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分析近年来18部青春电影里女大学生的负面形象，归纳了“道德规章的反叛者”“性爱观念的开放者”“拜金主义的追随者”“爱情道路的迷失者”四种“坏女孩”类型，并且探讨了此类人物形象背后电影人、出品方、观众体多重利益和文化诉求的共融。女大学生形象在多方力量的塑造下显得软弱无力，并且与社会现实脱节。这类消极电影创作给社会各方带来不利影响，亟待改革。
关键词：青春电影；女大学生；形象构建；传播效果；影视创作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0）03-0102-05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徐阳
闻佳
∗∗∗第40卷第3期绥化学院学报2020年3月Vol.40
No.3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Mar .2020
收稿日期：2019-08-23作者简介：徐阳（1985-），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江淮学院讲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文化；闻佳（1982-），男，安徽铜陵人，安徽大学江淮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视觉传达、符号学。基金项目：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重点科研项目“青春电影中大学生择偶观的呈现”（2018sk0001）。
“1984年，由陆小雅执导的《红衣少女》的出现，可谓打造了真正意义上的我国大陆第一部青春电影”。[1]该片讲述了高中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的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个爱穿红衬衫的个性女孩。影片一经播出就受到观众喜爱，当年便荣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1985年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这过去的35年电影历史长河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推舟前进的重要角。但遗憾的是，“影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是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名单
以边缘、另类、个性张扬的女性形象为主。”[2]
“她们表达的是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压抑、爱情破碎、无奈迷惘的都市惆怅。”
[3]当下众多学者批判了青春电影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但他们研究的女性年龄跨度较大，涵盖了从15到44岁的青年体，过于宽泛。因此本文缩小研究范围，仅聚焦当代青春电
影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回顾总结其负面形象，挖掘背后的原因，并探讨由此带来的影响。
一、“坏女孩”的形象分类
年轻学子通过努力拼搏、层层选拔升入高等学府，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进入大学后接受高等教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未来会成为社会各行业的领军人和建设者，女大学生更是其中一抹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当代电影对这些莘莘学子形象，尤其是女大学生形象进行了错误的解读，在国内以及国际的大荧幕上扭曲了她们的心灵和面貌，创造了各种女性形象的新“矮度”。这些青春电影如同一辆从现实社会脱轨而出却还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不仅内容荒诞不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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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艺术真善美的殿堂越驶越远。
（一）道德规章的反叛者。大学生们作为校园的主体，绝大多数都能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国家法律，秉承良好的道德准则，而且“女大学生在法律法规、校规校纪中体现出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明显高于男大学生。”[4]但青春电影中的女大学生与校园规章和道德理念之间关系紧张，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和反叛性，表现出一种标新立异、冷眼旁观、批判现实的个性特征。
