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仪仗
中国古代帝王出行时的仪仗，称为“卤簿”。卤簿一词，本意是记录帝王出行时护卫、随员及仪仗、服饰等的册籍，后常以其称呼仪仗卫队本身。根据出行不同的出行目的或活动场合，皇帝身边的随员数量、仪仗形制等都有不同，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礼制规定来执行。

从规模上看，皇帝的卤簿主要分大驾、法驾、小驾三种，其仪卫繁简各有不同。东汉蔡邕在《独断》中记载：“天子有大驾、小驾、法驾。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汉代规定，大驾由公卿引导，大将军随车护卫，掌管宫廷车马的太仆驾车。属车多达八十一乘，另外还有备车千乘，护卫骑兵万余人。法驾，由京城长官引导，侍中随车，奉车郎驾车，属车三十六乘。小驾的则仅由执事尚书一人侍从，属车的数量也更少。
唐宋时期皇帝的“大驾卤簿”，主要由导驾的、引驾、前后护卫、前后鼓吹乐队、皇帝大驾等组成。
《宋史·仪卫志》记载，由开封令、开封牧（如果是从外地州县出发，则由当地刺史、县令代
替）、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居前，称之为“六引”。然后是十二面“大纛”，即大旗，每面大旗都有数人托持牵扯。

大旗之后是负责清场巡视的“清游队”，其成员持和槊。紧随其后的是执朱雀旗、持槊和的朱雀队。随后是十二面龙旗：风伯、雨师旗各一面，雷公、电母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一面，左、右摄提旗各一面，北斗旗一面。旗后则是专用车队，其中包括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车、辟恶车、皮轩车等。每辆车均由四匹马牵引，有驾士十四人、匠人一名。至此，导驾仪仗结束，后接引驾仪仗。

引驾仪仗不同于导驾仪仗，主要以乐、仗为主，陪同皇帝出行的文武官员也在其中。引驾仪仗的前导是由十二排分别手执横刀、弓箭，相隔排列的骑兵组成的卫队，称之为“引驾十二重”。尾随其后的是一支庞大的鼓吹乐队，乐队前有两名鼓吹令负责指挥演奏。乐队的乐器以各种鼓为主，主要有 鼓、大鼓、铙鼓、节鼓、小鼓、羽葆鼓等，还有吹奏乐器笛、箫、笳（亦作胡笳，北方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长鸣和中鸣（均为号筒）、大横吹（横
笛）、筚篥（管乐器）等以及金钲等打击乐器，整支乐队由近千人组成。乐队之后则是由各种幡（呈下垂状的长方形旗帜）、幢（有羽毛装饰的旗帜）、旌旗等组成的旗阵。一些随行的官员及皇帝的御马也夹杂在旗阵中。旗阵之后，又有分列于左右的青龙旗和白虎旗。两面旗帜的后面则为随行的朝廷官员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间，还穿插和夹杂着手持兵器的骑兵和步甲兵。

引驾仪仗的后面才是皇帝乘坐的玉辂。皇帝车驾是整支仪仗队的核心，因此警卫极其森严。玉辂由太仆卿驾驭，前后有数十位驾士簇拥，两侧则由左、右卫大将军（高级武将）护驾。紧随玉辂的是禁军的高级将领和宦官。在这些护驾官员的外围则布列着多队禁军的骑兵和步卒，每队禁兵的数量不等，都有军将率领。禁兵配备有弓、箭、刀等兵器，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的情况。跟在禁兵后面的是由孔雀扇、小团扇、方扇、黄麾、绛麾、玄武幢等组成的仪仗。

皇帝的车驾后面还有一支“后部鼓吹”乐队，乐队配置的乐器与玉辂前的鼓吹乐队差不多，只
是规模相对较小，但也有数百人之多。紧随“后部鼓吹”之后的是皇帝专用的各种车驾，其中包括方辇、小辇、腰辇、金辂、象辂、革辂、五副辂、耕根车、安车、四望车、羊车、属车、黄钺车、豹尾车等。左、右威卫折冲都尉各率数百名兵士，分作四行横排，分别持大戟、刀盾、弓箭及弩，尾随豹尾车，作为掩后。每辆车均由马匹牵引，并有数量不等的驾士随从。

