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 ：
10.19867/jki.writing.2023.04.007
第4期2023年8月No.4Aug.2023
论严平的“非虚构”写作
徐宏任
摘要：随着当今社会文化语境的不断变迁，文艺“多元化”和文学创作的“跨文体”特
文本叙事美学特点。严平以创作主体的在场亲历性和史料调查整理，丰富和深化了中国
现当代微观文学史的内容，又以其诗化语词和女性化叙事美学，弥补了近年来“非虚构”写
作文学价值的不足，突破了国内“非虚构”写作历史的和美学的意义局限，具有较高的研究
价值。
关键词：严平；非虚构；文学史；叙事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43（2023）04-0058-11
自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提出至今，各种版本、各种形式的文学史不断被书写，不仅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也拓宽了文学史的外延。如果将诸多文学史写作划分归类，可以界定为“宏观”与“微观”两种形态。其中，宏观的文学史视野宏阔，涉及面广，但对具象内容史料深入不足；微观的文学史聚焦明确，指向性强，是对宏观文学史的有益补充。作家严平以“非虚构”写作展开“微观文学史”探幽，其作品《遗失的青春记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聚焦书写全面抗战爆发后和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这两个短暂但重要的时间段，讲述涉身其中的人与故事。严平既通过对完备的“人”的树立完成其微观文学史的创作，又以女性审美和多主语叙事结构等特征实现“非虚构”写作的审美性，更突破了全媒体时代“非虚构”写作的局限，形成在历史和美学意义上的突破。
一、文学史书写的微观表达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处于动态中，从杨义、王瑶、钱理、洪子诚的宏观文学史，到李辉、
严平等人的微观文学史，体现了文学史写作伴随时代发展的转向特征，即从文学史观到编纂方法转向，从大文学史向小文学史、史料化转向。“由‘大’而‘小’，直至变‘微’，使得每个人都获得了书写文学史的权利，‘微文学史’在很长时段内，会是文学史书写的常态”。①
直到现在，文学史书写的情形一如陈思和、王晓明当年发起“重写文学史”时所描述的那样，“只作者简介：徐宏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①刘卫东：《4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四次转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要其真正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那就不管你是否自觉到，你必然只能够‘重写’文学史。如果大家
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评价都一模一样，那倒是怪现象了”①。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文学史料的
收集和微观化书写越发成为新的方向。通常来说，宏观指大的方面或总体方面，或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与宏观相对，通常从小的方面观察、根据局部细节去研究把握。“所谓宏观的研究，应是在众多纷繁的现象中，发现其共同的、本质性的要素，探究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勾勒其发展的轮廓与线索。微观研究当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因此，就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还不充分，宏
观研究所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②因此，宏观与微观并非对立存在，而是并行互补的。
有人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仍处在‘很大的不稳定性’状态，在许多问题上
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基本的价值估衡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这一类情况的克服，要靠史料
的发掘、辨别和确定”③。严平等一批优秀的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展史料发掘工作的。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严平对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相关人物的调查走访，形成了《遗失的青春记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对周扬、夏衍、陈荒煤、何其芳、沙汀等人在特殊年代的经历和晚年工作、会议及自述资料的汇总整理，形成了《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和“非虚构”写作，严平融合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特点，使作品兼具了史实性和文学性——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历史学叙述通常较为宏观，起到陈述关键时间点和事件的作用，缺少人文精神与个体张扬；而文学叙述又过于主观，强调作者个人对历史事件的阐释和理解，强调偶然性与个体存在。二者各有长短，严平利用“非虚构”写作，将二者融合，既保证了尊重历史细节真实，又通过个体故事呈现出较强的文本可读性。
严平的作品主要聚焦在这两个时期：一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39年，以陈荒煤等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人物为主体，讲述时年20多岁的青春少年们为追求理想、追寻真理而踏上革命路途的故事；二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讲述十年动乱后思想界拨乱反正，文艺界经历严酷考验的领导者们如何解放思想，带领文艺界走向春天的故事。这两个时间段，在宏大叙事框架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只有寥寥数笔或完全没有提及。实际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都涌向了革
命圣地延安，加入鲁艺或者抗大。茅盾说：“在鲁艺，聚集着全国各省的青年。他们的身世多式多样：有在国内最贵族式的大学将毕业的，也有家景平平、曾在社会混过事的……他
们齐集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服务。”④这些进步
青年中，有的后来成为新中国知识界文艺界的重要构成力量。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对肃清十年动乱错误思想，指导中国文艺界未来的发展建设，起到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其意义重大，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严平对文学史料书写关注的是微观的“人”及其心灵史。“这是一北平大学生的故事。那时他们年轻，年轻的生命充满了激情和浪漫。他们做着那个年龄的人爱做的梦，发表着那个年龄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批判……1937年，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依靠，生死相