多部青春电影塑造了一个个违反校规校级的女大学生，从电影《少年班》中年仅15岁就开始抽烟的周兰，《匆匆那年》中肆意旷课、外出租房与男友同居的沈晓棠、再到《脱单告急》中深夜在酒吧跳舞、醉酒的女大学生体。诸如此类的情节描绘不仅缺乏引导和教育，反而传递着“正大光明”、“理应如此”的谬论。在电影《万物生长》中，女大学生白露明目张胆得协助男友考试作弊。在《小时代》中，南湘为了违规参加服装比赛，托朋友暗箱操作。这种特权阶层对权力的赤裸炫耀在影片中反而博得了赞美和崇拜。女大学生不仅违反校规校纪，甚至违反国家法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下称《致青春》）中，顾小北与超市售货员发生误会，在保卫处大吵后，将超市货架全部推倒，以此泄愤。《脱单告急》中的关欣不遵守国家规定，执意陪伴男同学驾驶飞机模型非法试飞。《一纸婚约》中的叶子为了规避上海购房政策、降低房屋交易产生的税费，与卖房者假结婚。两人将国家严肃的购房政策、税收政策、婚姻政策视为儿戏。青春电影一厢情愿得把这些反叛行为标榜为“激荡的青春”，实际上传递的是人物道德准则和核心价值观的缺失。
（二）性爱观念的开放者。虽然性观念和性行为在大学生活中逐渐不再讳莫如深，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
接受的是“发于情止于礼”和“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两性关系”；并且，在校园现实中“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有更积极、正确的性观念”[5]。而青春电影在塑造女大学生形象时不仅夸大了校园性生活的普遍性，而且进行了大笔墨的情节丑化。
电影中女大学生的性爱态度随意豪放。《陆垚知马俐》中马俐频繁更换男友，并且和同学调侃男友“弟弟小”。《脱单告急》中孙小慧与男同学醉酒后相遇，直接开房。《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中的郁华已知男同学有女友，仍和其保持性伴侣关系。《万物生长》中，魏妍夜晚单独和暗恋的白老师一起过生日。电影以两次关灯吹蜡烛，近身喂蛋糕、以及白老师支支吾吾的推搡声暗示了魏妍的性大胆和开放。同一影片中的女大学生白露多次与男友在寝室发生性行为；意外怀孕
的误会解除后，在白天的校园里将一书包的避孕套倒在男友头上，以示庆祝。除此之外，大学生情侣的激情戏也做了不合理的地点设定。《脱单告急》中的关欣和男友在医院病房里上演限制级镜头；《少年班》中的江依琳和男友在校园里车震；《一生一世》中的安然和男友躲在教室里缠绵；《同桌的你》中的晓溪和男友在游泳馆水池边偷情；更夸张的是，、怀孕、堕胎仿佛成了女大学生爱情道路上的三部曲，例如《匆匆那年》里的方茴、《同桌的你》里的周小栀以及《致青春》里的谭晓晶。电影中这些浓墨重彩刻画的生理欲求是对女性身体的消费，也是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否定。
（三）拜金主义的追随者。大学生们作为社会未来的建设者，应当关注自身的发展，反对物质生活条件
对人的异化。女大学生在高校教育中“不论是在精神素质，还是思想政治观点以及道德文化行为方面都表现的积极向上。”[6]但在电影中，拜金主义有诸多拥趸，人际关系降格为物品交易的关系，爱情、友谊、良知都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
电影中的女大学生们将金钱物质作为择偶标准。《小时代》中，顾里与男友发生争吵。男友表示，自己喜欢顾里不是因为她的财富；但顾里则表示自己不会选择贫穷的男友。《青春痘》中，江婉清在得知男友父亲破产后毅然分手，面对男友的挽留，她拒绝道“光有梦想是不够的，要有经济基础。”《致青春》中的黎维娟不敢把清贫的男友介绍给室友，毕业后就嫁给了离异的大款。《少年班》中的江依琳也抵挡不住富二代的豪车、鲜花、礼物攻势。在电影中，金钱征服的不仅仅是爱情。《我们毕业啦》中的李艾艾认为金钱是友谊的基础，在家庭发生重大经济变故后，仍购买价格不菲的礼物赠送给朋友。《青春痘》中的苏婷婷为了顶替好友柯芸的高薪外企工作，不惜背叛友谊、制造谎言。《左耳》中的蒋皎对男友提供了大量的财物支持，肆意在言语和行为中贬低男友人格。《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里，冷成枫不仅教育女同学艾依“靠山、大款才是出路”，自己为了获得拍戏的机会还和女同学王佳月去KTV陪老板喝酒唱歌，并且主动对电影投资人“献身”。这种“金钱至上”的观点违背了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违背了国产电影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初衷。
（四）爱情道路的迷失者。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对爱情具有较为成熟的认识。“绝大多数女大学生抱着一种平和自然的心态对待爱情，……这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恋爱的理性态度
”。[7]但部分青春电影对爱情母题大肆渲染；女大学生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迷失了自我，将爱情变成了唯一的人生目标和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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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读书、追逐梦想本应是学生的首要任务，但是陷入爱情中的女大学生们背离了求学的初衷。《最美的时候遇到你》中的杨芳芳为了和身处异地的男友恋爱，不顾学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两地奔波之上。《一生一世》中的安然与幼年朋友互生情愫，决定放弃出国读书的理想。