走在仪仗最后的是后卫部队，前面是由两位将军率领的左、右厢步甲队，分作前后两个方阵，以一面旗帜为前导。士兵均头戴兜鍪，身着铠甲，手持弓或刀、盾，每队的装束均为同一种颜，相间排列。中间为左、右厢黄麾仗，分为十二行，分别手持弓、刀、戟、盾及孔雀氅（用羽毛制作的旗幡）、鹅毛氅、鸡毛氅等。黄麾仗后为殳仗，手持殳等古代仪卫兵器。最后则为诸卫马队左右厢骑兵和旗队组成的旗阵。每支旗队所举的旗上绘有同一种传说中的神怪，如辟邪、玉马、黄龙、麒麟、龙马、三角兽、玄武、金牛等。旗阵后，又是由步甲兵组成的黄麾仗，并有骑兵护卫。
以上是唐宋时大驾卤簿的大致情况。至于具体的仪仗组成、卫队随员人数，历代有所不同。
多的如宋仁宗时，“宋绶定卤簿，为《图记》十卷上之，诏以付秘阁。凡大驾，用二万六十一人”。少的如宋高宗南奔时，“帝郊于扬州，仪仗用一千三百五十五人”。可见仪仗卤簿的排场，与国力的兴衰，时局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联。

明代的卤簿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清代承袭明制并进一步发展，顺治时定卤簿仪仗三种：大驾卤簿用于朝祭，行驾仪仗用于行幸皇城之内，行幸仪仗用于巡行四方。乾隆十三年，改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共为四等。大驾卤簿用于郊祀祭天，法驾卤簿用于朝会和太庙祭祖，銮驾卤簿用于平时出入，骑驾卤簿用于行幸。清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卤簿仪仗制度从此定型。（本文部分选编自《百科知识》2013年第05期 朱筱新《古代帝王出行的仪仗》）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一月癸丑日，又到了三年一次南郊祀天的日子，仁宗皇帝乘坐玉辂，亲率规模庞大的祭祀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南郊进发，只见仪仗队伍中车驾齐整、阵仗鲜亮、旌旗飘扬、鼓乐齐鸣，皇帝不时向身边陪乘的翰林学士宋绶询问各仪仗
的典故，宋绶对答明细，皇帝不住点头，命宋绶日后编撰一部《卤簿图记》呈上以备查阅。

什么是卤簿？简言之，就是古代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卤簿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此后魏、晋、唐、宋、元、明、清历朝都沿用，但规模和仪式则不尽相同。这幅《大驾卤簿图书》表现的就是宋代皇帝出行时的仪仗场景，有人推测此图就是在宋绶的《卤簿图记》基础上完成的。

在宋代，按照皇帝出行活动的重要性，卤簿规格分为不同等级，有大驾、法驾、小驾、黄麾仗四等。大驾卤簿用于最重要的场合—郊祀、籍田等仪式，郊祀是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礼，用来祈求保佑江山永固，社稷安康。为了表明对神灵和祖先的虔诚，也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大驾卤簿的仪仗规模十分庞大和复杂。从此图中可见，这支仪仗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秩序井然。仪仗中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礼制规定来排列阵型，谁在前，谁在后，谁在左，谁在右都有明文规定，他们的着装、手中执掌的各
旗帜、阵仗、兵器，都要按规定行事，甚至连他们骑乘的马匹的品种、毛、装束都有规定。整个仪仗队的组成除了帝后车辇之外，还有文武官员、各随从、禁军护卫、乐队等，动物则有象、牛、马等。据统计，这幅图中共绘制人物5481个、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仗1548件，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帝王出行时气势恢宏的场面。元人吴莱曾作《楼光远家观宋绶景德卤簿图》一首，赞叹所见宋代卤簿的规模：“……车軨麾飞黄，戟盾服错绣。启胠龙虎动，扈卫鸳鹭簉。嵯峨屹丘岳，灼爚罗星宿。陈兵吉利队，择马騊駼廐。严须呵八神，喜欲抃百兽。祖宗所继承，宇宙偏包覆。上公敬执笾，天子亲献酎。灵光旌旗林，缛典礼乐囿。威仪一以整，琐碎无不究……”

