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对微博时代“二元对立”的反思作者：范亦奇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2-05-28 阅读：242关键词：精英意识 大众情怀 微博承载了个体独立的些微思考，而无数个微博式的简短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却不可避免地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割裂为无数个具体而狭隘的情境和片段，导致人们对事件的评断分化成为在一个个“二元对立”间的选择，对自身的认识也都简化为“精英—大众”对立间的对号入座。 当下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更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个体的话语权力渴望获得尊重，独立的价值判断要求传播的可能。“微博”，以仅仅140字实现信息更新与分享，恰恰迎合了这种宣泄个人一时情绪、记录灵光一闪的思考的需要，它的出现与其说一种信息传播模式的创举，不如看作社会心理在追求“多元价值”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产物。
微博承载了个体独立的些微思考，而无数个微博式的简短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却不可避免地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割裂为无数个具体而狭隘的情境和片段，导致人们对事件的评断分化成为在一个个“二元对立”间的选择，对自身的认识也都简化为“精英—大众”对立间的对号入座。
一
“精英”与“大众”本身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然而一旦“精英”与“大众”作为“二元对立”的两端并举，
这两个原本无所谓褒贬的词语就必然沾染上高低、优劣、善恶的价值判断，甚至引发关于现实处境和历史记忆的种种联想。
现实社会无疑是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贯穿了我们的教育、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显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自然而然。在这样一种提倡竞争氛围之中，“精英”可以等同于“独立”、“能力”、“素质”，或者“尊严”、“权威”、“财富”，乃至“优秀”、“高贵”、“幸福”，蕴义宽泛而又令人神往。与之对应，“大众”让人联想到的便只剩“平庸”，于是“精英”与“大众”的对举便引发了一种“精英—庸众”对立的想象。汪小菲
与此同时，历史的记忆却在“大众”的理解上引发分岐：一方面，“”和“”的苦痛记忆也许引发一种对于“公共”生活的恐惧和退避；但另一方面，“大众”牵连的“人民”与“众”的联想，牵连的“劳苦”与“弱势”的印象，牵连的“集体”与“团结”的认同，牵连的“民主”与“人道”的理想，又使我们的道德立场与情感倾向没有理由不指向“大众”。与之对应，“精英”逃避不了的是“自私”的谴责，于是“精英”与“大众”的对举自然又引发了一种“大众—特权”对立的想象。
面对微博，面对这个时代铺面而来的零散和情绪化的讯息，我们似乎习惯了迅速地钻入预设情境之中，迅速地定位自己在“精英—庸众”或“大众—特权”对立中的身份和立场，然后迅速
地表达思想和宣泄情绪。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爸是李刚”在网络上大肆流行，受尽了愤怒谴责也遭尽了讽刺戏谑之后，大S与汪小菲的婚姻问题很快又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和情绪，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样涉及到“二代”问题，对于前者，人们很快把自己定义为“大众—特权”对立中的弱势角，控诉着既得利益者的骄横；对于后者，人们又迅速进入了“精英—庸众”的想象之中，开始做一些“灰姑娘”式的财富梦。早先指责嘲讽“特权”阶层的辛辣，其后又变为对“精英”阶层酸溜溜的眼馋。究竟如何看待“二代”问题，人们的态度本身矛盾重重。
同样矛盾的例子还有很多。“最牛钉子户”的传闻和图片曾在报刊杂志上颇有一席之地，“最牛”的评价本身已经带有一种貌似推崇仰慕而实质居高临下的嘲讽意味，似乎有意站在推进城市化、现代化的“精英”立场俯瞰这些自私自利的道德“庸众”。而随着《蜗居》的热播以及自焚抗拒案件的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一个被血泪控诉的词语。舆论很快重整面貌，站上“人民大众”的立场痛斥政府、痛斥官僚、痛斥的“特权”。人们分裂地的思考着“钉子户”或“”现象背后的道德立场和利益归属，却忽略了两者在现实中毕竟不是两个毫无关联的事实。
再如去年11月于建嵘曝光的县委书记“雷语”：“我们不,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一夜间在网络与媒体见沸沸扬扬。于建嵘的愤然离席和人们的慨然唏嘘在道义上当然值得肯定，但在斥责“养活知识分子”这一论断的“强词夺理”之时，却未必反思过它背后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未必反思过它“合理”的成分。换言之，当今的知识分子真能独立于官僚体制的关照之外？我们这些享受着经济发展的大多数人，难道不是“”的既得利益者？看似义愤填膺、大气凌然的斥责如果缺少了反思，只剩下“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矫情，就难免显得羸弱。
以上例证并不全然关乎“微博”，但无不关乎我们今日普遍的“微博式”思考方式：在有限的、狭隘的情境里到自身在“精英—庸众”或“大众—特权”二元对立中相应的身份定位，由此表明立场、抒发情感。这种思考模式显然是浮躁的，它缺少了对现实的整体把握，更缺少了躬身自省的反思。
二
肯定与否定、快感与不快感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小森阳一所谓“政治修辞术”与“心脑控制”的基础，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精英”与“大众”一旦对举，我们其实已经为自己的思维画地为牢，却没有考虑独立于这种二元博弈之外的可能。
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似乎也明确地设立了一对“精英—庸众”的二元对立，一面把贵族美化得无可挑剔，一面对大众满腹微词。然而这样一种决绝的一边倒倾向却显得难以反驳，原因在于加塞特论述的实质并不仅仅是“精英”与“庸众”在单纯的身份、地位层面的高低优劣之别，更是深化到精神领域的高贵平庸之分。