《我的播音系女友》中的张了了为了爱情能开花结果，放弃学业和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理想，与男友离家出走。《致青春》中的曾毓为了报复情敌郑微，故意将出国深造的机会让给两人共同爱慕的男同学。镜头下的女大学生们不仅罔顾学业，还放弃了自尊、自立、自强、自爱的人格品质。《恋恋有声》中的高洁以男同学母亲的官司为要挟，逼迫他与女朋友分手，改与自己交往。《小时代》里的南湘多次遭男友施暴，甚至曾被打入院，仍不能下决心一刀两断。《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里艾依暗恋老师文天阳，为了老师的剧本能顺利拍摄，自愿和电影投资人进行性交易。《左耳》中的蒋皎因气愤男友移情别恋，在教学楼顶层意欲跳楼轻生。原本，爱情是两性情感的升华，具有生动意涵和美好体验，但是在这些电影中女大学生在爱情面前却被扭曲、削弱，退化为一只只软弱、愚昧的情感动物。
二、“坏女孩”背后的成因探析
电影作品对于女大学生形象的塑造，历来受到关注；其激烈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各界对电影功能的认知分歧。尤其是青春电影中的“青春”一词又涉及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也给影片所对应的社会现象营造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困惑。毫无疑问，当代观众体、电影出品方和电影人对于青春电影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各方的需求不可能完全重合。因而，青春电影中对女大学生的负面描写，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不同利益和文化诉求的共融。
（一）观众需要减压阀。“现代人的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无奈的控制和强迫，个人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越来越依赖成性进而引发了内心无端的紧张和焦虑。”[8]费什巴赫的宣泄假说认为，“电视有助于清除压抑情感，他从古希腊学说中借鉴了这一思想。宣泄（意为‘清除’、‘摒弃’）概念可以追溯到希腊文化，繁荣与优秀戏剧。希腊人认为，人可以通过观看戏剧、欣赏剧中人物的悲哀，来摒除自己的悲哀与不幸。”[9]近些年来，大量新闻媒体关注“北漂”、“蚁族”、“房奴”、“蜗居”等体。他们面临物质诉求的缩衣减食、居住环境的狭小颠沛、阶层壁垒的无力突破、情感生活的空虚困苦以及人际交往的疏离隔阂，内心不免焦躁、迷茫，而又愤怒。他们在现实中循规蹈矩、默默无声的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但是在光影打造的虚拟世界里渴望像女大学生那样年少轻狂的反叛规则、放纵自我的体验性爱、不择手段的谋求利益、遍体鳞伤的追逐情感。这些影片中的女大学生扮演着观众内心消极的一面，她们在不计后果的伤害、勾心斗角的谋算、紧张刺激的情爱中发泄着自己的烦恼和压力，同时引导观众将生活中的悲哀、恐慌、苦闷、愤恨等情绪带入到电影情节之中，产生心理上的共振。电影以拟真性的镜头语言和奇观化的
内容形式打造了一场脱离现实生活的“白日梦”；观众通过幻想超越了现实的障碍，缓解内心的痛苦和压抑，恢复心理的动态平衡。因此，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们推崇电影以怀旧的方式来描述充满伤痕的青春岁月，塑造代表所谓“另类青春”的女大学生形象。
（二）出品方追求市场化。出品方作为电影的投资方，是整部影片票房收益和版权收益的受益人。它从影片制作的前期调查开始，就关注市场效应和投入产出比。因此，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导向的大众文化。阿多尔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指出，“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盈利动机嫁接到各种文化形式上。”[10]当前一些电影出品方为了利益的直接化和最大化，将青春电影从艺术的殿堂降格到商品的市集。它们异化了文艺作品的审美功能和批判职责，主动迎合观众的负面心理需求，把现实中美好的事物，例如彼此呵护的爱情、勇敢追逐的梦想、劳动获取的财富、严格遵守的道德等，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带给观众廉价、虚假的安慰。青春电影本身的文化工业属性也不可避免地迎合了市场，从而普遍扭曲了女大学生积极正面的形象，并以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取悦大众，赢取票房。“轻松的艺术总是伴随着自主这个影子。它反映出社会上没有严肃认真的信念。这种轻松的艺术是缺乏真实的社会前提的作品。”[11]剧情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但是部分青春电影里的“中国式女大学生”越来越偏离现实中原本的形象和意义。过度商业化的剧情设置使电影走向低俗、媚俗和平庸；青春电影的人文意义和社会价值在这场商业复制中趋于解构。此类廉价的青春主题作品大量投入市场，以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消解了电影的创造力品格，制造出一批同质文化、批量文化。如此不稳定、高度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也导致当下青春电影艺术贫血现象的涌现。
