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角度来思考该场地适合
一、 人文历史条件
任达华三级全集二、 自然环境条件
由地形环境特点衍伸的——疗养院、瑜伽场地
三、 游客需求
高端人
石红杏最后结局极限运动
试论大运河文化及其核心精神
[摘要]京杭大运河是人类历史最著名的人工建筑之一，是世界上流程最长的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如何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大运河文化遗产已受到社会各界
瘗有识之士，特别是相关专家学者和运河沿岸的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5月，由全国政协组织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对京杭大运河沿线进行考察，各家新闻媒体对此高度关注，由此掀起了“运河热”。今年6月10日，京杭大运河被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标志着我国正式从国家层面的高度对大运河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地保护。大运河北端城市通州将在今年10月15日，举办中国（北京.通州）运河文化节，将进一步促进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但是，什么是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的特征及其核心精神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关键词]文化；大运河；大运河文化；核心精神；和文化
朴正雅一、“大运河”文化的界定
关于什么是“大运河文化”，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这是了解认识大运河文化的基础，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一）文化是什么
从文献记载看，“文化”这个词的意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周易.贲》就有这样的论述“关
泰国白龙王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统治者通过观察天象，可以了解四季的变化；通过观察人类社会，可以用教化治理天下。这大概是中国人论述“文化”的开始，但二字还没有连起来使用。汉代出现“文化”一词。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之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是指与国家军事手段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到唐代，“文化”逐渐成为文学艺术和礼仪风俗等上层建筑的代名词。例如孔颖达在解释前引《周易.贲》中的那段话时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化”指狭义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在西方，“文化”一词来自拉丁文Cultura，为耕种、居住之意。法文Culture,有栽培之意，又引申为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养。这里的文化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19世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的定义影响深远，《大英百科全书》中“文化”的定义也引用之。泰勒的定义是“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目前，学术界对文化有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解释，把“文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解释为“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合。”我国1979年版的《辞海》就采用了该说法。广义的“文化”，涵盖面非常广泛，又被称为“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学、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生活工具）、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文化”作出了解释，例如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解释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说：“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者‘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
关于文化的结构，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有“四层次”，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物态文化层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合，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的基础。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行为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该文化层以民风
民俗形态。心态文化层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二）大运河是怎样一条河
大运河是怎样一条河，这是给出“大运河文化”定义之前，必须交代的一个问题。因为大运河是大运河文化的载体，也就是说，大运河是大运河文化所植根的历史地理环境，同时运河本身也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这里根据本文研究需要进行简要说明。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大运河自开凿至今，经历了2400余年的历史。运河路线随着历代京都的改变和黄河的改道，曾几经变迁。隋以后，大运河是中国东部沟通内河、联系海港的南北水运交通干线，还兼有灌溉、防洪、排涝之利，对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曾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氏族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用人力开挖沟渠。《国语》记载禹“疏川导滞，钟水丰物”，是说大禹曾经开凿沟渠疏导河流，这可能是世界最早的人工沟渠。根据《诗经》的描述，西周时期经常采用开凿水渠灌溉，但这和我们所说的运河不是一回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争霸的需要，客观上因为冶铁技术的发明，使大规模的开凿运河成为可能。从历史文献记载，吴在江淮太湖地区，楚在汉水和云梦诸湖泊之间，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齐在山东淄、济等地，开凿了河渠以通水运。其中，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年代的运河。
秦统一时间虽短，但因军事需要开凿的灵渠在中国水路交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两汉期间也有大规模开凿、修缮运河，特别在西汉时，生产力和经济总量都达到新的高度，国力强盛，“漕运”作为新的运输手段登上历史舞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是大分裂时期，秦汉时的主要航道被分割，控制在不同割据者手中。但各割据政权又往往以都城为中心疏挖河渠，形成区域性水运路网。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大分裂的历史。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大运河的贯通成为必然。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通州），经东都洛阳，南到余杭（今杭州），全长约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把中原同燕赵、关中、江南地区连接起来，初步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之”字形南北水运大动脉。隋朝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
