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itial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摘 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提供温室气体各种排放源和吸收汇的国家清单，促进有关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息交流。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织国内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企业等有关单位的官员和专家，根据非附件一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本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和全国性数据，除行政区划、国土面积和其他特别注明的以外，均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一、国家基本情况
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毗邻的海域面积约473万平方公里。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和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是中国气候的两大特征。中国降水的时空变化显著，降雨多集中在夏季，且地区差异很大。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形成三个明显的阶梯，山地、丘陵和高原约占总面积66％。中国的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约为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94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19850万人，就业人员总数为67455万人，三次产业就业人员之比为54.3∶22.7∶23.0。1994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28.5％，2000年城市化水平提高到36.2％。
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平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6759亿元，人均仅为3901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20.2∶47.9∶31.9。199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221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496元。1994年中国人均生活电力消费为72.7千瓦时。 1994年中国东中西人均GDP 之比为1∶0.59∶0.44。
二、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1994年中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范围包括：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及城市废弃物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报告了二氧化碳（CO 2）、甲烷（CH 4）和氧化亚氮（N 2O）三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能源活动清单报告的范围主要包括：矿物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和氧化亚氮排放；煤炭开采和矿后活动的甲烷排放；石油和天然气系统的甲烷逃逸排放和生物质燃料燃烧的甲烷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清单报告的排放源包括：水泥、石灰、钢铁、电石生产过程的二氧化
碳排放；以及己二酸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农业活动清单报告的范围主要包括：稻田、动物消化道、动物粪便管理的甲烷排放；农田、动物粪便的氧化亚氮排放。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清单报告的范围主要包括：森林和其他木质生物碳贮量的变化，以及森林转化为非林地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城市废弃物处理清单报告的范围主要包括：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的甲烷排放、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生产废水
的甲烷排放。
1994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基本采用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1996年修订版）》（以下简称《IPCC清单指南》）提供的方法，并参考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以下简称《IPCC优良作法指南》）。清单编制机构基于对中国的排放源界定、关键排放源确定、活动水平数据可获得性和排放因子可获得性等情况，分析了IPCC方法的适用性，确定了编制1994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技术路线。
根据清单估算结果，1994年中国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26.66亿吨（折合约7.28亿吨碳），其中能源活动排放27.95亿吨，工业生产过程排放2.78亿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碳吸收汇约4.07亿吨；甲烷排放总量约为3429万吨，其中农业活动排放1720万吨，能源活动排放约937万吨，废弃物处理排放约772万吨；氧化亚氮排放总量约为85万吨，其中农业活动排放约78.6万吨，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约1.5万吨，能源部门排放约5.0万吨。按照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提供的全球增温潜势数据计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为36.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分别占73.05％、19.73％和7.22％。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清单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重点加强了数据、方法和报告格式等几个方面的工作。在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方面，尽可能采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并配合进行抽样调查和实际测试工作，同时参照
《IPCC清单指南》和《IPCC优良作法指南》中推荐的默认值。在方法方面坚持遵循IPCC方法，并根据中国国情加以改进，保证了清单估算结果具有可比性、透明性和一致性。在报告格式方面，尽可能采用《公约》非附件一国家信息通报指南推荐的格式。
本清单尚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因素有：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数据统计基础比较薄弱，尤其是在与估算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的可获得性方面还存在很多困难；其次，在能源、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废弃物处理部门中，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抽样调查、实地观察测量等方法来获取编制清单所需的基础信息，由于资金、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观测的时间尺度、观测点和抽样点的代表性还不够充分。
影响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经济发展与消费模式变化，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林业与生态保护建设。分析表明：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基本生活需求与经济发展将产生更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排放量增长的同时，也在自身的能力和发展水平允许的范围内，努力降低排放增长的速度，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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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贡献。
三、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与适应性评估的研究，主要研究的领域集中在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四个领域：水资源、农业、陆地生态系统、海岸带和近海生态系统。应用的影响评估工具模型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自主开发的模型不多，评估工作还是初步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初步研究结论如下：
近百年中国气候变化的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基本一致，20世纪90年代是近百年来最暖时期之一；从地域分布看，中国气候变暖最明显的地区是西北、东北和华北，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明显；从季节分布看，中国冬季增温最明显。1985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出现了16个全国大范围的暖冬；中国降水以20世纪50年代最多，以后逐渐减少，特
浓度从1990年起渐进递增至2100年，别是华北地区出现了暖干化趋势。在假定大气中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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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虑气溶胶浓度变化的情景下，不同全球气候模式对中国气候变化的情景预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趋势是一致的，即中国将持续不断地变暖，降水也将增加。对于未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研究目前还很少，有限的结果表明，在未来气候变暖大背景下，中国的极端气候冷害事件呈减少趋势，而极端高温事件应是增加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将增加。