（三）电影人暗藏男权观。“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权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12]当今社会，女性在学业、工作、家庭等方面不断成长，在各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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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逐渐崭露头角；社会中的女性意识也开始觉醒，正经历着从萌芽、发展到走向成熟。但是当代的青春电影仍然受到男权思想的影响，在形态各异的符码背后，依旧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
在电影中女大学生被塑造得更具有女性特质，展现出符合男性社会规则的性格特点：优雅、温婉、顺从。这样的女性才会获得男性角的认可、喜爱和赞美；反之，女性则会陷入令人苦恼的剧情。“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作为客体承受来自男主人公与受众的双重欲望透视，是建立在男人／女人、看／被看、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的一系列二项对立式的叙述与影像序列。”[13]女大学生们在镜头前“被暴露”“被享用”，她们美丽的外表实际上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和视觉快感的来源。这样“看与被看”的叙事角度充满了男权文化彩。女性对男性权力的皈依，男性对女性命运的主导，也是男权文化的典型认知。故事通过贬低女性价值将其形象扁平化、边缘化；她们只是充当烘托或者拔高男性形象的道具。在电影里，女大学生为了追寻所谓的真爱，飞蛾扑火般地失去自我：放弃学业、离家出走、性交易、堕胎等种种不堪的情节比比皆是。于是“真爱”被当作一种消费符号受到部分男性观众的认可和追捧；也正是这种男权文化导致当代青春电影的创作走向了匪夷所思、反真实性的剧情设置。
三、“坏女孩”引发的负面效应
“电影固然是一种‘艺术’的形式，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媒介’的形式。这是因为电影从它的诞生之日起，便可以说就已经具有了‘大众’、‘公开’、‘中介’和‘集合’等大众传播媒介属性。”[14]（p145）因此，电影人不应该只是把青春电影看作观赏性的艺术作品，而忽略了它作为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如果影片过分歪曲当代女大学生的形象，势必会给社会各方带来不利影响。
（一）污染受众的精神生活。“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但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种在媒介内部进行的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所以往往把‘拟态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14]（p146）也就是说，受众借助媒介去监测环境，如果接触了过多的错误信息就会导致其对现实环境产生错误的理解，进而形成错误的价值认同。
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本应受到父母、教师、学校管理者的指引和关怀，但是在青春电影中这些人物统统缺席；马克思主义信仰，担负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历史使命纷纷隐匿不见；学业、理想、前途、荣誉等校园生活的积极元素也被人遗忘；剩下的是一反叛校规校级、追求情爱欢愉、崇尚物质生活、迷失自我的大学生。现实中相当一部分体就是通过观看电影去感知外在事物，更新认知体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寻相似的图像符号，甚至会简单的将青春电影等同于现实，把荧幕上的女大学生形象直接投射到日常生活之中。毋庸置疑，大量接触这样污名化且固化的女性角，受众会动摇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不自觉的使用电影人物的行为准则定位自身的生活准则和价值体系，忽视本应承担的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这种表面上看似娱乐消遣的剧情设置，实际上抹黑了过往学子美好的校园回忆；同时伤害了青少年对大学生活的憧憬。青春电影往往还邀请流量明星加盟，他们的偶像光环会加剧此类负面文化的传播效果。长此以往，消极的表意符码势必是对个体、社会、国家精神文明造成严重损害。
（二）损害社会的和和谐。媒介信息不仅会影响受众的认知，甚至会影响受众的行为。布鲁默在《电影和行为》中指出：“电影是产生模仿行为、无意学习和情绪感化的一个源泉。”[15]因此，受众过多的观看消极影视作品，容易导致负面情绪的发酵和膨胀。他们不仅容易产生模仿的心理，甚至复制其中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影响井然的社会秩序。
