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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证据问题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它与诉讼的实体内容直接相关，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和法院的审判活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当事人而言，其诉讼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证据进行的，当事人通过收集证据、向法院提供证据、围绕证据进行质辩等活动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对法院而言，法院通过指定举证期间、必要的调查取证、组织当事人质证、审核认定证据等活动，保障诉讼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只有１２条，基本上是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无法真正解决实践中的证据问题。一方面，当事人对举证责任的内容不明确，缺乏举证积极性和诉讼风险意识，败诉后又往往将责任推给法院，造成法院公信度下降，更有一些当事人利用证据搞突然袭击、拖延诉讼，严重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可供遵循的具体的证据规则，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经验和直觉分配举证责任和判断证据，影响司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同时，对证据的裁量权过大，也容易滋生腐败。证据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重要因素，证据问题不解决，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
为此，最高法院党组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２０００年将民事证据问题列为２２个重点调研课题之一，２００１年又将其确定为五项重点改革内容之一。最高法院民一庭从２００１年４月负责起草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文稿。历经十多次较大的修改，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各级法院的意见，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征求了最高法院相关庭室、全国人大法工委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意见，并多次赴东部、中部和西部调研。在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布并将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它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通过对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解释，对于进一步促进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推动我国民事审判实践的发展、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乃至司
法改革的深化，必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含义和分配规则
（一）关于举证责任的含义
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含义不全面，第六十四条只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对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没有涉及。审判实践中，由于对举证责任的含义缺乏正确理解，在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时也不敢作出判决，甚至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回避裁判或者拒绝裁判，违背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原则。
有关举证责任的含义，理论界认为，举证责任包括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所负担的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是指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强调的是当事人举证的行为，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强调的是在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院如何裁判的问题。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都是举证责任含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基础上借鉴理论界的成果，在第二条对举证责任的含义作出了规定。
明确举证责任的含义，对于司法实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理解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正确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前提。案件审理中，对于如何判断当事人是否完成举证，举证责任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转移，是经常让审判人员头疼的问题。而正确理解举证责任的含义，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很有帮助。不论依据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都应当证明其事实主张，才完成举证，一方当事人完成举证，举证责任才能转移给对方当事人。在当事人不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情况下，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问题。一般而言，法院的民事裁判应当以证据支持的事实为根据，依据实体法律规范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证据对事实的证明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证明事实为真实，一种是证明
事实为虚假，一种是事实真伪不明。前两种情况，不论事实被证明为真或者为假，法院均可以依据实体法规范作出裁判。但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实体法规范无从适用，法院只能根据举证责任规则进行裁判，由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担不利后果。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是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但对于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就哪些具体的事实负担举证责任规定的不明确，对特殊事项的举证责任分配没有涉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完备，可操作性不强，无法真正解决实践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为此，《规定》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作法，在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１．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规定》的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的规定。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英美法国家一般认为，不存在一般性的标准，只能在综合衡量各种利益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判断；大陆法国家理论和实践普遍采纳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理论界深受大陆法国家的影响，以主张法律要件分类说为通说。这种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对权利发生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主张权利不存在的当事人对权利消灭或者妨碍或限制权利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种理论符合我国作为成文法
国家的思维方式，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强等优点，一些审判人员在审判实践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理论分配举证责任。为此，我们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借鉴这种学说的有益成分，在《规定》第二条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进行解释，在第五条、第六条中对合同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中特殊事项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予以明确，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２．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倒置规则
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第７４条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了６种情形。但对于倒置哪些事项的举证责任不够明确，各地法院掌握的标准不统一。为此，《规定》在第四条对我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和《意见》第７４条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作了进一步细化，同时根据审判实践经验，增加了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医疗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定。
关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这类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内容是否包括因果关系，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论，《规定》在第四条第三项确定应当包括因果关系的证明内容。这是因为，虽然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与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不同的是，后者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比较直观，易于判断，而前者的因果关系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确定。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实施污染行
为的加害人与受害人相比较，往往处于优势地位，掌握必要的信息和技术手段，更易于取得与污染行为相关的证据，因此，确定由加害人对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民法通则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立法宗旨。
第六项关于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依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产品生产者主张免责的，应当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项关于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所谓共同危险行为，是指数人共同实施侵害他人权利的危险行为，但无法判断究竟谁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加害人的情形。关于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理论和实践均采过错推定的原则，行为人只有在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免除民事责任的承担。这种情形符合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特征，司法解释予以确认。
第八项关于医疗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实践中，由于医疗机构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掌握相关的证据材料，具有较强的证据能力，患者则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患者往往因举证不能而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为平衡当事人利益，更好地实现实体法保护受害人的立法宗旨，司法解释对于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
３．关于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有形式分配标准和实质分配标准之分。形式分配标准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分配举证责任，实质分配标准是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自由
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成文法国家一般以形式分配标准为基础，以实质分配标准为补充。《规定》考虑到实践中举证责任问题的复杂性，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而依照法律和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又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由审判人员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证据距离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三、关于自认
自认是当事人对于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诉讼中的自认一经作出，不仅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法院的裁判行为也产生拘束力。对当事人而言，
一方当事人的自认行为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作出自认的当事人非有充分证据不得撤回自认；对法院而言，法院应当受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约束，依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作出裁判。自认具有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因而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民事诉讼法对自认没有明确的规定。《意见》第７５条关于当事人无需举证的情形中，规定了当事人对事实的承认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是我国民事诉讼对自认的原则规定。《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自认作了进一步具体化的解释。
关于自认的条件、范围和法律效果。自认必须在诉讼程序中作出，既可以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也可以
是辩论终结前的法庭审理阶段。自认具有免除举证责任的法律效果，不仅约束当事人的行为，也约束法院的裁判行为，对于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法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任意否定，只有在存在否定事由的情况下，才能排除自认的适用。这种情况一种是指涉及身份关系的婚姻家庭等案件，这类案件关系社会基本伦理价值和基本人权的保护，一种是《规定》第十五条法院可依职权调查证据的情形，这也是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
关于拟制自认。拟制自认是指对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不表示承认，也不表示否认的应视为自认的情形。审判实践中，也经常出现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持消极态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情形。民事诉讼本身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当事人消极对待诉讼，不利于法院的审理，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诉讼效率。为调动当事人诉讼的积极性，提高审判效率，在审判人员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充分说明进行询问后，另一方当事人仍不明确表示意见的，应当视为其对该项事实的承认。这里应当强调的是，为防止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拟制自认应严格掌握。审判人员不仅应当就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本身进行充分地说明，也应当充分说明当事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法律后果，并应询问另一方当事人对该项事实的态度，当事人仍不明确表态的，才能构成拟制自认。
关于代理人的承认问题。《规定》对代理人的承认，根据代理人代理权限不同分别加以规范。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与当事人本人的诉讼权利范围基本一致，其对事实的承认，应视为当事人本人的承认；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由于无权代为承认诉讼请求，在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对诉讼请
求承认的情形下，其承认行为超出了代理权限，因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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