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叫麻将？
到过成都的人，都会对当地人对麻将的迷恋留下深刻的印象。街头巷尾，到处支起牌桌；男女老少，全都如醉如痴。成都麻将的景象，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国人对麻将的热爱，世界皆知。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梁实秋先生曾为麻将断言，“它对中国人诱惑力太大，如同吸食一样久而上瘾”。曾把麻将、中医和《红楼梦》称为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
麻将源于中国古代的博戏，所谓博戏，就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赌输赢﹑角胜负的游戏，这种游戏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具有赌的游戏。据《史记》和其他史料记载，中国博戏的产生时间至少在殷纣王之前。汉代形成了“六博”， 因使用六根博箸所以称为六博，以吃子为胜。由两人对峙，各持六子，玩法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飞行棋”。纵观中国历史，“六博”可谓是麻将、纸牌、骰子这三大游戏公认的共同源头。
“六博”中的棋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象棋，而用作决定进退的“琼”则逐渐演化为麻将中必不可少的道具---骰子。到了唐代，骰子开始成为一种广泛的独立的“博具”。唐代形成的“叶子戏”是中国古老的纸牌戏，叶子戏的牌面上印有四种花，指代钱币数量，基本玩法为以大击槎
小。叶子戏在之后的演变中，逐渐形成今天的宣和牌和川牌。
叶子戏一直流行到宋代，南宋之前基本只在宫廷中流行。到了明朝，叶子戏发展为马吊牌。马吊牌开了“凑牌游戏”的先河，马吊牌中的万字、索子、文钱就是今天麻将中万字、索（条）、筒（饼）的前身。由于要求四个人参与，因此叫“马吊”，三人的叫“蟾吊”，两人的叫“梯子吊”。
马吊牌盛行于明末，到清初逐浙衰落，而代之为兴的是默和牌。玩默和牌的人数必须是四人，由于在玩牌时，大家都始终默不作声，因此叫“默和牌”。在默和牌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碰和牌，因为在玩牌时，有“碰”，有“和”，因此叫碰和牌。最终，麻将在吸收了六博、叶子戏、马吊牌、默和牌和碰和牌等玩法特的基础上诞生了。可以说，麻将是对中国传统博戏的继承和发展。清末，随着麻将的盛行，对麻将的研究便应运而生。当时不仅出版了大量有关麻将玩法的小册子，还有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对麻将进行深入的研究。
“麻将”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小说《宦海升沉录》中，关于麻将的称呼，很多文献中认为麻将是麻雀的吴语转音，其正确名称应是麻雀。今天日本、广东等地也依然称之为麻雀。“麻雀”一词首见于清道光五年刊印的李调元的《童山诗集》中：“分明射覆理难谙，只判阴阳北
与南，谁是旋乾转坤手，此中奇耦定能参。麻雀实即捻钱也。”由于缺乏对此处“麻雀”游戏玩法的了解，因此很难判断此时“麻雀”游戏和今天的麻将有无关联。
除了“麻雀”这个称呼外，也有文献将麻将记为“马将”，同样是方言的转音。民国时期出版的《杶庐所闻录》中，专有一章论及麻雀牌，认为麻雀是马将的转音。清末民初文学家徐珂编撰的著作《清稗类钞》，其内容主要汇辑野史和当时新闻报刊中关于有清一代的朝野遗闻、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的事迹，时间上至顺治下至宣统。在《清稗类钞》中，将“麻将”称之为“叉麻雀”、“撮麻雀”。从时间上来说，徐珂生活的时期更接近于麻将起源的年代，因此《清稗类钞》所记录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高于后出的文献。所以，麻将的称呼是源自“叉麻雀”、“撮麻雀”，而非“马吊”的转音。
最早记录麻将玩法的是清末的张德彝，他一生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二十七个年头。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航海述奇》就是其中之一。在《航海述奇·五述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丙午早，大晴极暖，换着，未刻，微阴，同人中间有晚间打牌为戏以免寂坐无聊，其牌名麻雀，又名马将，与寻常通行之牙牌不同，却与北方之蒲樗相似。亦有由一至九之索、饼、万，虽无白枝红人与老千，而有申发或龙凤
与白版，更有东南西北之名，各皆四扇，此常例也。如欲加花则又有东、南、西、北王，总王，索化，万化，同化，春、夏、秋、冬，兰、荷、菊、梅，福、禄、寿、喜，渔、樵、耕、读，公、侯、将、相，琴、棋、书、画等名目，又各皆一扇，以上牌名如此。”
在张德彝的日记中，明确记录了麻雀即“马将”，音同“麻将”，也证明了麻将即麻雀的转音。最重要的是，张德彝记录了麻雀牌中的索、饼、万，发、白，东、南、西、北，这些“常例牌”与现代麻将的“基本牌”几乎是完全一致了。张德彝记录的麻雀牌中还有“东、南、西、北王，总王，索化，万化，同化，春、夏、秋、冬，兰、荷、菊、梅，福、禄、寿、喜，渔、樵、耕、读，公、侯、将、相，琴、棋、书、画”等花牌。这其中的“春、夏、秋、冬”等花牌在我们今天的麻将中也很常见。因此可见，张德彝于清光绪十五年所见的麻雀牌已经基本定型。
