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第2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3No.22003年3月 Journal of S ou th -Cen 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 alities(Hu manities an d S ocial Sciences) M ar.2003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刍议
刘旭初1
，周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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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淮阴师范学院楚州校区，江苏淮安223200;2.江苏省淮安中学，江苏淮安223200)
摘 要：尽管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是被动的和消极的，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地位，是不容动摇和否定的，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主战场
中图分类号:E 29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3)02-0174-04
抗战初期是指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即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评价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就此各抒己见，褒贬不一。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认为这个阶段国民政府对日方针政策的侧重点是反侵略的，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应予充分肯定。其二，认为蒋介石虽被迫同意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其推行的抗战路线却是消极的、被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及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场上已发挥主导作用，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论及较少。其三，认为抗战初期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各种因素的制约，蒋介石虽被迫准备抗战，但实际上对日仍采取妥协、求和的卖国政策。对日军的大举侵犯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保存实力，伺机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继续推行“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导致正面战场的全线崩溃，所以正面战场应予以彻底否定。我们认为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事实表明，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之方略的主流虽然是消极的、妥协的，但国民党正面战场是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它对抗战乃至二战亚太战场的最终胜利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一切都是不容动摇和否定的。下面我们想从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一个简要的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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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它
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同时也是
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重要标志。
面对日军的猖狂挑衅，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振聋发聩，蒋介石迫于形势的压力和需要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和调整，以防不侧。他一方面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要宋哲元“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1]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
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2]
此时此刻蒋介石仍把事变看作是中日双方在局部地区上的磨擦和冲突，希望事态不再扩大，通过双方代表的谈判，继续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以牺牲局部权益为代价，达到平息事态的目的，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的讲话和国民政府以“和”为贵的态度恰恰中了日本政府之下怀。日本政府在接到事变详报后，首相近卫文立即召开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议出兵，并于当夜发表声明，歪曲事实真相，同时声称“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3]
其目的一方面是企图欺骗世界舆论，掩盖其侵略行径，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以和谈作为诱饵，尽
可能不费一一弹让蒋介石主动放弃平津和华北。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军在华北并无军事优势可言，尚未完成大战前的准备工作，为争取更多的时间，从本土和朝鲜调兵遣将，做好战前准备，于是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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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2-12-12
作者简介：刘旭初(1965-)，男，江苏省淮安市人，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和谈”烟幕，佯称“华北事变”可以局部解决。在和谈过程中，日方代表毫无诚意，为拖延时间，他们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所提条件越来越苛刻，其狼子野心暴露无疑。但国民政府却仍不能明断，一味幻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妥协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这不仅贻误了宝贵战机，反而给日军赢得了喘息机会。
7月下旬日本源源不断向华北增兵,21日，再次炮击宛平县城，战事急剧恶化。由于日本侵略者侵华步伐的不断加快，客观上已经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蒋家王朝的统治，再加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战，而此时想“和”，日本人也决不会答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公开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准备抗战，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他反复声
明:“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还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4点最低限度立场。由此可见，蒋介石谈话时的心理十分矛盾和复杂，对抗战显然缺乏必胜之信心，他所讲的抗战是指到最后关头的应战，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应战，可见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是消极和冷漠的，而决非是国民想像中的积极抗战和全民族的抗战，同时对和平解决还抱有极大的幻想，尽管如此，蒋介石准备抗战的谈话和采取的一些国防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4]事实证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兑现他在庐山上的讲话，在行动上仍一意孤行，推行消极抗日的错误政策，单纯依靠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压制和打击广大军民的抗日爱国热情，给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带来重大损失。由于国民党妥协退让，委曲求全，导致卢沟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在这种情况下蒋又发表谈话:“当时余言我不求战，只在应战，今既临此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组织傀儡组织。”并说“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时蒋介石似乎才真正理解日本人所讲的“和谈”、“局部解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平津后，于8月13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其目的是占领上海，进逼南京，直接打击国民政府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以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的。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大举进攻，严重损害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直接威胁蒋
介石的统治，中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也不容许国民党继续对日采取妥协的方针，迫于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比较积极的抗日行动。8月13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向日总领事提出抗议，抗议日军进攻上海的中国守军。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5]。8月15日，蒋介石秘密组建大本营，亲自任海陆空三军大元帅，划全国为5个战区。国民党的上述行动，较之“九・一八”事变以来所执行的不抵抗政策和“七・七”事变后的妥协退让确实有较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客观上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统一抗战。8月20日，国民党确定的作战方针为：在全局上要避免大兵团作战，对日实行柔性攻击。软弱地表达了“自卫”的意向，未能顺应民意公开宣布与日绝交，对日宣战，这就为日后“和谈”和消极抗战留了退路。蒋介石既然决定“战”了，又为何作出这样的作战方针?除了以上诸多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调停。“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就对列强寄予很大希望，幻想他们出面调停，制止日本侵华“主持公道”。他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1]但英美政府继续执行其所谓“不干涉”政策。美国务卿赫尔在声明中空谈维和且强调“切戒在推行政策中应用武力。”英国政府也“深觉调解甚为困难。”[6]国民政府9月13日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制裁日本对华侵略，但在10月6日国联通过的决议案中，只表示对中国“以精神上的援助”，建议会员国“应避免采取一切动作，致加增中国在现在冲突中之困难。”[6] (P359)“八・一三”事变后蒋一面组织抗战，一面又要求国联大会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表示愿竭力促成中日问题之永久解决，大肆宣扬“九国公约参加国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重大。要求军队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同情和支援。”由于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会议，其他各国均取观望和消极态度调停，会议除发表一空洞宣言外毫无结果。由于蒋介石的这种投机心理和错误的战略指导，淞沪抗战坚持3个月后终于失败。从上海失守到南京陷落这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秘密同日本进行多次谈判。法西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日方的暗示下居然充当起了调解人。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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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由于蒋介石希望九国公约会议能对中日关系作出公正的判决，所以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只是采用“商量”、“讨价还价”等拖延办法，到11月下旬，随着九国公约会议毫无结果而休会，蒋介石的幻想渐趋破灭。加之南京的陷落和日本提出的条件更加苛刻，难以接受，陶德曼的斡旋也就自然不了了之。
