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行赋
摘要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及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一、纪行赋的三种类型及其研究价值
“纪行”是《文选》为赋设置的子类之一。所谓纪行，顾名思义，就是记录旅程及沿途见闻。典型的纪行赋，即如《文选》收录的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和潘岳《西征赋》，它们以远行（“征”）为题目，亦以远行为主题[1]。除此之外，先唐赋中还有两个主题常常涉及行旅：一是军事主题，如傅毅《大将军西征赋》、徐幹《西征赋》、陆云《南征赋》；一
是归/怀归主题，如刘歆《遂初赋》、庾信《哀江南赋》。后者在性质上其实与典型纪行赋十分相近，它们在写法上也都或多或少受《哀郢》和《涉江》的影响[2]，只不过一个是写去，一个是写还（或还的渴望）；至于写征伐的赋，虽然从题目上看与典型纪行赋几无分别，但本质上是一种军宣文学，不属于私人写作，因此反而是另一种风味[3]。
这三类作品，虽然表达的情志各异，所述行旅详略有别（记行军通常较简略），出行目的也各不相同（主要包括就职、从征、求学、流亡、归隐等），但在面貌上却十分接近：它们都以行程顺序为行文顺序，依靠明确的出发地、途经地和目的地推展和收束全篇，因此都可以视为广义的纪行赋。本文使用的纪行赋这一概念，就是取此广义而言。
文选宋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
纪行赋是一种纪实性很强的文献[4]，这从两个现象可以看出来。一是它们常被史撰引述，成为作者传记的一个部分。比如臧荣绪《晋书》提到“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5]。又袁宏《北征赋》见引于《续晋阳秋》[6]，谢灵运《撰征赋》见引于《宋书》[7]，颜之推《观我生赋》见引于《北齐书》[8]，《哀江南赋》见引于《周书》[9]，并皆其例。史传与选集不同，抄录或介绍作品并不以艺术水平为第一标准，这些作品可以为相关历史提供补充或参考，才是它们被史家看重的根本原因。二是纪行赋出现了本事自注。诗赋注一般有典故训诂注和本事注两种类型，作者自下本事注，意在让读者了解到作品限于表达形式不能详尽道出的细节，《观我生赋》中作者讲到入魏时“策驽蹇以入关”，自注云“官疲驴瘦马”。讲到奔齐时“昏扬舲于分陕，曙结缆于河阴”，自注云“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10]”。这样处处征实，已近乎著史的心态了。所以，纪实性并不只是读者的阅读感受，它其实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定位。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
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及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
韶古人很早有利用纪行赋进行地理研究的意识，《水经注》就引据了班昭《东征赋》、刘歆《遂初赋》、繁钦《避地赋》、曹丕《述游赋》、崔琰《述初赋》、应玚《西征赋》、卢谌《征艰赋》、袁宏《北征赋》、傅远《述游赋》、潘岳《西征赋》、陆机《行思赋》等诸多作品，而且涵盖了纪行赋的所有类型[11]。像《水经注》这样在规定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框架下，杂取赋中信息以为证的用赋方式，在后代地理著作中常能见到；不过对具体的一篇纪行赋而言，这种研究方式不可能完全提取出它所包含的地理信息，尤其它沿行旅顺序展开的特质，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整理汇集历代纪行赋并对其中的地理信息作出准确注释，复原这些作者的行旅路线与沿途所见，虽然是一种基础工作，意义却绝不在小，无论对于进一步的历史地理研究还是文学研究而言。本文写作的目的，就在提示纪行赋的历史地理研究价值，希望引起更多同仁的复原兴趣，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文献工作再推进一步。
二、沈炯和《归魂赋》
在文学史上，梁陈之际的沈炯是位名气不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归魂赋》也是因为被陈寅恪先生认定为庾信创作《哀江南赋》动因，才多少受到些关注[12]。《归魂赋》和《哀江南赋》确实有同题性质，这个主题还包括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它们都从554年江陵萧绎政权覆灭的大背景展开，记录了三位作者各自去国远行的经历。有庾信、颜之推的作品为参照，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把握沈赋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庾信（513－581年）
沈炯其人在《陈书》《南史》中有简短传记，他出身吴兴沈氏，史载其妻姓虞，可能就是会稽虞氏[13]。侯景之乱前，庾信已经官位显达，颜之推还是个少年，沈炯年过半百，其时不过是吴令。这样一个地道的南方土著，暮年忽遇时代大变局，乃有北上西行，跋涉2000余公里，周历长安而返的经历。对沈炯本人来说，这当然是难以忘怀的记忆，也是值得细细记述的壮举，《归魂赋》就是他对这次漫长行旅的记录。
和《哀江南赋》《观我生赋》相比，沈炯的记录有几个不同之处。一是沈炯在纪行上下的笔墨最多。他的纪行分为三段，去程从江陵被虏开始，严格按照典型纪行赋一地一书的方式，一直推进到长安。在长安时期周游关中，多列风物。回程由长安到建康，虽然略写，但也给出了主要地标。因此他给我们留下了两条清晰的交通路线，这两条路线还是在多个政权和军事势力割据交攻的历史背景下的交通线，因此十分可贵。二是沈赋的情绪克制，用笔平实。除了个人写作风格外，这也和创作心境有关。沈炯虽然是和颜之推一起被俘虏到长安的，但他很快就获准回国，《归魂赋》作于回建康后，因此心态和终生未归的颜、庾就很不一样；而且，沈炯是取得西魏官方许可离境的，这个经历和非法出逃历尽艰辛的
颜之推也不一样，所以相对而言，他能从容纪行，虽有兴亡之叹、身世之感但仍于道里风物中出之，这个写法也是和庾、颜不同的。三是《归魂赋》面向南朝读者而作，所以沈炯下笔的重点也与庾、颜不一样，介绍由江陵到长安的行程和长安风物的篇幅很大，回程反而写得极简略，名曰《归魂》而着墨实不在归。侯景陷台城的时候，宗室萧韶逃到江陵，江陵人士都跑到他那里打听都中消息，萧韶受不了一遍遍地说，就写了部《太清纪》给大家看[14]，沈炯的《归魂赋》，其实也有类似的性质。介绍见闻的意图近一步削弱了沈赋的抒情性，使得它不如《观我生赋》动人，更不要说《哀江南》了，但要追踪地理信息，这反而是更优质的史料。
作为一篇未被郦注利用过的“后《水经注》时代”作品，《归魂赋》旅程极长，纪行特详，又无自注，它所蕴藏的未被开发的信息尚多，故本文取之以为案例。目前已知最早收录沈赋的文献是《艺文类聚》，《类聚》并且在《灵异部·魂魄》和《人部·行旅》下录了一丰一简两个版本[15]。简本没有溢出详本的字句，而详本有赋序、正文首尾俱全、结构完整，至少从面貌看，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本形态。下面的分析就以这个详本为工作底本，二本有异文者随文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