由于麻将属于游戏，登不上大雅之堂。对于过去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完全是玩物丧志的东西。因此，麻将诞生早期的文献记录是非常稀少的。直到清末民国以来，随着麻将的盛行，关于麻将的记录才大量见诸于各类文献，尤其是在各类小说中。比如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宦海升沉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
等都有关于“麻雀牌”的记述。这些小说描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麻雀牌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已经十分盛行。
关于麻将的起源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最著名的有太仓说，宁波说，闽粤说。其中太仓说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太仓说认为麻将起源于太仓护粮牌，因为太仓粮仓中多有麻雀啄食粮食，为了鼓励捕捉麻雀而发明了这种博戏。太仓说还对麻将中的基本牌做了具体的阐释，认为麻将中的索是串麻雀的绳索，筒是，万是赏钱。东南西北风是打鸟时的风向，中是射中，白是未射中，碰和中的“碰”是发时的“砰”，“和”是“鶻”的转音。
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却丝毫站不住脚。麻将是在吸收各种古博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麻将的索、筒、万源自马吊牌，“碰”和“和”源自碰和牌，麻将牌的花也是从传统博戏继承而来。即便民国时期出现的大量关于研究麻将的文献中，关于其起源的探讨也没有关于麻将起源于太仓的记述。因此，太仓说虽然极为流行，但不可信。
民国时期，众多的学者对麻将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成果最大者当推杜亚泉。他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赌博发展史，撰写成《博史》一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赌博史的著作。杜亚泉认为麻将起源于闽粤一带，他在其所著的《博史》中记述：“相传谓马将牌
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年，由宁波江厦演及津沪商埠。”
民国二十四年，杨荫深在其著作《中国游艺研究》中言：“马将牌实始于太平军中，后乃流入宁波”。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认为，太平军起事后，军中用马将牌来赌酒，增入了筒化、索化、万化、天化、王化、东南西北化，这些都是太平天国诸王的封号，后来流入宁波。而太平军早期的起事活动之地，就是闽粤一带。太平军中兵将大多也来自闽粤地区。因此，麻将起源于闽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麻将定型之地和传向全国之源头，却是在浙江宁波。清末民初文学家樊增祥在其著作《樊山续集》中记载：“撮麻雀之戏，二十年前起于宁波，今遍天下矣。”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述：“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民国三年出版的麻将专著《绘图麻雀图谱》中也认为麻将起源于宁波。民国时期各路报纸上也不乏提及麻将起源于宁波的文章。杜亚泉在《博史》中记述：“五口通商以后，海舶多聚于宁波江厦，各省贾客，流寓宁波，繁盛过于上海，演习马将者遂日众。此时已改制骨牌……逐渐流行，由津沪波及全国。盖已五十余年于兹矣。”所以，在清末民初文人的眼中，麻将起源于浙江宁波。
麻将是在诸多古博戏玩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麻将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并非一人
之力所成。所以，关于麻将的发明者，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在民国时期的各类报刊杂志中，有过对麻将发明者的零星探讨。如《麻将推原考》一文中认为麻将是由两个宁波兄弟改良的；《麻雀牌的发明者》一文中认为麻将是由宁波的船户们发明的；只有在《麻雀牌考补》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麻将是由宁波人陈鱼门发明的观点。
陈鱼门，名政钥，号仰楼。宁波人。在史料中，陈鱼门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协助清军对抗太平军。他交游甚广，极喜玩耍，精通纸牌。正是基于这样的个性，他与太平军中的降将也过从甚密。在协助清军克复宁波时，陈鱼门就曾与太平军的叛徒范维邦有联系。而麻将又与太平军颇有渊源，精通纸牌的陈鱼门和太平军的降将在交往的过程中，掌握了太平军马将牌的玩法，进而在宁波地区传播开来。
马将牌的玩法过于繁琐，陈鱼门在继承太平军马将牌玩法、花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改良：改“红花”为绿的“发”，把“白花”改为“白板”，“老千”改为“红中”，命名为“三箭”。同时深感纸牌的不便，由于宁波地处滨海，海风频繁。而宁波又以渔民居多，作为出海渔民消遣的娱乐方式，纸牌质轻，易于飞颺，在船上不宜露天斗玩。陈鱼门便把纸牌改为竹制，以方便渔民出海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