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分析和认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及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也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指导和理解中国革命的关键，也是我们在思想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和难点所在。
首先，产生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部分。
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主要体现是清政府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中日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矿企业方面均有所发展，并在新兴的银行业中占有很大的势力。辛亥革命后，官僚资本转移到北洋军阀手中。但是，只是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以后，官僚资本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使它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垄断性表现得那样强烈和直接，如同所指出的，“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民党新军阀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依靠其政治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地集中了巨大财富，形成了以
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首先通过筹措内战经费来增进他们的财富，而筹措战争费用的手段，则是通过发行钞票、增加赋税、举借公债、乞求外债等来进行的。其次，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来取得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官僚资本借以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中心是金融垄断。四大家族依靠军事独裁的力量建立与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四行二局”，从而确立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凭借雄厚的金融力量，独占与控制了工业、商业等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并在各地购置地产，广泛掠夺各阶层人民。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抗战胜利以后发展到最高峰。接着他们又在内战中大发战争横财。在他们当权的20年中，集中了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里产生的一个毒瘤。它发展迅速，但它并不是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创造财富为扩张手段的，而主要是用政治和军事的强力对各阶层人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来聚敛财富的。这种掠夺来的财富，又用来维持其军事政治统治，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它具有强烈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和垄断性，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持，对内依靠封建主义的支撑，严重地阻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当然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民族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以个人身份投资兴办工商企业的私人资本。它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少数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兴办的，也有个别是由手工业作坊或旧式手工工场采用机器生产转变而来的。民族资本的发展有几个高潮。19世纪末受甲午战败的刺激，曾出现“设厂自救”运动，民族资本企业得到一定发展。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尤其是1905年至1908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设厂数目和投资都急剧增加。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特别是第一次大战期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出现了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正是这种经济领域里的新变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乃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经济的和阶级的基础。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资本主义各国卷土重来，民族资本的发展很快陷入困境。1927年之后随着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和随后发生的长达8年的中日战争，中国的民族资本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
民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当然要高于、先进于封建的生产方式，而它又没有官僚资本那样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它主要依靠自主经营、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来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民族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属于进步的经济力量。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外国资本、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外国资本家利用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以雄厚的资本垄断市场，使民族资本无法与其竞争；官僚资本的特殊地位和经济势力，封建势力的苛捐杂税，使民族资本主义举步维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基础工业薄弱，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布局不合理，以致发展缓慢，力量微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其次，中国资产阶级也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明确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分析它们各自代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对待革命不同的政治态度，指出前者“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是“需要革命”又“怀疑革命”的动摇不定的阶级。1927年之后，随着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称之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就进一步发展起来。这个阶级的突出特点，是对外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对内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各种封建关系，有着强烈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带买办性的大资产
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则是国民党反动政权。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两重性”是它最为突出的政治品格。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挣扎。因此，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要团结他们的基本理由；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出软弱、动摇和妥协的特点。戊戌变法运动的流产和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其根本原因都是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软弱无力、动摇妥协的先天弱点造成的。这也说明，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承担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无法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而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存在着阶级矛盾，与劳苦大众存在着隔膜，当无产阶级和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
它的这种弱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它的同时必须与其动摇性妥协性斗争的理由。
最后，中国共产党要根据官僚资本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以反帝反封建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和革命旗帜的，而官僚资本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代表和具体体现，因此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摧毁官僚资本的任务。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地明确地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同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把没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与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1948年4月，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官僚资本是伴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而消亡的。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采取“没收”和“
改造”的政策，使其变为国营经济。由于官僚资本在旧中国已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与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和改造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财经、平稳物价、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基本政策是消灭或打倒。由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因此无产阶级应当利用矛盾，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争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即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与某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有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可能和必要。但是必须注意，“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因此，无产阶级在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对其反动政策，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在被迫与它分裂时，又必须敢于同它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直到推翻其反动统治。这个阶级曾在1927年国民革命高潮时期策动反革命叛变，向中国共产党
及革命众举起屠刀，国民革命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抗战胜利后，又是这个阶级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悍然发动内战，妄图一举消失中国共产党及革命人民的武装力量。但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以至最后在祖国大陆的灭亡，这个阶级也便随之被消灭，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综合起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采取的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但斗争是主要的。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与封建生产方式和官僚资本相比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属于进步的经济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对它的基本政策是保护，而不是打击。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中的“保护民族工商业”，主要就是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仅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过程中对其采取保护政策，即便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这正如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不像对待官僚资本那样采取“没收”的办法，而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业。 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面，又有动摇和妥协的一面，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对之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之；一方面与之进行适当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即又联合又斗争，联合是主要的。这与对大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不同的。认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即使在他们追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时，也应采取政治上争取和经济上保护的政策，而不能把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即是说，我们在革命过程中，要始终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同盟者来争取，而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当然，无产阶级在与其建立联盟关系的时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与其动摇性和妥协性斗争，以防止它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后胜利。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把这种矛盾视为敌我矛盾，而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
6年，资本家在企业中的地位，由原来的剥削者、支配者，变为在党的领导和工人监督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至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不复存在。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