“高贵的生活与平庸的生活，或勤奋与懈怠”，章节名称本身，已经将加塞特论证的实质和盘托出。在他看来，“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他们“声誉斐然”并且“卓尔不凡”的原因必须归因于个人进取与磨练；与之相反，“大众”的称呼“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懈怠的、颓惰的”，他们“默默无闻”却又“桀骜不驯”，他们被“欲望”充斥却对“文明”的原则“一窍不通”。由此加塞特塑造了完整的“贵族”与“庸众”形象：前者无论社会地位还是精神品质都高高在上，后者声誉的默默无闻则对应着进取意识的空空如也。
加塞特不曾讨论却决不能否认的是，在“精英—庸众”的博弈之外人本可以存在一种“局外人”：他们没有那一系列“地位高——声誉显赫——生活优裕”的贵族背景，但却具整套“责任重——不懈努力——超越自我”的贵族气质，换言之，“精英意识”。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论述也多少暗示了一种“大众—特权”的二元对立。
在“专业人士与业余者”的探讨之中，他陈述了“专业态度”的三种压力：其一，专门化——要求知识的艰深，随之而来的难免是知识领域的局限乃至独立能力的限制；其二，专业知识和合格专家的崇拜——独立于“专业知识”之外的“专长”不受认可，缺乏“权威认定”的独立思考被轻易驳斥；其三，专业化的追随者无可避免底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这一系列“专业态度”的压力归根到底，实质是在“权威”的依附和“权力”的退避之间的犹疑。
“知识分子如何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萨义德在文末提出的疑问，已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其中“业余者”之所以“业余”，大体是相对于过分“专业化”而提出的概念，但深想来，我更倾向于将“业余者”理解为“大众—特权”对立中的“局外人”——他有赖于权威的认可，因而不会埋没于大众；更重要的是，他不受制于特权的束缚，因而能够始终保有关怀大众的品质，换言之，“大众情怀”。
“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是可疑的，而“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作为一种“局外人”的品质，则恰恰提供了一个破除二元对立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互为增补，其结合更可以凝练为“责任”二字：对自身的上进负责，亦为身外的世界有所担当。
三
微博时代充斥眼球的这些零碎、短暂、肤浅、冲动的“二元对立”的剧增，也许恰恰要归咎于“责任”意识的淡薄。
在零碎的二元对立情境中，享受既得利益的心安理得使我们将自己定位为“精英”，却缺乏追求进取的“精英意识”；遭受利益缺失时的心有不甘又使得我们将自身想象为“大众”，却未必是出于观照社会现实的“大众情怀”。就像因为自身无权无势而痛恨“官二代”，因为辛辛苦苦挣着血汗钱而艳羡“富二代”，因为“钉子户”阻碍城市化发展而戏谑嘲弄，因为组和行政官僚不可抗拒而满怀愤慨，“精英—庸众”或者“大众—特权”的二元对立在此间被运用得得心应手：把自身认定为精英，要为现实的龌龊负责的是那些觉悟低下的庸众；把自身定义为大众，该为社会的不公检讨的是那些自私自利的特权。至于自身，则理直气壮地从现实社会的龌龊与不公之中完全开脱了。
诚然，“微博式”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也非一无是处。迅疾的情绪反应本身的确可以构成一种愤慨的力量，所以微博才会迅速抢占话语高地，通过一次次虚拟的公民围观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进而促进社会的改革。不过孟德斯鸠曾说：“一千只手可以推翻一切,但有时一千只脚却只能像昆虫一样行走”，出于同样的愤慨去驳斥什么并不困难，但若是出于各异的利益考虑，却会让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乱掉阵脚。重要的是，如何在颠覆之后重建？重要的是，谁来为一千只脚指明方向，吹响起步哨音？
不能不想到“知识分子”。
尽管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地位曾经历冲击，尽管在当代生活的今天“知识分子”的价值还屡遭质疑，但是“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诉求，而“理想”的判断标准正是“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
“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是媒体知识分子的毛病；学院知识分子的毛病是知识太多、公共太少。”许纪霖在指陈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恰恰涉及了这样两个方面。学院知识分子往往安于沉默，或许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充分的“精英意识”，然而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退避或者不屑，却导致艰深的学术理论倍显贫乏无力，导致精英的价值难以充分发挥；传媒知识分子则
总是急于发声有着热忱参与社会的“大众情怀”，但是对知识思想储备的忽略或漠视，也难免导致其报道停留在激发“二元对立”情绪用以吸引注意的低级层面，导致对大众的关怀沦为浮躁信息的批量生产。进一步来说，正是因为“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有所偏废致使“知识分子”被分划种类。“理想的知识分子”应当是去掉了“公共”、“学院”、“媒体”等等前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知识分子的“责任”曾经被归纳为质疑和批判，但仅仅是鲁迅式的颇具启蒙意味的呐喊，今日已不足以支撑起“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独立自足。微博时代本身已经弥漫着一种普遍的质疑情绪：在每一“二元对立”情境中人们都处于与外界敌对而自我保护的状态，而无数“二元对立”的堆叠不但不能构建起对外部世界的整全认识，反而加剧了对时代与社会的怀疑与排斥。常见的景象是，人们总是在抱怨体制的缺陷，总是在质疑政府的清廉，总是在痛斥着权贵阶层造成的不公，总是在谴责着普遍存在的自私与贪婪。在这一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如果也仅仅只是将责任推脱给体制自身的完善，把希望建立在官员自发的觉悟，妄想着既得利益者自动地放弃特权，甚至奢求人性的样貌能够陡然扭转，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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