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文论
第一节 儒家的文学思想
1、孔子文学思想；
2、孟子文学思想；
3、荀子文学思想；
4、先秦儒家文学思想及其影响。
先秦文论的总特点和重要意义
所谓“先秦”，指的是中国秦王朝（前221~前206）以前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是：由于当时先民们的“文学”观念并不是很清楚，还和历史、哲学、政治等学术文化含混在一起，笼统地称为“文”，因此论述文学、批评文学的著作也较为模糊和
宽泛。即使是专门论述“诗”的资料，也和后世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诗论不尽相同，那时的人们对于“诗”，更多地还是从大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的。因此可以说，所谓先秦文论，往往都是广义的文论。
先秦的文学观念
文史哲不分
诗乐舞合一
没有明确科学的文学观念
先秦“诗言志”的提出
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说：
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主要文艺思想有三个方面：1、诗歌（文艺）的教育作用。
舜要求夔用音乐来教化自己的子弟，使他们的品行和德操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舜所指之乐，是正统之声，是王室之声，其内容必须符合礼教规范。
2、“诗言志” 顾名思义，“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志的。这概括了诗歌基本特点，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言志”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之石，朱自清称之为“开山的纲领”；
3、诗乐舞三位一体 《尧典》并提到了原始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
诗言志
“诗言志”是先秦时代对文艺本质的一个基本认识。
诗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
先秦人对“志”的理解比较狭隘，主要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赋诗言志。
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战国中期后“志”的含义逐渐扩大，“志”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重视。
明道资料 “诗言志”说的实质，是把文艺看作是人的心灵的表现，由此基本确立了中国文艺的民族特点，与西方古代把文艺看作是对现实的摹仿和再现迥然不同。
由于对“志”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以及相应的文学倾向的影响，“诗言志”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支派：
（1）重志：要求诗歌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志，指规范性的情，要合乎礼义道德。
如，孔子提出“思无邪”，《诗大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温柔敦厚”等等；唐韩愈、柳宗元、元白等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宋代朱熹等理学家的相关理论等。这一派的观点违背了艺术规律，片面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严重窒息了文学的发展，影响也不大。
（2）重情：强调诗歌对于抒发个体情感的作用。
陆机《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纬文”，萧刚《答张赞谢示集书》曰：“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等等。重情理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文学的
社会性、客观性及其教育作用，因而对文学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是对诗言志理论的片面发展。但同时，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贡献较大。
（2）情志并重。从批评史的角度来看，“诗言志”理论的主流是情志并重。近人闻一多先生曾从分析字形入手，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并进一步阐述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
唐代孔颖达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孔颖达的理论使情志并举在理论上得以确立，这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体认已趋于成熟。此外，刘勰、钟嵘、白居易、叶夑、王夫子等人都是主张情志并举的。这一认识既强调了诗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重视了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文学思想
儒家文学思想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艺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注文艺的根本性质、文艺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文艺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等等问题。
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以孔子、孟子的文艺观为代表，此外，还有荀子的文艺思想。
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的文论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其重点，是谈论文艺和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关系。孔子的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并且也能很好地服务。他这种文艺思想，被儒家后学们概括发挥成“诗教”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种功利性的诗学观、文艺观，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论影响至深，可以说一直波及到今天。
孔子主“仁”，重“礼”，崇“乐”，尚“中和之美”。孔子“思无邪”、“尽善尽美”、“文质彬彬”、“兴观怨”等文艺观念，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1、文艺与道德修养：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的基本原则。“兴于诗”。“兴”是兴起之意。修身要先从学诗开始。从学习《诗经》到掌握礼的各种原则规定，就是从具体感性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认识，使自己
立身行事，严格地遵循礼的规定。“成于乐”。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最后的完成，还要通过音乐的陶染。这个“乐”，是浸透了仁的精神的先王之雅乐。
2、文艺与政治外交：孔子对文艺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
（二）文学批评的标准：“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
孔子借此句来概括《诗经》的特征。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 “思无邪”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他赞美《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就是一种“中和”之美。
（三）文学的社会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孔子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肯定。
孔子关于兴、观、、怨的论述，就是如何通过诗歌来表达情志以发挥其社会作用的概括论述，同时可见他对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
“可以兴”：兴，起也。诗可以启发人的意志，可以鼓舞入的奋发向上精神。即要求具有艺术感染力。朱熹注为“感发意志”。孔安国注为“引臂连类”即由此及彼的“触物起情”。从作家讲，即由自然景物或社会某些事物触动了诗入主观之情，然后“形于言”。从读者讲，通过对作品的欣赏而受到感染。 “可以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为“考见得失”。这都是从诗歌反映社会生活和诗歌的认识作用立论的。诗，既然是社会、自然反映的产物，那么从诗中就可以看出“风俗之盛衰”。从诗人创作讲，就是要反映现实的真实：而读诗的人，又是通过作品来认识其社会真实面貌的。可见，“可以观”具有认识作用。“可以”：孔安国注为“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居相互切磋，研究学问，交流思想，和睦相处．说明诗具有团结众和教育众的作用。“可以怨”：孔安国注云“怨刺上政”，朱熹注为“怨而不怒。”即强调诗的批评讽谏作用。事父、事君：是从政治立场出发，强调诗歌要为礼教服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诗歌能给人以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知识性。
（四）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
1、文质彬彬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要求人既具备“仁”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还提出“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孔子主张要文质合一，文质相符。
（五）论雅乐与郑声：孔子提倡雅乐，反对郑声。提出“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雅乐比较中正，郑声不合中正平和之意，不利于道德品质的培养。
“尽善尽美”说：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孔子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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