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荒将使亚洲四小龙折翅
    每家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障有足够多的新生人口取代目前的人口，但所有四小龙经济体的生育率近乎只有这一数值的一半。到2030年，这些国家15岁以下的人会比60岁以上的人少。香港中环9号码头夜景。图片来源：
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专家阶层一直在探索和寻能够纠正美国诸多不足之处的模式。一些更为情绪化的人看中了欧洲，鉴于过去20年欧洲的经济增长一直徘徊在低水平上，而且人口出生率微乎其微，这就像在错误的地方寻爱情。
那些更加理性和善于分析的人，则在东亚寻榜样。毕竟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东亚一直是世界上呈上升趋势的力量。这里有中国和日本，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也有四小龙经济体——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长期以来，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一直仰慕实行强权统治的中国，不久前他称赞“四小龙”为前瞻性思维的典范。在他看来，这些国家极为强调的理念——高效的教师，投入的家长和认真的学生，这正是把它们从资源贫瘠之地变成世界一流的成功典范的关键。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学生们确实能取得令人钦佩的考试成绩，但“小龙”们在未来却存在折翅的危险。日本，这个国家开创了首个伟大的亚洲模式，但该国现在已经被一系列巨大的困难所包围，包括缺乏技术竞争力以及人口的灾难性减少。它们还面临着中国和印度等其他地方的竞争，这些大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或许无法与“四小龙”相媲美，但是其有抱负、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人才数量，与小虎国家相比占压倒优势。
身在四小龙经济体的许多人都承认，这种竞争的困境远比在一旁为它们叫好的西方国家更为严重。有些人甚至怀疑，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们是不是想法太理性，对于“文凭”是不是太执着了？例如二战后的日本，投入巨资来教导年轻人要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要长时间工作。但是这也造成了心理压力水平高企和过度竞争，阻碍了成家生子。
再如新加坡（我在此地的公共服务学院担任高级客座研究员），在四小龙经济体中，新加坡无疑是规划水平最高、构想最妙的。新加坡人生活水平很高——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人——但是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被极高的成本所抵消。与其他“小龙”的情况一样，包括汽车在内的消费品价格非常贵，一辆普通韩国车在新加坡售价可以高达75,000美元或更高，而且住房成本也远远高于大多数美国人。研究员温德尔·考克斯（Wendell Cox）指出，香港一般的
公寓通常非常小，而相对收入水平而言，其价格是纽约或旧金山这两个美国最精英城区的两倍左右。
正如长期居住在新加坡的尼尔森公司前高管瓦塞拉·潘特（Vatsala Pant）观察到的，这些条件塑造出了当地人那种“会计式”的生活心态。“新加坡人似乎生来脑子里就有一部计算器，”她指出，“每项决定似乎都进行过成本和收益分析权衡，包括家庭这样的事物。如果不够完美，他们就不想要。”
这种家庭观念的转变，代表着这些国家的严重断裂。所有四小龙济体都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而儒家文化中，亲属关系位于价值金字塔的顶端。父母依然广受尊重，但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的副所长张俪霖（Li Lin Chang）认为，新加坡的“儒家文化根源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有些人可能认为它或许已经消失。”
当然，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和其他四小龙经济体的人都决定不结婚。据人口统计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加文·琼斯（Gavin Jones）表示，2000年，30岁至39岁之间的女性中有14%的人选择不生育。到2009 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0%。琼斯估计，在一些东亚社会，高达三分
之一的女性会选择不生育。
日本是这些国家的最初榜样，并正在带头落入“人口悬崖”。研究员横山广子（Mika Toyota）指出，日本50岁男性中，有20%一直单身，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为12%。她估计，到2030年将有近30%的50岁男性一直单身。与美国和欧洲不同，东亚极少有人会非婚生子，因此不结婚也就意味着没孩子。
结婚和成家率的锐减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我最近数月采访的40多位新加坡年轻人中，极少会像西方年轻人一样庆祝自己的单身。大多数人仍然想要孩子，并且认为自己不愿结婚和生子与生活成本高、工作竞争激烈，乃至日益拥挤的公共交通有关。张俪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结婚，”一位35岁的女性公务员对我说，“他们不想单身，但是又忙于工作。我的朋友都消耗在了工作上。金钱、地位、声望，向上爬。你以为年纪大点就能有所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计算权衡没有尽头。”
对于许多这种人，从专注于事业目标和减轻经济压力的角度来说，没有后代说的通。但是长远看来这可能是一场社会灾难。每家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障有足够多的新生人口取代目前的
人口，但所有四小龙经济体的生育率近乎只有这一数值的一半。到2030年，这些国家15岁以下的人会比60岁以上的人少。
不出所料，许多小龙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都将提高生育率作为优先事项。大多数国家会向那些愿意生育的人提供非常慷慨的资助。由于男性不愿分担育儿工作这一观念的根深蒂固，一些人依靠低成本的女佣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女佣通常来自菲律宾和其他贫穷国家。最近新加坡政府施行了一项举措，要求给女佣放假；此举引发了大量来自职业女性的抗议，作家Teo You Yenn和黄丽嫣（Vivienne Wee）指出，这些女性认为“照顾自己的后代是繁琐的工作，低于自己的身份，是雇佣女佣的责任。”
一些想要孩子的专业人士则考虑去别的地方施展自己精心打磨的技能。MRI中国集团（MRI China Group）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台湾大部分专业人士，新加坡约40%的专业人士，以及香港近三分之一的专业人士，在积极寻求迁移到其他城市。大多数人渴望移居到压力更低、人口密度更小的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其他人，尤其是台湾人，受到中国大陆更多机会的吸引。
要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官僚机构所能做的可能并不多。显然，提升人均学位水平或引进更多
外国专家——在新加坡和香港很常见的举措，并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婴儿荒。相反，一位年轻的高校研究人员指出：“我们需要新的思维。”
尤其是，这些国家需要改变一些刺激因素，它们无意中创造出了难以为继的单身、无子女，以及大规模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前景。它们可能得考虑更灵活的工作方式，推行在家办公，并更好地利用其有限的空间。个人创业，这种在各个国家都得到证明，更具稳定性并能够与家庭生活融合的模式，可以多加扶持，以制衡反复无常的跨国公司就业机会。后者能够随时转移到环境更好，或至少是更便宜的地方。
更困难的地方在于，要形成将家庭重新放在首要地位的风气，而尊重家庭正是最开始推动这些经济体走向繁荣的一大因素。这是一个生存挑战，40年前这一问题似乎难以想象，当时这些国家都在担忧人口过剩和贫困蔓延。仅仅见效于一代人的做法，并不能换取未来的成功。为了避免在未来发展中折翅，四小龙经济体需要忘却某些曾使其获得成功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