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一直承担着构建良好国家形象、弘扬主流价值观等功能，在文艺与商业的双重领域中均占据一席之地。近年来，创作者们不断尝试打破以往传统主旋律的壁垒，在寻求政治与市场对接融合的同时，也不断开拓全新的主旋律电影表达手法，向观众呈现眼前一亮的主旋律影片。2020年上映的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最终以28.30亿的票房收尾。作为国庆档上映的主旋律影片，该片不再采取以往说教、严肃、规整的方式进行信息传达，而在像故事的嬉笑怒骂中完成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传递。针对《我和我的家乡》对于喜剧这一类型的开拓，笔者发现其在影片叙事中包含了大量的“误会”“欺瞒”“巧合”等因素，具有鲜明的叙事节奏，与小品化喜剧的叙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小品化喜剧的叙事特点
“小品化喜剧电影”作为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学术术语，顾名思义，是指将“喜剧小品”中的某些叙事方式或语言技巧等运用于喜剧电影创作的一类喜剧电影作品，是“喜剧小品”这一舞台或电视艺术新品种走向大银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喜剧电影样式，也是“喜剧电影”同“喜剧小品”两种艺术形态的融合和嫁接。喜剧小品已经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新一代的“喜剧性文化基因”，也影响了国产喜剧电影的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的冯小刚喜剧电影开始，这种“小品化”的创作方式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比如《甲方乙方》借“好梦一日游”形成小品集锦。之后包括一些以北方语言为优势的喜剧电影以团队形式出现，比如开心麻花、赵家班等团队，代表作品有《夏洛特烦恼》《煎饼侠》等，而一些跨界导演（如邓超、徐峥、陈思诚等）也都在喜剧电影中表现出彩。面对这一新兴且正盛的喜剧创作方式，我们应理性审视其利弊。喜剧电影的“小
品化”主要表现在利用“小品化”的喜剧情境展开和推动情节、运用小品式的语言以及小品演员的夸张化表演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小品式创作对影片情节叙事的影响。
首先，小品化喜剧往往会在情节叙事上先构建出一个“喜剧情境”，即选取生活中具有一定社会现实意义或者具有强烈戏剧性冲突的片段作为主要素材与叙事背景，之后在这种情境下，通过小品化喜剧手法，譬如“误会”“瞒骗”“假扮”“巧合”等，形成人物以及情
境的“置位”或“颠倒”，由此构成影片的主要叙事情节，贯穿影片始终，形成喜剧效果，并成为支撑影片叙事的主要情节动力。其次，小品化叙事往往节奏鲜明，使整个影片更加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但与此同时，叙事节奏的跨越和加快往往会使小品化叙事割裂传统叙事的张力和持续力，以暂停叙事为代价，会使整个影片的故事逻辑性和人物完整性频频出现叙事断裂。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让观众在观赏故事的过程中达到短暂的愉悦和快感，但若深究其故事细节，其故事的逻辑往往不成型或者有所欠缺，即为达到故事的戏剧性牺牲了某些叙事逻辑性。
二、《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小品化叙事思考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短片，将小品的意趣合理地纳入镜头语言内，突破性地将主旋律的主题以喜剧的形式表达出来。
(一)“瞒骗”式小品化手法成为叙事动力
小品化喜剧在叙事上往往会采用一些喜剧手法构成叙事的主要动力，目的是创设“喜剧情境”，即制造一种前后的“反差”与“颠覆”效果，在叙事中体现出来的是其明显的情节矛盾和冲突，并且有“瞒骗”便会有“发现”。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提及“发现”之于情节的重要性。“发现”作为西方美学理论范畴的重要术语，是亚里士多德针对戏剧家用以结构布局、安排情节的叙事技巧的精辟概括。而“发现”这一叙事技巧可以天然地通过小品化叙事来实现，由此可见，小品化手法的叙事动力能轻易打造出精彩的叙事效果。
在《我和我的家乡》中，五个短片都采用了“瞒骗”的手法，而且并不是分量小的细节瞒骗，而是在整个短片中都起重要意义甚至成为叙事的源头和关键点的“瞒骗”。叙事需要矛盾，而作为主旋律影片，片中并没有明显的反派，那如何产生矛盾？短片利用五个“善意的谎言”推动叙事，用大篇幅的“瞒骗”引发叙事。比如《北京好人》中，张北京为了给表舅看病，策划了针对医保的；《天上掉下个UFO》中，黄渤饰演的角为了村里的旅游生态选择欺瞒自造UFO事件；《最后一课》中更加明显，整个剧情都是为了瞒骗小范父亲，精心打造了一场92年的“假场景”“假学生”，只为圆老范的一个梦；《回乡之路》中，闫飞燕和助手认定乔树林是骗子并且准备拆穿；《神笔马亮》则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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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小品化叙事阴王牛悦
