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财产演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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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陷入穷途末路，被迫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历经8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一方面向美国寻求帮助，借用美国的飞机和舰船，把远在西南、西北的大批国民党军队抢运到全国各战略要地；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垄断对日受降和接收日伪占领区的权利，由此上演了一场收复闹剧。
政令成一纸空文，各路诸侯向“钱”迈进
为了垄断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工作，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收复区之党政亦统归陆军总司令部监督指挥接收”，并于9月5日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党团、经济（包括粮食、农林、水利等）、内政（包括教育、社会、司法、卫生、地方行政等）、财政、金融、外交6个接收小组。委员及各组负责人，均由机关部门的代表担任。同时，各省市也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
但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远在大西南、大西北，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收复区进行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政令便成了一纸空文。日本投降后，身处收复区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以及同这些人挂了钩的伪
军、汉奸和地痞流氓等各“先头部队”纷纷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捷足先登，选择油水最多的地方肆意抢掠，迅速掀起了第一轮“劫收”狂潮。接着，某些占有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事机关，如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及其在前线的部队，都纷纷抢
先进入收复区，劫夺大量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进行第二轮“劫收”。等到陆军总司令部各主管部门的接收特派员、各省市接收委员会委员等“接收大员”两路进入收复区，开始“正式”接收时，已经是第三轮了。行政院各部、会进入收复区，挂起招牌，站稳脚跟后，也不愿继续受陆军总司令部的控制。1945年10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呈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工作仍归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外，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由此，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就形成了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军事、行政院负责全国性政治经济、各省市负责本地方的接收局面。
“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收复区物价飞涨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从1945年9月初开始，到1946年3月间大致完毕，进入处理阶段。由于各军政部门都想乘机大捞一把，当时的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竟然出现了四五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各行其是，明争暗抢，无所不为。有一次，为了接收一艘船舶，好多个单位争先恐后地抢夺，单中央机构就有联勤总部、海军部、交通部、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航政局等6个单位，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他们互不相让，吵作一团。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等财产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争夺更为激烈，有时一个敌伪仓库的大门上往往贴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单位的封条，许多有用的物资曾因争执不下而被烧光或偷光，损失殆尽，更有甚者，各接收机关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在接收敌伪资产过程中，接收大员们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疯狂地抢夺汽车、洋房及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收复区人民称他们是“三羊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即仰仗西洋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五子登科”（即抢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接收大员们究竟揽入私囊多少资财，谁也说不清楚。许多敌伪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拆卸贩卖，无法开工，商店
更是十室九空。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物资不足原有的五分之一”。北平敌伪房产14000多所，连同各县近20000所，而登记造册被接收的只有380余所。第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掠取敌伪物资价值2000万元（旧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仅金条就私吞了10000多根。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借接收之机，压低法币与的兑换比例，变相掠夺了收复区人民的大量财富。当时合理的法币与伪中储券（抗战期间汪伪政府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主要流通于华中及华南沦陷区）的兑换率应为1∶50，至多不超过1∶60，但是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却规定，法币1元兑换伪中储券200元。当时的报章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致使收复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清查团”成遮羞布，四大家族疯狂吸金
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贪赃枉法、掠取民财的丑恶行径激起收复区民众的强烈不满，广大人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京沪平津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大公报》说，“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如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当时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争一结束，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马歇尔曾警告蒋介石，如不对国民党官员接收中的贪污行为加以整饬，美国将重新考虑今后对华“援助”的监督问题和剩余军用物资的“赠予”问题。迫于国内外要求查办贪官污吏的强大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1946年5月初下了一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会同成立“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并在6月中旬确定出“清查处理敌伪物资办法”，还规定清查的期限最多不得超过
50天。然而，由于国民党各方争相加入“清查团”以寻求庇护，“清查团”的人事任免纠纷不断，一直闹到7月底才勉强组织了7区18组，于8月初先后出发，着手所谓的“全面清查”。
收复区的广大民众要求“清查团”对贪赃枉法的接收大员严加惩办，纷纷向“检查团”检举密报。上海的揭发密函有400多件，平、津两地则有1300多件。但蒋介石却只想做戏，不愿真心查处他的手下爱将们。他
甚至告诫“清查团”说：“接收虽然不免有些毛病，也要顾全大局，家丑不可外扬。”各“清查团”大都秉承其意旨，走走过场，能敷衍过去的就尽量敷衍，实在不行就打几只“苍蝇”了事。苏浙皖“清查团”明知南京和上海两处为全国接收过程中贪污的重点，且贪污要案大都与豪门权贵有关，但他们在上海、杭州住了两个月，却没有检举一件案子。由于台湾的接收大员徇私舞弊，搞得天怒人怨，闽台“清查团”到台湾时，不得不把专卖局长任维钧、贸易局长于百溪以接收贪污罪移送法院，台湾省主席陈仪便向蒋介石状告“清查团”故意挑剔，结果“清查团”挨了蒋介石一顿训斥，任维钧、于百溪却安然无恙，闽台“清查团”只好悄然离去。粤桂“清查团”到广州后，因为广西挡驾，广东各接收机关拒不交出接收清单，“清查团”只好一案未办就返回了南京。天津公用局长张锡钧等人在接收过程中大量贪污，被人向“清查团”告发，市长张廷锷竟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训话：“密告检举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查严办！”“清查团”去函质问，张市长竟置之不理。
由于“清查团”的人员不足，清查时间又短，且在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财产近一年之后才开始清查，接收大员们有充分时间销毁贪污证据，消化贪污赃物，甚至设法调离原职，清查结果可想而知。
国民党政府接收过程中最大的“劫收”者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打着国家、政府的旗号搞接收，却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进一步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垄断地位。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是宋子文以接收61个日伪工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46年该公司独占了全国纱锭49%、布机86%、棉纱产量39%、棉布产量74%。
然而，四大家族最大的兴趣还不是工业，而是商业贸易。他们通过接收敌伪财产，开设了各种贸易公司，如蒋介石、宋美龄的中美实业公司，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祥熙的扬子建业公司，陈氏家族的太平洋兴业公司等。这些投机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上海，垄断国内外贸易，操控买办业务。如扬子建业公司从事外贸业务，与美国16家工厂订有总经销合同，推销美货，并垄断了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工业或商业方面的掠夺，总是和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四大家族掌控着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通过这些金融组织，接收了大批金融机关及其财产，至1946年6月止，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占国民党统治区银行总数的70%，垄断了金融业。他们操纵这些金融机构，以强购土地、高利放款、高抬物价、套购外汇和票据兑换等手段，无情地对全国民众进行剥削和掠夺。他们聚敛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至今都无法统计。当时有人估计，仅孔、宋两家的财产，就足够全中国人民按照美国人民的水准生活一年。
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声誉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对它充满了期盼。但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弄得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而最高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做严肃认真的追查处理，却一门心思搞独裁打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经济崩溃的速度，彻底站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政权必然要被人民唾弃。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振臂一呼，仅3年时间，便用小米加步打垮了号称有八百万军队、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垮的，而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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