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抗日题材小说《红高粱》，曾荣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红高粱》通过“我的奶奶”戴凤莲和“我的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它有别于其他同期的同类型小说，莫言没有塑造高大的革命英雄偶像，而是用恣意汪洋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充满自由激情和生命追求的故事。阅读小说原著，不难发现其立足现实又充满魔幻彩的讲述中包含有生命、人性、情爱、历史、文化等多重主题原型，正如其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授奖辞说的那样：“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小说的新颖的叙事艺术，将传统刻意地丢弃，让暴力和接近原始兽间的性爱关系成为一种可能。莫言的小说对抗日历史有了全新的解读，对余占鳌、戴凤莲、江小脚、冷麻子等众多人物身上的“闪光面”和“阴暗面”给了全面真实的刻画，理性的传达了作者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思索。无论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野合”，还是情急之下的“杀人越货”都可以解释为一种个性的解放，一种原始单纯的野性之美；此外，莫言运用丰富的人称和时空交错的多重叙述视角，开头写道“我奶奶”、“我爷爷”是第一视角，后来视角切换到“奶奶”“爷爷”的视角，视角丰富开阔，是当时一大创新。小说穿插了两个事件，围绕着两件事为主线串联回忆；最后就是成功的人物塑造，如余占鳌是个土匪司令，他具有粗野强悍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勇于抗争的英雄气概。再如戴凤莲，她那不羁的灵魂里，流淌着野性，正义，仇恨，血气和情欲。她具有大胆反
叛封建礼教，敢作敢为，豪放坦荡的个性。她的活法悖逆了传统的道德，然而，她的生命意识却给人以新的美感。可以说，莫言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在“颠覆”的外衣下包含的多元复杂的主题在莫言充满魔幻性的语言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简洁有力，是张艺谋电影作品一直以来的主题观。主题简洁了思想简洁了，感情的包容量才会大，感情的力量才会大。如果主题和思想过于繁复，情感必要被削弱，就成了拿符号写文章。所以，面对《红高粱》小说如此复杂深厚主题意
蕴，张艺谋采取的是以简驳繁的策略，着力表达对于生命和自由的赞美。一方面，电影《红高粱》的完整版片长只有不到90分钟，在篇幅的限制下，电影文本注定不可能如小说般细致全面的表达莫言在小说中构建的多层主题，而是将有限的笔墨用在了对“原始生命情调”的歌咏上，着重从爱情与死亡两个方面来展现生命的灿烂多姿与轰轰烈烈。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表示，他不想将《红高粱》拍的太复杂，附加太多人为的历史厚重感，更多的是想把它拍的好看，拍的有意思，与此同时，传达出莫言小说中那种感性生命的骚动，把人对生命热烈的追求说出来，这样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张艺谋导演对小说情有独钟：“他最打动我的是爷爷和奶奶的爱情传奇，是充满活力的人，是那种豪放舒展的活法”。电影《红高粱》是他在与小说《红高粱》的情感共鸣基础上的内心情感的大释放或者大爆发。
电影《红高粱》中风格化的镜头语言、情绪化的彩叙事以及地域化的音乐表达在其诞生的近三十年中一直被电影发烧友们津津乐道。张艺谋的创作团队充分运用视听语言的抒情和表意功能，使得小说中经典的“颠轿”、“野合”、“剥皮”、“九儿之死”等桥段，在电影文本里都得到了保留，有些桥段甚至做到了“加强”。而且这种“加强”方式是充满风俗仪式化的，更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颠轿”一节在不到九十分钟的电影时长中，足足占了十多分钟：孔武有力的轿夫们抬着红轿子，走在黄土漫天黄土高原上，一种凛冽的又酣畅淋漓的视听冲击下，生命的激情和人性的张扬透过银幕扑面而来；在影片一开始，张艺谋便奠定了一个红的基调，他利用彩对人的视觉心理感应和彩具有的象征意义，勾起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审美体验。镜头一开始出现“我奶奶”红红的脸庞，接着就是占据银幕的红盖头、红轿子。“颠轿”这一情节中，在红红的高粱地的映衬下，几个轿夫抬着大红的轿子，轿中的“我奶奶”戴着红盖头、穿着红袄、红裤、红绣鞋，连脸都被映成了大红，有效地迎合了影片“红”的主题，再加上推、拉、摇、移的各种镜头，很好地展现了导演的主观性镜头。接下来表现“野合”情节，采用了逆光拍摄，原本绿的高粱在红的太阳的映衬下被染成一片火红。继而镜头中火红的高粱酒，暖调的酿酒窖，血淋淋的肉体；张艺谋对电影《红高粱》的音乐、音响效果的处理上也呈现出较强的个人风格和主观意识。无论是琐呐吹出来的高亢，还是“我爷爷”粗放激昂的吼歌体现出的热情
好看的魔幻电影和希望，都恰如其分的推进和配合了影片情节和情感的发展，表达出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富有野性的原始生命力。
电影《红高粱》的叙事结构不同于传统的平铺直叙，而具有断续、梦幻、含混等特征，会有如同本雅明所说的那种“阐释难有穷尽”的感觉。张艺谋倾向于在电影叙事中释放文化意蕴，而直观的电影创作又难以表达抽象的内容，于是就运用了仪式化、夸张化、寓言化的手法进行艺术表达，将《红高粱》小说文本中的涵容与内蕴，用电影形式去理解、放大、阐释或生发，通过独特的仪式化、夸张化、寓言化的电影造型手法，建立起新的《红高粱》文本，而新的意义挖掘和多角度的解读，将在此基础上具有可能。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的审美转换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转换形式，不仅仅是狭义的两种媒介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导演利用这种手段对原小说文本意蕴的重新阐释从而所呈现出的新意蕴。影视改编中，演员都努力通过自己对作品精神风韵的理解，表达出人物性格，赋予了角和文本新的生命力，力求达到为没有读过小说的受众带来精彩的审美享受，为读过小说的读者带来惊喜的审美体验。改编后的影视文本通过这种集体智慧的演绎向人们传达自己的理解，让更多的普通读者去观赏，也将小说文本的研究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扩展为一种全新的视野，从而处在一个更大领域的空间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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