受众如果在电影上看到角的挑衅行为获得奖励，可能会模仿该角的行为；但是，看到挑衅行为受到惩罚，他在现实中就势必会抑制自己挑衅的冲动。但是，一些青春电影在叙述了女大学生违反校规校纪、道德法规的情节之后，并没有进行严肃的道德批评或者校规法纪的处分，从而弱化了法律、法规、道德的权威性，树立了错误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剧情对于女大学生拜金主义的过度刻画，必然消解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导致利益至上和物质崇拜的行为并泛化至社会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剧情对于女大学生情爱行为的过度呈现，强烈的刺激着人们的感官；这也会给受众带来错误的心理暗示，特别是青少年体，他们心智发育不成熟，认知体系最容易受到侵蚀，从而不明事理的模仿角的情爱行为。最终，受众的疲软情绪与放纵行径必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格罗塞
在《艺术的起源》中说，原始的艺术具有游戏特质，但是这种游戏不是单纯的消遣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的职能”，必须“效力于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达”[16]。因此，青春电影应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加强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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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道德等内容的自审。
（三）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借助全球媒介的传播，外国民众可以通过电影了解到中国的人文风情、历史文化和社会样态。但遗憾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历史、现状缺乏了解，有些国家的公民对中国还持有偏见。”[17]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形象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电影作为传播范围最广的一种媒介形态，在传播和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缺失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青春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逐渐崭露头角。《一纸婚约》获得第50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匆匆那年》获得第三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致青春》获得澳洲国际华语电影节最佳女主角，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优秀女主角、优秀女配角；《小时代》获得中美电影节最受欢迎电影等。一般而言，国际奖项的光环会助力电影增强传播效果、扩大传播范围，让更多的人了解镜头下的人文和地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影片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并没有真实传递新时代中国女性
的“她力量”，而是反映了女性的“痛感青春”。高等学府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女大学生是独立自强女性的代言人，但是在电影中她们逐渐被消解、排斥，最终成为电影中不被赞赏的体。这种非正向的青春主题叙事、同质化的重复传播会加深世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惯性偏见。也正是由于这些消极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对外宣传不断陷入对外澄清的尴尬局面，而且随着新闻报道中否认、辩解的增多，国际形象变得愈加模糊。
结语
近年来，中国电影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可是其中的女大学生形象还是显得太过孱弱无力。她们像一颗颗包装在彩玻璃纸中的酥糖，看起来漂亮饱满，实际上轻轻一捏就碎。原本，观看青春电影是一种基于理想信念的精神洗礼，如今却变成了消极的视听体验。究其原因，这些歪曲的女大学生形象背后是观众、出品方、电影人等不同利益和文化诉求的妥协和共融；而最终这些错误的解读会导致广泛的、连锁性的社会负面影响。
青春电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补充，必须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必须通过角所蕴含的个性品质、伦理道德来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塑造中国青年积极乐观正面形象的同时，也给予女性更多自由翱翔的空间和褒奖赞赏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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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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