明清时的官员仪仗，有对旗、对锣、对牌、对伞、对扇、金瓜、月斧、朝天镫。旗锣是开道用的，其实在前面还有看街的，用鞭子轰赶闲人（象征性的，不真打）。那个旗子的三角旗子，上面绣有龙凤，是按照官阶做的，对牌上面写有官阶名和“回避”、“肃静”等。对扇有二米高，把儿长一米，扇子上嵌有小镜子，闪闪发光。对伞有一丈多高，表示有贵人在此，用颜分品级，黄是皇帝用的。金瓜、月斧、朝天镫，也是成对的，一丈多长，顶上的金瓜，跟现在的香瓜差不多，朝天镫就是马镫，但在杆子的顶部朝天。月斧就是斧子，
也有是月牙儿的。还有一种是在顶部一拳头，拳头握着一钻头，也是仪仗的一种。

满清解体后，这些仪仗有了新用处，那就是结婚娶媳妇用，三顶轿子，一红、二绿，红的是新人坐的，绿的是娶亲太太坐的。但是在仪仗上又多了八面大鼓，还有唢呐、锣岔，走起路来时，咚咚擦的响，声音震耳，块到新娘家时，大家就知道，姑爷来接新媳妇了。

所以，在北京话里，就有“您家的姑娘该咚咚擦了吧？”，意思就是您家的女孩该结婚了吧？如果问女方：“你什么时候咚咚擦啊？”，这时女孩就会羞的大红脸了！

蔡邕《独断》中记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汉应劭《汉官仪》解释：“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卤簿的“卤”在古代是“橹”的通假字，意思是“大盾”。卤簿的“簿”就是册簿的意思，就是把“车驾次第”和保卫人员即装备的规模、数量、等级形成文字的典籍。卤簿的意义和作用有五个：一是保障帝王及随员的安全，二是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三是规范礼仪的等级，四是显示国家的综合
实力，五是显示对自然神和祖先的虔诚。

卤簿的使用范围是祭祀、朝会、外出和行幸。魏、晋、唐、宋、元、明诸朝嗣君即位，虽仪式不尽一致，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祭告天地、宗社；二是乐器设而不奏。仪式隆重肃穆而无欢乐气氛。先是派遣官员代表嗣君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然后在宫内举行登基仪式。

明代卤簿制度已经十分完备。满清是东北偏远的少数民族，原本没有卤簿制度，清代的卤簿制度是逐步向明代学习，承袭而来的。是清王朝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继而入主中原，实行统治200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1616年统一女真部落，建立“大金”政权以后，以汉人为样板，努力模仿明朝的典章制度，出现“张黄盖，鸣鼓奏乐”等礼仪，产生了清代卤簿的萌芽。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一日在皇太极的即位典礼上，已经“具法驾，设卤簿”。皇太极继位以后，创立了大清政权，清朝的历代帝王
于天聪六年(1632年)效仿明朝，以《皇明会典》为准绳建立了正式的卤簿制度。崇德改元之后，皇太极对朝仪礼法也进行了改革，卤簿的规定更加详尽，卤簿仪仗的人数达270人。崇德年间皇太极下令：“定内外亲王、郡王、贝勒等仪仗。”此外尚有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王妃等仪制。可视为清朝前期卤簿制度的正式建立，其标志是卤簿仪制的各种等级内容已经基本健全。

1644年，清兵进入北京。同年8月，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指挥各部迎接顺治入关的准备工作中，卤簿仪仗是头等大事。在顺治即将率领盛京皇宫的全体官员及家族到达北京之际，“礼部启请，车驾将临，应恭办卤簿仪仗等物”。摄政王下令“速行造办”。9月，“礼部启言，圣驾至京，文武百官迎接礼应行预定。先期工部、锦衣卫修治道途，设殿于通洲(州)城外，南向设帷幄、御座于中，尚衣监备冠服，锦衣卫设卤簿仪仗，旗手卫设金鼓旗帜，教坊司设大乐”。10月，清军入关，定鼎燕京，主要注意力仍集中于军事方面，但同时也十分注意学习明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卤簿仪制随之日益完善。顺治三年五月，定卤簿仪仗及诸贝勒、贝子、公等仪仗。定引导之制，御前卤簿：马五对，纛二十杆，旗二十执，十杆，撒袋五对，大刀十口，曲柄黄伞四，直柄黄伞八，红伞二，蓝伞二，白伞二，绣龙黄
扇六，金黄素扇四，绣龙红扇六，彩凤红扇四，吾杖二对，豹尾四根，卧瓜二对，立瓜二对。摄政王、辅政王、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镇国公、辅国公等均有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