摘要：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深耕喜剧类型，与主题情感恰当地融合在一起，以全新的方式表达主旋律，具有明显的小品化喜剧特点。影片将小品的意趣合理地纳入镜头语言内，突破性地将主旋律的主题以喜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小品化叙事在为影片提供“欺瞒”这一叙事动力的同时，也在影片立意和故事逻辑上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关键词:《我和我的家乡》；小品化叙事；主旋律喜剧；小品化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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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为了去扶贫而一直欺瞒自己的妻子。五个谎言，引起观者的反思，烘托出影片的讽刺意味，用不断渲染的情感完成对乡村的歌颂。影片正是用这种“瞒骗”式的小品化叙事，造成主人公处境与现实情况的巨大反差和错位，之后由“瞒骗”转为“发现”，形成情节上的突转。例如《北京好人》围绕谎言涉及了许多“发现”，这些都为叙事营造了效果。张北京的谎言被“医院”发现，张北京存款买车的谎言被“表舅”发现，表舅的谎言被“警察”和“医院”发现等，继而产生一系列戏剧冲突。由此可见，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小品化叙事”的一些手法成为影片叙事的基点和动力。
(二)紧凑的叙事节奏导致立意浅薄
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同样是短片串联的电影结构，但《我和我的家乡》总体要比《我和我的祖国》更为紧凑，这很大程度上也与组成短片的类型相关。《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各个篇章，体现出各种类型片的特点，观者在观看时会产生短暂的观赏阻碍，但《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每个短片都有着喜剧片的特征，从类别上看是统一的。这也给未来“我和我的”系列影片一些启示，紧凑的叙事节奏或许也与其构成的短片类型有关。
从主旋律的立意上看，主旋律电影承担着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弘扬民族精神和主流价值观的功能。《我和我的家乡》的深耕度以及对家乡主题的关联性却远远不如《我和我的祖国》那般深刻，而这与其更加紧凑的叙事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小品化喜剧的叙事效果往往更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这对于整体影片的喜剧效果起着正面且积极的作用。这种叙事使人物的一些反应场景以及剧作细节被大量削减，整个影片的节奏更加明快紧凑。比如《神笔马亮》中，故事穿插于情感主轴，将秋霞和马亮的矛盾点直白地展示出来，遵循了小品的剧作结构，将多余的反应和余绪剔除，更方便观者进入剧情。但也正因如此，《我和我的家乡》对于乡村和主旋律主题的表达参差不齐。五个短片表明了五个主题，分别是医保政策、科技创新致富、偏远地区教育、治沙、乡村扶贫五个主流立意，紧凑的小品化叙事导致立意所铺设的细节太少，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宏大的立意，让观众从影片故事过渡到立意时比较生硬。比如《天上掉下个UFO》，利用爱情之间的距离过渡到直线一公里的距离，再过渡到科技创新，
从日常用语转换到颂扬句式的片刻陌生化，未免有些跳脱。这也是小品化叙事的一个缺点所在。未来如何将主旋律影片投入喜剧框架中，且还能保持鲜明深刻的立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割裂叙事影响故事逻辑
电影的本质是拥有好故事以及以智慧的方式讲好故事，叙事是它最核心的专业能力，而小品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叙事及电影结构。这对影片整个叙事来讲，会出现故事逻辑的不自洽。
何为故事逻辑，即叙事是否有内在的因果性，因果联系能使故事更加完整，拥有前后更自洽的起承转
合。小品化叙事过于突出营造“喜剧情境”，而“喜剧情境”是需要人为营造的，正是由于喜剧与生活的大相径庭，其可以呈现出生活中未有过的轻松喜乐的诙谐状况，使受众愿意投身喜剧电影的梦工厂，因此从一定的程度上讲，喜剧必然有着戏剧化、娱乐化的元素，大则荒诞，小则闹剧。例如《北京好人》中的“欺瞒”行为被认为太过于乌龙、不现实，在医院里如何明目张胆地进行欺瞒？张北京扔进垃圾桶的存折，在表现葛优长时间特写镜头后便没了下文，逻辑上是否能自洽？再如《神笔马亮》中马亮在稻田里的视频通话，仍旧能让人发现背后所谓的俄罗斯农民的肤问题，并且被妻子发现一模一样的场景之时还能瞒天过海，最后“发现”的落脚点在味觉的红肠刺激上，味觉上的记忆竟瞬间大过了亲眼所见的场景。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虽然影片的娱乐性可以同观者达成一定的默契，包容叙事上一些缺失的细节，但对于艺术创作来讲，这样的叙事断裂性是否能成就真正的创作品质，又是否能经得起
观者的反复观看和推敲？
三、结语
《我和我的家乡》在喜剧类型上做出突破，将喜剧与主旋律主题相融合。对于主旋律影片来说，这是一种更加亲近观者与大众的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思想从欢乐中被广泛接受，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对于喜剧类型本身来讲，其所拥有的小品化叙事虽增加了一定的观赏性和娱乐性，消解了主旋律影片的说教与枯燥，但就其叙事方式而言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叙事作为最核心的电影专业能力，应注意对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力度，小品化的速食消费或许短时间内能获得观众的迎合，但未必是一劳永逸的。国产喜剧电影在类型叙事上的系统性创作，要根植于人民，立足社会现实，补齐叙事短板，才能获得创新性的提升。
参考文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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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
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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