对中国主要江河径流量的观测结果表明，近40年来六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呈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持续偏旱。与此同时，中国洪涝灾害也频繁发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多次发生大洪水。SRES A2、B2情景下的影响评估显示：北方径流深减少而南方径流深增加。这将加剧北方的水资源短缺，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气候变暖以来，中国山地冰川普遍退缩，西部山区冰川面积减少了21％。在气候变暖情景下，冰川融化对近期出山径流的减少将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但对未来的冰川水资源利用有较大的威胁。
气候变暖后，由于作物生长加快，生长期普遍缩短，这将影响物质积累和籽粒产量。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导致农业生产费用增加。现有的评估表明：气候变化对中国主要农作物的影响以减产趋势为主。气候变暖将影响气候资源的时空分布，相应的种植制度也将发生改变，一熟制地区的面积将减少23.1％，两熟制地区将北移至目前一熟制地区的中部，而三熟制由当前的13.5％提高到35.9％，其北界也将北移500公里左右，由长江流域移至黄河流域。气候变暖后，中国主要作物品种的布局也将发生变化。模拟结果表明：在现有的种植制度、种植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到2030〜2050年间，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会使粮食生产潜力降低约10％，其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减产为主。
气候变化对中国物候的影响显著。观测表明：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北、华北
浓度倍增情景下，中国的植被带或气候带将向和长江下游春季增温，物候期提前。在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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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纬或向西移动，植被带的范围、面积、界限将相应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西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的森林影响最大。气候变化对中国森林初级生产力地理分布格局没有显著影响，森林生产力和产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但由于气候变化后病虫害的爆发和范围的扩大、森林火灾的频繁发生，森林固定生物量却不一定增加，各树种适宜面积均减少。在浓度倍增情景下，中国北方牧区的气候将会变得更加干暖，各干旱地区的草场类型将会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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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湿润区推进，即目前的草原界线将会东移；模拟预测表明，全球变暖对中国的冻土、沼泽、荒漠都将产生显著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沿岸海平面呈上升趋势，近几年尤为明显，海平面上升的年平均速率约为1.4〜2.6毫米。中国科学家应用中国海平面变化预测模型，计算了到2100年中国沿岸5个区域相对海平面的变化范围在31〜65厘米之间，未来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海平面继续上升将加剧中国海岸的侵蚀过程。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中国沿海江河潮水沿河上溯范围加大，从而影响到河流两岸淡水供应，并使水质降低。
已采取的适应措施主要包括：颁布了13部相关法律和条例；建设水利工程，如大江大河防洪堤防建设、南水北调等；调整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抗逆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建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天然林保护区等。
拟采取的适应措施主要包括：节水型农业和工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选育抗逆和抗病抗虫新品种；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还草；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控制和制止毁林及各种生态破坏；扩大自然保护区；加强并建立防治森林、草原火灾和病虫害的监测、预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江河防洪标准，加强沿海防潮设施建设。
四、与减缓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根据自身的国情和能力，通过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做到了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支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保护全球气候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措施，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1994年制定和发布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2003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精神，制定了多部有关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法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
源消耗、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及国家计委等部门分别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和《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等政策。1990年以来，国家关闭了一大批技术落后、能耗和物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中国政府对节能项目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财政、信贷和税收等经济激励政策，包括对节能技术改造、节能设备购置实行信贷贴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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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利率、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征企业所得税和加速折旧等；对资源综合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发电、风力发电和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能源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措施，优化了能源结构，促进了能源部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煤炭投资和价格实现了市场化；石油天然气工业进行了重组，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油、成品油价格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电力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电力投资和所有权关系，完成了电力部门的政企分离。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政府把编制能源发展规划和节能规划纳入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到2000年，中国政府已编制了“六五”至“十五”节能规划以及每年的节能计划，为中国的能源发展和节能工作设定了分阶段的具体发展目标、重点项目和主要政策。从1995年到2000年，中国水电
装机容量年均增长8.7％。到2000年，已运行的核电机组210万千瓦，在建的核电机组660万千瓦；已建成并网风电场26个，风电场装机容量由1994年的3万千瓦增加到2000年的37.52万千瓦。1990至2000年，中国完成小火电机组替代1310万千瓦。1996年至2000年，关停5万千瓦及以下的凝汽式小火电机组约为1000万千瓦。从1995年到2000年，30万千瓦及以上的火电机组占火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由22.5％提高到34.4％。同期，热电联产装机容量由1653.8万千瓦提高到2867.6万千瓦，年均增长11.6％。石油和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中的比重，由1994年的19.5％上升到2000年的25.2％。根据国家扶贫目标和农村能源发展目标，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和扶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截至2000年，中国在1500多个县开发了农村水电，已建成农村水电站4万多座，装机容量248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800亿千瓦时。除了风能和小水电以外，中国还在农村大力推广省柴节煤灶、沼气、太阳能、地热等技术。1994年和200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折合标准煤分别为1026万吨和3357万吨。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节能规章，建立了中央、地方和行业、企业三级节能管理体系，实施了一系列节能技术政策，开展了全国“节能宣传周”，建立实施了能效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有效地推动了节能和提高能效工作。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GDP能源强度年均下降5.32％。
中国历来重视高耗能行业的节能降耗工作。钢铁工业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钢产量翻了一番，而钢铁工业总能耗仅增加34％；同期，化学工业万元产值能耗年均下降5.15％；建材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
措施，使建材产品能源单耗普遍下降。中国的气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务院及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先后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指导和规范了建筑部门的节能工作，如《关于加快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意见的通知》、《建筑节能技术政策》和《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等。发布的建筑节能标准主要有《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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