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
作者:靳铭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01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为此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架构,建立和完善包括科学的分工协作、成果分享机制和智力、财力支持制度,并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调查研究方式方法。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有力促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保证了整风运动胜利开展,提高了全体党员干部的党性,实现了党干关系和谐。
        【关键词】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机制制度;方法;成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1—0132—05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真正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调查研究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彻底冲破主观主义的土壤和温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养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的有效武器,因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
        一、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1.领导干部带头调查研究。深知调查研究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调查研究更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这也是开展好调查研究的关键环节。延安时期,不仅号召大家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都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纷纷带头调查研究。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全党上下开展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调查研究制度
        2.将调查研究作为共产党人永恒的课题。始终认为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1941913日,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的《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1]378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就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堪称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典范。抗战胜利后,
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在工作中,他依然是继续深入调查,并首次在1948 9 15 日代表东北局给中央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对东北解放后的经济构成作了概括, 提出五种经济成分, 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存的思想,丰富了我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延安时期开展调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脉搏,进行科学决策,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组织架构、完善制度保证
        1.构建严密的组织架构。为了有效地促进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在1941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规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同时,还要求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党委或省委,也一并设立调查研究室,这样就搭建起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更加深刻地认知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的有效平台。为了增强调查研究的力量,19417月中央还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9月,又把马列主义研究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并设立了中国政治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文化思想研究室、教育研究
室、新闻研究室、文艺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等,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2.建立科学的分工协作和成果共享机制。为了使调查研究机构真正形成整体,形成合力,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各研究机构进行了科学的分工,并建立了成果共享机制。在分工协作方面,中央调查研究局中的情报部,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延安设立四个分局,分别担负欧美、日本、国内(包括沦陷区、大后方以及根据地等不同区域)的材料收集;政治研究室设立中国政治、经济、敌伪、国际等四个研究组,负责对材料加以整理并研究;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的重任。在成果共享方面,要求各地方的材料书籍和总结性文件,除了为该局委工作服务之外,还要将所得材料供给中央调查研究局。这就实现了中央与地方及各地方之间信息材料的共享,为中央把握全局、地方配合中央以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全面系统地了解客观实际,相互借鉴实践经验提供了有力保障。
        3.将智力、财力支持制度化。为了保障调查研究工作的有力开展,《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针对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提出:各局委之调查研究室设主任一人,必要时由
各该局委的委员之一兼任,内设若干有能力的研究员;拨给必要经费,给予各种便利,以达系统的周密的调查与研究一切必要情况之目的。秘密工作区域的省委必须周密研究客观情况,但专任研究人员则应是最少的。”[2]178此项规定为调查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和必要的财力支撑。1941年成立的中央调查局就由亲自担任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同时,还兼政治研究室主任,其中经济组组长为邓力,国际组组长为张仲实。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遴选研究工作人员40余人,其中包括曾担任秘书的田家英。七大以后,政治研究室又由张闻天负责。由如此精兵强将的配备,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调查研究成功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