恋。”⑤在《遗失的青春记忆》中，严平着力描写了荣高棠、张氏三妹、陈荒煤、程光烈等人物在特殊年代的成长故事，还原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成立后的细节脉络：他们在北平组织起来并离开家园，
①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②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③吴秀明：《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④任文：《永远的鲁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12页。⑤严平：《遗失的青春记忆引言》，《收获》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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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4期舟车劳顿冲破种种风险抵达天津、济南，与方申、庄碧华、郭同震（即后来臭名昭著的大特务谷正文）等人汇合，在黄敬的引荐下见到“七君子”之首的沈钧儒，最终在张道藩（时任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次长）的帮助下获得了演出机会并开展工作。“这个结果在当时带给他们的无疑是胜利的喜悦……这一切，又都为他们后来所经历的坎坷埋下了伏笔。我曾经问过他们，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程光烈说：改名是有点不高兴，但也没觉得什么……关键的是，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打鬼子是第一位的，
谁也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背景。”①在一个个看似偶然的条件促使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被裹挟到
了历史的演进中。很多历史哲学家否定历史进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认为“历史由于某些偶然事件
的出现完全可能变成另一种方式，历史就会发生全然改观。”②似乎受了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出于旁
观者的立场，严平在文中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事情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这种将人和人的命运作为史料写作的角度，是过去的文学史书写中鲜见的。微观文学史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的从现实社会活动中考察的具体的人。随着中国社会发展，
人的主体性地位一步步得到认同，有学者在分析理论时也从中发现了“人学”的重要意义：“从历史发展趋势看，人的现代化过程和物质手段、活动体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致的，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从实际工作看，人的现代化是物质手段、活动
体制现代化的前提。”
③人的思想活动、性格和命运，是构成完整人物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中，有忧郁的陈荒煤、活泼开朗的张瑞芳、乐观果敢的荣高棠、假小子般的管平、天真烂漫的张昕，还有胡述文、方深、程光烈、杨易晨等。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除了演出进步剧目宣传抗日，更要经历战争和贫困等苦难。生死与共中，他们没有放弃对爱的渴望。书写这人错综复杂的情感，使严平作品中的“人”更加生动丰满。严平认为：“爱情是永恒的，即使是再恶劣的环境它也会像山野的花朵，恣意地开放起来。我相信，这感情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一定是鼓舞他们抵御风浪努力前行的力量，
在人事全非的今天，也依然会感动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们。”④作者显然觉得这段历史能够对于当下的
人们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印证了不断书写微观文学史的意义。正如克罗齐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
山野资料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时代的需要和实际。”⑤朱光潜在
阐释这一命题时说：“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
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⑥这样看来，“重写文学
史”至今，各种文学史书写都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目的性：重建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在不断的重写中使现在和未来的人能够清晰洞见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时间点和重大事件及其所包含的意义。正如洪子诚所言：“文学理论，文学史，这些与人的意义、价值、预言、感情、经验有关的论述，必然和更深广的信念密切相连，这些信念涉及个体和社会的本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权力的问题
等等。”
⑦在《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中，严平通过对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陈荒煤、徐觉民、冯牧、巴金这①严平：《1937：悲情与选择》，《收获》2008年第4期。②张践明：《论历史偶然性与“蝴蝶效应”》，《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③袁贵仁：《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④严平：《战争中的“小布尔乔亚”》，《收获》2008年第5期。⑤张广智：《西方史学通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⑥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4页。⑦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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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中国文坛领军人物的描摹，串联起传统文学史作为“事件”出现的内容：1942年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对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三十年代问题、“四条汉子”“两个口号”问题、“夏陈反革命集团”事件、“离经叛道”论、第四次文代会、《太阳和人》（即白桦《苦恋》）的争议，等等。在宏观的文学史书写中，这些事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走向，但对涉身其中的“人”却关注不够。相形之下，微观文学史写作因集中于短时段内的少量人物，便可得心应手地描写人在面对历史变故时的思想及心理变化，进而将完整的“人”树立起来。
