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避讳，通常有两种。一是狭义的避讳，即：“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叫做避讳。”一是广义的避讳：“就是在口头或书面语言中，因避免触犯某种忌讳而改字换词，或变个说法的现象。”这种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里，人物姓名的避讳是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政治学问、不能不遵从的一项政治法规。由此，避讳还衍化出不少幽默故事，平添了一些笑料。
据记载，宋代有个叫田登的人做了州官，由于他名字的“昶的读音登”与“灯”谐音，为避其名讳，他不许身边的人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同音的字。全州的老百姓也只好称“灯”为“火”，“点灯”也只能叫“点火”。这一年，元宵节即将来临。按照以往惯例，元宵节里都要燃放灯火、点上花灯表示庆贺。官府放灯，民间观灯、赏灯，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节俗。为此，官府衙门要提前张贴通知安民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赏。这可愁煞了写告
示的人，绞尽一番脑汁之后，写告示的人决定按照平时的惯例，把“灯”字改为“火”字。于是，全城百姓读到了这样一则布告：元宵节里“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看到告示之后，百姓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到大家最后明白此事原委之后，个个啼笑皆非。人们不仅讥讽田登是个“放火州官”，还针对布告发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怨言。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成语的由来。
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成为人们嘲讽与抨击那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当权者的经典佳句，并且一直流传至今。
一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接触的与避讳相关的语言现象也较多。例如，汉高祖名“邦”，由于避讳，不仅在口头说话或书面写作时，该用“邦”时，都改用“国”，而且对那些早已定型的文献，也要加以改动。比如，《论语·微子》“何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就改作“何必去父母之国”。如今同义连词“邦国”就由此而来。汉高祖的吕后名“雉”，当时的文书，凡是遇到了“雉”字，就一律改成与“雉”同义的“野鸡”。汉文帝名刘恒，因为“恒”与“常”同义，于是把“恒山”改为“常山”把“姮娥”改为“嫦娥”。汉武帝名刘“彻”，当时有一个很负盛名的辩士名叫
蒯彻，为了要与刘彻避讳，史书上只好将蒯彻的“彻”字改为与“彻”同义的“通”字，称为蒯通。
避讳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汉语词汇的变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生活中许多常用的词语都与避讳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文的例子可以看出，避讳是同义词的替换使用以及同义连词产生的重要因素。
这种现象在现在的许多方言中依然存在。一次跟朋友吃饭时，朋友说：“把鱼颠个身。”根据当时的语境，他的意思是把鱼翻个身。那么为什么他要把“翻”说成“颠”？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说他们家乡的人都这样说。借助《汉语方言大词典》，原来“颠”其中有一个义项为“翻；翻转。”现在上海崇明地区仍有“颠跟斗”的说法。通过工具书的查阅，我们不难发现，使用这个义项的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势临水。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当初说“颠”的人大多是渔民。他们在行船过程中为了保证平安，非常忌讳说“翻”，因此用“颠”来替换“翻”。其实颠翻同义连用的例子早已有之，比如《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就有“武松一交颠翻在席子上坐地，寻思是梦非梦”的句子。
二
我们生活中许多常见事物的名称也与避讳有关。每年元宵节都要吃的元宵，许多地方称之为“汤圆”。为何会有这样的说法？当年袁世凯搞了帝制复辟以后，大肆实行避讳。北京煤铺墙上原有的“元煤”二字，都一概涂掉，因为“元煤”与“袁没”谐音。“元煤”容易误解成“袁世凯没了”。以此类推，“元宵”也得改成“汤圆”，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把“元宵”称作“汤圆”这种习俗，现在仍在许多地方流行。
我们所见的黄瓜大多是绿的，为什么在称呼这种蔬菜时不用“绿瓜”而用“黄瓜”？根据书籍记载，我们平时所说的黄瓜来自西域。黄瓜本称‘胡瓜’。以“胡”构成的词，大多表示来自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的事物。比如，“胡人”“胡笳”“胡琴”等。李时珍《本草纲目·菜二·胡瓜》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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