官方：把方舱医院改造成亚定点医院的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运输，而且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对此后的历史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唐代没有像隋朝那样大规模开凿运河，只是将隋朝遗留下来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补充。大运河为唐王朝强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代十国后，伴随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动，历代统治者将疏浚连接南北重要交通干线的大运河列为“国之大计”。北宋定都开封，曾先后整治开凿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的运河水道。“靖康之难”后，历史进入了金宋对峙时期。宋室南迁，与金朝划淮河为界。南宋定都杭州，政府大力疏浚江南河道供其所需。金政权于贞元元年迁都燕京（今北京），迁都后的金政权十分重视对辖区内各运河的治理，其中对北清河的治理和开凿通州的运河对京杭大运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明、清三朝都是统一的封建大王朝，政治中心在北京，而经济重心则在南方的苏杭地区，各王朝更加重视大运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且运河开凿技术日渐成熟，管理更完善，在京杭大运河发展史上，为大运河全面发挥作用的时期。元代开凿会通河、济州河等水道，形成直接贯通南北的单线型结构，改变了隋朝形成的“之”字形结构，从而
使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区域更加直接的联系起来，成为京杭大运河变迁史上又一次重大转变。自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为了实现南粮北运，明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对运河的某些重要河段进行了整治改造，并建立了一套机构管理制度。清代前期的京杭大运河肩负着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和其他物资的运输任务，是清王朝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但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政治腐败，国力日衰，特别是，随着新的运输工具投入使用，运河渐渐失去原来功用，但是，大运河遗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段时期内，京杭大运河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近两年来，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将大运河作为珍贵文化遗产来保护。在2005年和200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全国政协提出议案保护大运河。2005年12月15日，著名城市规划建筑专家郑孝燮、著名文物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全国著名的铜雕塑家朱炳仁联名致信京杭大运河沿线18位市长，建议京杭大运河“申遗”。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刘枫等5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2006年5月12日到5月21日，有全国政协组成的大运河遗产考察团沿运河沿线进行考察，并听取沿线各省、直辖市及省辖市领导关于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
工作方面的汇报。200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为大运河遗产“申遗”和全面保护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大运河的变迁史由四个大阶段构成。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隋朝之前为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早期运河。这一阶段的运河大都是规模相对不大的运河。但为后来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某些河段直接被京杭大运河所采用。所以也是京杭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隋朝到元朝之前为第二阶段，可以称为发展期，这一阶段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贯通的“之”字形运河。元、明、清前期是运河的第三阶段，是大运河的全面发挥作用的时期，其形态为单线型。清后期到目前为大运河的整合阶段。
（三）“大运河文化”的含义
在阐明以上两个概念之后，本文对“大运河文化”进行这样的定义：在大运河形成、发展、兴盛、整合的历史过程中，运河人在以运河为客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与运河有关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合。根据本定义，“大运河文化”的主体就是“运河人”，“运河人”就是从事与运河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其客体是大运河，“大运河文化”
的时间范围为春秋时期到现在，其空间范围为大运河流域，其涵盖范围为与大运河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当然，这一定义还需要有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讨论，以期“大运河文化”的定义更科学、精确。
为进一步说明“大运河文化”，下面将“大运河文化”分为四个层次进行阐明：
第一层次，由运河人加工创造的与运河有关的各种器物，即运河文化的物态文化层。包括运河河道本身，河道上闸、坝、桥等附属建筑及岸边的粮仓、会馆、寺庙等相关建筑，以大运河为业的人及两岸居民的在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中及从事精神生活中所创造的各种器用。以通州为例，各时代运河故道和现有河道及河上的附属建筑，河两岸的燃灯佛塔、“三教庙”、验粮楼、张家湾城、中仓遗址、金代闸河遗址、石坝码头、商业码头、客船码头、黄亭子、皇船坞、瓷器会馆、山东会馆等是运河文化的第一个层次，也是运河文化的载体。
第二层次，由运河人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与运河有关的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运河文化的制度文化层。大运河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漕运，自漕运诞生以来，封建政府就很重视对漕务的管理。到唐代管理漕运的专制管理机构诞生，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大运河的开凿、维护的管理，漕运的各个环节的管理和漕卒、水手的管理，都有一套成熟的管理体制，这就是漕运制度。具体包括运河河道管理制度、漕粮赋税制度、漕粮征收兑运制度、漕粮的管理制度等等。这是保证漕运兴盛的主要原因，值得我们现代管理学去研究和学习。除了漕运制度，还有与运河相关的漕帮组织及漕帮制度，运河流域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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