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多元化发展日益突出，成为银行转型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基本枢纽之一。本文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和中国30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8年季度面板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银行竞争度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且其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非利息收入占比;
（2）银行竞争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確定性对银行多元化水平的正向影响;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占比影响显著，但对其他非利息收入占比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银行竞争;非利息收入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2）00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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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以来，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话题备受关注。2017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至此，“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关键词和监管部门的工作重心。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国内外金融环境和法律法规发生巨大变化。银行作为我国经济调控中的重要环节和实体经济融资的最基本渠道，其收入结构及生存状况受到深刻影响。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发展非利息业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银行业收入结构多元化趋势显著。这种趋势会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进而危及金融业稳定[1]。此时探究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因素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尤为重要。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研究不胜枚举，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分析其原因以及讨论其对于银行绩效和风险的影响。对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成因，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受利率市场化和全球金融环境波动影响，银行业以存贷款利息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经营模式受到冲击。银行为了生存和发展纷纷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非利息业务蓬勃发展，收入结构多元化趋势显著。
然而，国内外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是否只通过挤压银行传统利息收入、促使其发展非利息收入这一种传导方式进行影响呢？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由国家政策主导，为了应对金融环境的巨大变化，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和发展规划在应对金融环境变化的同时，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行为决策和收入结构，进而影响银行风险。厘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对于新时期完善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调整目前正处于业务发展转型期的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经营模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采取配套政策措施以降低政策波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化，银行面临的竞争将逐步加深，引起其经营与规避风险等行为的深度调整，以面对外部冲击。因此，本文结合银行竞争，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尝试分析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情况下，银行如何改变经营模式以应对外部政策风险。梳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银行业经营发展模式背后的原因，并使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在实现经济改革措施成果的同时减少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成为可能。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范围扩展到银行
经营，首次探讨其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影响，从不确定性视角分析经济政策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第二，结合银行竞争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影响机制;第三，对银行非利息收入进一步分类，详细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非利息收入不同分类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主要假设，第二部分构建模型并介绍样本和变量的选择，第三部分分析主要结果，第四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022年各银行利息排行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早期文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关注有限，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各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频繁调整本国的经济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开始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
有学者明确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引发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34]。也有学者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银行利率、提高投资者风险溢价、引起预防性储蓄动机等角度，分别论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抑制企业投资方面的负面作用[56]。Bordo等[7]通过研究美国十几年来的银行数据，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因银行规模和资本化程度等不同，对贷款的影响程度表现出异质性，从而延缓了美国经济衰退后的复苏。Berger等[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银行流动性持有的传导渠道来危害实体经济，并对企业和家庭行为造成不利影响。
我国学者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抑制企业投资[910]。有学者认为相比经济政策调整，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乃至一国经济影响更大但却易被忽视[11]。纪洋等[12]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杠杆率走势分化，使国有企业杠杆率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杠杆率下降从而加剧中国经济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在较长期内持
续发挥作用。刘贯春等[13]基于此前研究进一步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投资收益率波动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会随着所处行业资产可逆性的提升而被削弱。顾文涛等[2]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银行信贷途径传导从而影响企业投资，且该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后宋全云等[14]通过对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的分析也进一步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且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宫汝凯[15]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冲击，是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视角。
梳理以上文献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但会抑制企业投资，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也会从多个角度影响经济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将在较长期内存在，因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
现有关于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和与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国内外学者对于此问题观点不甚统一。
Gallo等[16]提出增加其他非利息业务会将銀行收益分散化，从而降低风险。与其类似，Stiroh[17]基于赫芬达尔指数得出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风险成反比的结论。但后来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Lepetit等[18]基于欧洲银行数据分析银行多元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经营风险成正比，其中手续费和佣金部分的风险增加最剧烈，且该结论对于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尤为显著。Saunders等[19]认为多种业务的组合能使银行的利润来源更加稳定。Stiroh等[20]通过对美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认为收入结构多元化对绩效有正负两方面效应，但负面效应往往会将正面效应抵消。Huang等[21]则通过建立噪声信号模型得出银行多元化经营会对绩效造成负面影响的结论。
周开国等[22]通过分析非利息收入占比提高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多元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关系不显著，银行通过开展多种业务所分散的风险会被非利息业务波动带来的风险增加所抵消。刘孟飞等[23]则通过赫芬达尔指数衡量银行收入多元化程度并构建风险绩效模型后认为，多元化能有效降低银行风险，但对提高绩效影响不明显，绩效的提高主要是近年来治理机制上的变化和规模效应导致的。李志辉等[24]通过分析银行面板数据认为多元经营与银行绩效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且因银行规模的不同存在异质性，大型银行采取多元化经营既能提高收益又能分散风险，而对于小型银行虽然提升了效益但同时增加了
信用风险。翟光宇等[25]则认为收入结构多元化反而会加剧经营风险和信贷风险，银行不应该通过多元化来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赵胜民等[26]认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竞争效应会超过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总体非利息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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