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小杨：
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
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联合选送的歌曲《和祖国在一起》（陈涛词、王备曲，2019）在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得“优秀作品奖”，这是我省选送的歌曲继第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届之后又一次获此奖项。这首歌在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经唱响便让人耳目一新，那温馨而舒朗的格调，平易中透着深意，既入耳又入心。若细加品味，其动人的魅力或许在于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怀、审美趣向，真实表达对祖国的情感，在歌颂祖国这一重大题材上表现出有关主体定位、抒情本质与艺术特征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本体回归。
一、人本位：“交流结构”中的独立个体
歌曲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艺术形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歌词本身就暗含一个‘我对你说’的交流结构。歌词的情感动力正来自这种交流的力量。”这种交流之所以格外动人，还在于它在音乐的促动与烘托下，“调动了交流双方的情感，激发出一种与个体经验相结合的情境，在‘我’与‘你’之间，形成双向互动式的情感动力。”[1]这种内蕴的交流特性及情感力量，使得歌曲能够实现其他艺术门类无法企及的“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艺术感染力。
在新中国70年的岁月里，《歌唱祖国》《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以“祖国”为名的经典歌曲，承载一段段光辉岁月，传诵一曲曲人民众的爱国心声。歌曲中作为言说主体的“我”与言说对象的“你”，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中这种“交流结构”更多表现为“我”对“我们”说，或“我们”对“我们”说，内容自然是“祖国”。首先，从抒情主体看，像《歌唱祖国》（王莘词曲，1950），“我们”是主体：“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1956）则是以“我”为主体：“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一般而言，在歌曲结构关系中实的“说”与虚的“听”原本是互为对待关系，因此“我”与“你”是在互显互立中展开，以达到表意和交流的目的，而在這些歌里，言说主体与
倾听主体即言说对象在情感上是同向的，有时又仿佛由一人独白带动集体共鸣，歌曲《我的祖国》的结构最有代表性。概言之，这时期歌曲中无论主体是“我”还是“我们”，其实两者是同一的，根源于言说的内容是一致的。言说对象其实也是“我们”，与言说主体同向，因此也是可以合一的。进而，主体、对象、内容三者难分彼此，换言之，我唱祖国，也就是我们唱祖国，我及我们的新生活就是新的祖国。改革开放后的歌曲中，言说主体开始有了自我定位，这个“我”与“我们”有了区分，“我”是个体性的，“我”或许代表了“我们”，但不是等同于“我们”。这是社会生活中个体逐渐从集体中剥离出来，公与私、个体与集体边界渐趋分明的体现。比如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1984）用海与浪花比喻祖国与我：“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这里有明确的“我”的存在，“我”是千千万万个“我”之一，但不能以“我们”替换;我与祖国的关系是我因祖国而在，与祖国不可分割。《我爱你中国》（瞿琮词、郑秋枫曲，1979）是电影插曲，它以电影故事为背景，从海外游子的言说者立场，完成了“我对你说”的交流结构，在歌颂祖国题材的歌曲中开始将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各自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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