思想是李侗以《中庸》为媒介，为达到“中和”的理想状态而提出的修养工夫论。黄宗羲说：“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6]这说明道南学派主要继承了程颢的向内体验路径，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修养工夫论体系，此亦为这一阶段理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
        二、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落实主静思想的具体方法
        那么，如何使身心保持“静”的状态以达到为学修养的最佳效果呢？李侗认为，具体的操作方法就在于通过静坐来收敛身心，体认天理。他说：
        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7]
        李侗认为，过多的理论阐发对为学修养并无助益，学者应排除杂念，专心静坐，如此自然能够澄澈心灵，体认天理。这里李侗提出了一种向内反观以使身心保持中和状态以逐渐体悟天理、修养身心的方法。
明道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李侗把静坐看成是体认天理的必然路径，这就是将“未发”抬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同时也使静坐工夫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李侗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属“性”，又认为“性”即是“理”，故静坐体验未发前气象就是回归“性”，也就是体悟“理”。
        作为大本达道的“理”是人之“性”的终极依据，“天理”落实在人身上就是“性”。反过来，要体悟“理”就必须仍从人身上去推寻，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现实中的人总是受情欲的干扰，而不能使“性”完全显现出来，唯有在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才能保持“性”不受遮蔽的状
态，要想求知“理”就必须于未发处用力，方能见得大本达道。因此李侗又说：
        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见其效。若欲于此进步，须把断诸路头，静坐默识，使之泥滓渐渐削去方可[4]332-333。也就是说，静坐工夫对于学者廓清渣滓，见得圣贤本意是有特殊促进作用的。静坐可以帮助人们摒除私欲，断除思绪扰攘，集中精力，只有这样方能明理见性，否则读圣贤书也只是作一场话说，毫无裨益。
        此外，李侗在与朱子探讨孟子夜气一章时，也显露了类似的思想。由于静坐工夫必然与调息息念相关，体验未发也必定与养心养气相关联[8]。因此他把夜气说和静坐存养工夫联系起来，认为人在夜间不再处事应物时，身心都相对保持寂静状态，此正是体认未发，涵养夜气，修炼身心的好时机。
        总之，李侗不仅认为静坐是主静的关键修养方法，还希冀通过在经典解读中渗透静坐涵养思想以使弟子朱熹能够进入这一轨道。
        三、冰解冻释、洒落气象：主静思想要达到的精神境界
        “体验未发气象”的目的究竟是要达到一种怎样的“气象”？换句话说，主静最终要实现怎
样的精神境界呢？李侗晚年曾感慨说：
        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虽间能窥测一二，竞未有洒落处。以此兀坐，殊愦愦不快。[4]321
        李侗一生求道心切，但直到晚年仍觉于“洒落处”有所欠缺，徒然静坐，郁郁不快。其实，这里提到的“洒落处”就是指主静所追求的豁然贯通的心灵感受，保持这种状态就会外在显发为一种精神气质，也就是所谓的“气象”。实际上，李侗是吸收了孟子的养气说，认为内在精神或德性修养往往通过“气象”表现出来，并将此观点与未发体验相结合形成了以追求“洒落气象”为最高目标的修养境界说。
        如果向前追溯，“洒落气象”最早来源于黄庭坚对周敦颐人品风骨的赞美：“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9]黄庭坚用“光风霁月”一词来形容周敦洒落的人品和心胸，从此“光风霁月”就成了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人开阔的胸襟和心地。李侗对濂溪之精神风骨颇为敬仰和推崇，认为所谓“洒落气象”即是“有道者气象”。“洒落气象”意味着学者已将所读圣贤章句化为自身内在生命的成长，因此，追求“洒落气象”也就是一个不断变化气质的过程。
        那么，“洒落气象”在具体的容貌举止上有何外在表现？这个问题李侗没有更为详细的描绘，但从朱子对李先生神态气质的形容中，可见其大略：
        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温言厉，神定气和……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4]351-352
        可见，李侗静坐并不是坐枯木禅，而是要追求一种身心完粹，神定气和的儒者风度，这样在处事应物时才能够冰解冻释，截然不可侵犯。可见“静坐”与“日用处下工夫”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贯通的。
        总之，李侗追求的“洒落气象”就是一种不偏不倚、洒脱超然的儒者气象，这不仅是主静要达到的目的，亦成为后来道学家所追求的至高修养境界。
        四、朱子对主静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朱子对李侗在主静工夫上的教导自有其消化与反思，他虽然肯定静坐工夫确有收敛身心的效用，也同意静坐“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10]，但同时认为李先生有些过偏，担心一味讲求“静坐”最终会变得和“坐禅”一样。不能否认，道南一脉的静坐法门在形式上类似
禅宗之参话头[11]，朱子的批判不可谓不准确。
        朱子之所以会如此质疑，其背后的根本分歧在于：李侗轻视理论阐发，而重视内向体验。而朱子则生性喜好章句，特别看重格物穷理的方法。也就是说，李侗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心学倾向，而朱子并不完全赞同。因此，朱子的态度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有所吸收，在反思的前提下有所创新。
        一方面，他说：
        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5]37
        无论是程颢还是李侗都强调静坐，可见静坐在儒家修养工夫中的重要地位，朱子充分肯定了静坐对于收敛身心的积极作用，这是朱熹继承李侗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朱子又认为，把静坐当成省事借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静坐工夫要警惕向“坐禅”和荒废读书的倾向滑落，并认为通过读书理会得道理通透，自然就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