2 蒋介石政府在对日妥协退让的同时，对内加紧限制和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
1938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各地游击队“一律勒令取消”，并“禁止组织类似的游击队，以杜祸乱”。1938年2月，在安徽芜湖，国民党破坏学校师生的抗日活动，把校长以“奸”处置；在西安解散西安文化界协会、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等13个抗日团体；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匪徒捣毁《新华日报》社，杀害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战士，对其他党派仍实行排挤、打击和消灭的反动政策，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推行一条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
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加快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进程。西安事变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希望国民党能以大局为重，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御侮。但是，国民党反共政策始终未变，国民党一心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以实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分歧很大。国民党企图利用合作之机收编红军，融化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政权。中共从抗日大局出发，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从联蒋抗日的民族大局出发，作出重大让步。“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仍抱幻想，对谈判和调解持乐观态度，故继续刁难和拖延。1937年8月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华北战场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军队不断溃败，这时蒋介石又别有用心，想让红军赶快出兵作战以牵制日军，同时又可以全力借日寇之手消灭红军，自己又能落个抗日领袖的好名声，可谓一举多得。基于这种考虑，他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不会有全国的抗日战场，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是被迫的”。
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并不想下决心抗日，但又不得不抗日。之所以说他不想抗日，是因为国民党自始自终没有忘记“和”字。“和”有很多利益,“和”了之后，国民党的统治、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英美集团的财产就全能保住。反之,“不和”就要打仗，打仗就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就人力而言，不靠动员全民族各
方面力量是不行的。人民众动员起来了，他们在抗战中壮大、觉醒，反过来将威胁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这是蒋最担心、最害怕的，也是最不愿看到的情景。从日本方面来说，灭亡中国是一以贯之的既定国策,“和”显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打”是不容怀疑、蓄谋已久、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抵抗对蒋介石集团来说又是死路一条。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打，也只有打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消除人民的不满情绪。既要打，又不敢发动众，于是最终只能走片面抗战道路。与此同时，只要能“和”，蒋介石就求之不得，因为“和”对四大家庭、对英美、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利。可见，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日是积极的、主动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但国民党从“九・一八”以来，从不抵抗到宣布抗战，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1938年三四月间，又迫于舆论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召开国民党参政会议，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抗日，应予充分肯定。
3 从军事上看，抗战初期，除八路军独立作战取得平型关大捷外，国民党军队抗击着
几乎全部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中、华东先后组织了平津会战、太原会战、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四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在华北战场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守在宛平城的二十九路军在旅长何其沣和219团吉星文领导下，奋起还击，二十九路军司令部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28日在南宛阵地，第二十九路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
宛平城守军在与强敌作战中，不怕牺牲，坚守阵地24天才失利。华东战场,“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守军经过3个月苦战毙敌40000多人，日本更换3个指挥官才拿下上海。10月26日，八十八师第524团，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800壮士坚守阵地，胜利完成任务。山西战场，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最大的一次战斗。日军一再发起攻击，均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将领郝梦龄、刘家祺壮烈牺牲。1938年4月，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在台儿庄一举歼灭敌矶谷师团，共歼敌8000多人，俘敌1000多人，缴获大量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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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胜利，是国民党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这几次会战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第一，它牵制并大量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第二，它粉碎了日军在3-5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作战计划，迫敌不断增兵，为抗日持久战的到来赢得了宝贵时间。第三，它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第四，国民党军队中，许多爱国官兵前仆后继，英勇不屈，为国捐躯，体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传统精神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曾高度赞誉其为“民族革命典型”。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妥协、求和，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单纯依靠正规军、正规战，采用消极防御的战术，处处设防，处处被动
挨打，导致“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打胜了，但没能改变正面战场在全局上的失败。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由沿海向内地后退了1000公里，由华北向华中后退约1800公里，丧失了13个省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340余座城市先后沦陷。一些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不听调遣，保存个人和派系实力，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消极避战，指挥无力，军队战斗力很弱。凡此种种，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
客观地讲，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从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到走上抗日的道路，尽管是被迫和不彻底的，甚至其目的、意图都是反动的，但毕竟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首先，国民党抗战标志着全国性抗战的开始。其次，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新气象。再次，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英勇抗战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反之，如果没有正面战场的作战就不可能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主力部队。否则，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正面战场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可以肯定地说，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事实同样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共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信心，对正面战场的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这并不能动摇和否定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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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 苹)
On Frontal Battlefield of Guomingdang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 IU X u-chu1,ZH OU S hu-qin2
(1.Chuzhou Branch Huaiyin T eacher's Co lleg e,Huai'an Jiangsu223200,China;
2.Huai'an M iddle School,Huai'a n Jiang su223200,China)
Abstract:Ev en thoug h the initial w ar of resistance ag ainst Japanese ag gression w as passiv e and dispirited,Guomindang finally g ave up the policy of no n-anti-Japanese ag gression and fought tog ether w ith Chinese Comm unist Party.That their frontal battlefield is the m ain one in the China's anti-Japanese agg ression can't be neg ated.We should com ment on it objectiv ely and fairly.
Key words:War of Resistance ag ainst Japanese Ag gression;frontal battlefield;com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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