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为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人民的选择
从争取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内战爆发到新中国的建立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页。
战后形势
  美国的态度,支持蒋介石,扶蒋放反共,目的在于控制中国,巩固在亚洲的地位
方法:命令日伪军只向国民党投降;帮蒋介石运送军队;派部队进驻北平、天津等城市;提供经济、军事援助。
蒋介石,希望武装消灭共产党,但当时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困难
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希望以和平方式建设新中国
和平建国,有利于中国人民,符合人民的愿望
能否以和平方式建设新中国,不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愿望,因此,有准备打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重庆谈判
三次电邀到重庆谈判
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强大
客观原因:国民党的军队主力军在大后方
牵制因素: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
牵制因素:国民党内部分人不赞成内战
国际影响:苏、美、英等国际力量不希望 中国马上发生内战
双十协定(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
政协召开
我党争取和平的诚意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抗日战争结束到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国内形势的一种估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可能进入这样的阶段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处理解放区与美国及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和平与民主”的口号,使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2月间,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都沿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实际上已经在的《论联合政府》中有所体现。按的分析,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迅速失败,中国共产党在策略上有所调整,但建设“民主联盟国家”的目标并未放弃,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恰恰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机会。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文、《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全面内战爆发
从日本投降到全面内战爆发经过一年时间,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46年6月,国民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
国民党在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是:沿主要铁路干线由南向北,夺取大城市,控制交通线,将中共军队主力分割歼灭,或将黄河以南中共军队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然后将其围歼于华北地区,从而达到变解放区为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目的。作战步骤是,先集中兵力,迅速消灭山海关关内的中共部队主力,控制津浦线、平汉线两条南北交通大动脉,稳定江南,确保华北,尔后转向山海关外,进攻东北。为此,国民党运用80%的兵力计193个旅约160万人,发动全面进攻。
人民解放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
,“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独占的地位,在中国美国希望维持一个亲美的政权,蒋介石的内战,适应了美国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需要,有明显的反民族性质
国民党的统治以农村封建势力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广大农民遭受苦难的根源
国民党的战争维护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让农民继续受封建压迫和剥削,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因此战争具有反人民反民主性质
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是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集中了巨额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蒋介石的战争是为了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因而是非正义的
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对于国民党来说,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于共产党来说,则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因此具有爱国、进步、革命的性质。
如何战胜国民党
1、军事战场
“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东北根据地的建立
“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战略防御
“以主力部队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转入战略进攻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所谓“独特形势”,即经过一年作战,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强弱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虽然已在几个战场上转入守势,但在陕北和山东两个主要战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劲的攻势。在这种状况下,捉住战机,就果断地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功。这自然是独特的。
  所谓“独特方式”,即担任战略进攻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采取了不要后方,不是正面稳步推进,而是千里跃进的方式;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同时并存,密切配合,在战略上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1947年10月10日由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把创建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公开地提了出来。
2、
      解放战争时期的政策经历了从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再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过程。
      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系统阐明了土地革命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发挥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经过运动,到1948年秋,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
3、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学生运动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的先导,从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到北平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学生运动从争取民主发展到了反帝爱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即“五·二〇运动)和“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则是学生运动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第二条战线形成的标志。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
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
                国民党政府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严重依附美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与尊严;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敢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在战后把中国殖民地化,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利益,坚决维护中国主权与尊严。
“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1225页。)
            应该指出,“第二条战线并不是直接拿起武器来反对国民党政府。它对第一条战线的武装斗争所起的仍然是配合作用。如果没有第一条战线上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很难会有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更谈不上它的胜利了。但这种配合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6页。)
第二条战线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第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逐步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思想深入人心,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武装斗争。
      第三,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部分军队的兵力,使之不能全部投入前线作战,直接配合了军事战线的作战,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一方面使国民党军队要分出兵力来警戒后方,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守备;另一方面,则需要抽调前线兵力对付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武装斗争)。
      第四,为输送干部支援解放战争,配合人民军队接管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4、国民党部队的起义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共有“188万官兵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其中陆军240个师;海军3800余人,大小舰艇97艘;空军4000余人,各种飞机128架,合占国民党军被歼总人数的22%强”,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
对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民主党派的发展
第三条道路的破产
1947年12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为主席。
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组成人员主要是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1945年12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农工党)
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1944年底,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工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
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