严平在时代大变革的背景下近距离地与她所书写的人们接触和交往，让她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对这些人物各自的性格脾气、品行及内心世界的掌握和理解更为透彻。比如，在她书写的这些“书生作吏”的人物中，夏衍“与众不同，始终喜欢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并以知识分子为荣；他
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但也努力地做自己；他绝不苟同，更不会做什么讨好迎合的事情”①。作为
与鲁迅发生过纠葛的“四条汉子”之一，夏衍在历次运动中都遭受了严酷的批判，但他仍秉持着知识分子的傲骨。对于自己的经历，夏衍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得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
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②夏衍晚年写就《懒寻旧梦录》，还为新时期文艺发展尤其是电影
艺
术创作探索了道路。在严平的书写中，夏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倔强的、依据事实说话的、文艺界尊敬的“夏公”和“老头子”。
对其他人物，严平也依据了同样的方式，塑造了个性化的人物形象：青年时“潇洒”“有风度”，从政后忠诚于领袖但思想复杂，运动时期执行路线政策批判亲密战友而后自己亦成为被批判者，新时期反思自我、照顾团结战友的周扬；在延安随军出征创作出《贺龙将军印象记》后离开延安回川，在国统区一边躲避抓捕一边写出著名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解放后被三张调令任命从政，后不想再做行政工作而一心想要写作的沙汀；早年写作出绚丽细腻的诗作《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赴延安后彻底自我改造，在历次运动中真诚地自我批判，晚年仍念念不忘创作《之歌》的何其芳；还有冯牧、徐觉民、陈荒煤、巴金等人，都是严平的叙述中更加完备的“人”的存在，是有热爱、有厌恶、有犹疑、有违心、有自我反思的全面的人。
严平在接受采访时说：“1979年到1982年，我认为是最艰难的时刻。我写《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种艰难。那是从一个时代转向另一个时代，非常
不容易。”③这段历史中，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做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严平通过多个人物的角度讲述了报告出台背后令人唏嘘的故事。
这些故事真切地推进了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为，进而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可以说，这种微观的文学史书写，不仅丰富和补充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更为当下和未来的研究者们追溯过往、挖掘更深更广的史学内容提供了帮助。
①严平：《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②夏衍：《夏衍全集》第1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③《严平：中国社科院像个大坑，像个烤炉》，“南方人物周刊”weibo/ttarticle/p/show?id=2309634579484992143694，发表日期：2020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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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化的多主语叙事美学
洪治纲在论述“非虚构”写作的“介入式写作”时说：“作家们在叙事中的自我介入，完全是积极
主动的，不是消极被动的；是微观化的，不是宏观性的；是现场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①这种
主动的浸入现场调查和材料分析的写作，对作者的叙事方法和手段都要较高的要求。操作不当，容易将作品沦为卖弄信息差的自述传或他述传，也容易坠入叙事对象所处的事件圈套或历史迷宫。严平以“非虚构”写作呈现的微观文学史，以其文本中呈现出的多主语的叙事手段和诗化审美特征表现出很强的文学审美特性。
严平的文本中，包含着大的主语，即作为作者和叙事者的“我”，也有潜在叙事的小主语，即各类文献资料如书信、日记、会议记录等上所记载的人。作者作为叙事者，牵引着历史追溯的脉络，引导读者走入时间的迷宫，在现在与过去间跳跃奔回，同时也将亲历者的情感变化与所思所想传达与读者。随着叙事结构的推进，严平经常将“我”隐匿在故事背后，转而变成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这样的多主语和叙事人称的变化，在她的作品中娴熟应用。当作者讲述郭同震的故事时先是在开头处这样写道：
2004年夏天，当我开始整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资料的时候，一天，接到张昕老师打来
的电话，她说：你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报道了吗？那就是郭同震干的呀！她后来
改名叫谷正文了。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立即放下受众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②
而当作者深入调查历史，拿到各种资料整理后，摘取有价值的内容（郭同震的日记）写在文中：
六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信阳
记者同震
天候：下雨，太阳不曾露过面。入夜雨尤大。
工作：……
会议：开干事会，准王松山去汉口，并限钟、陈、张等于二十三日回信阳。
晚会如常。
人事：早晨唱歌前我和儒弟吵嘴，晚老杨报告小胡去“风雨社”工作。③
在“我”的主视角和亲历行为与历史资料中主人公的自我表述之外，作者是用第三人称的旁观者视角推进故事的。这种跳出“在场”的叙事是经典叙事学的操作模式，即摘取故事轴线上值得突出的点，以跌宕曲折的方式讲述出来，以造成读者接受过程中从“语言”到“言语”的“陌生化”。因为，“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
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остранение）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④。
①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②③严平：《消失在历史尘埃中》，《收获》2008年第6期。④［苏］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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