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地隐藏与隐藏的真实
作者：王晓晨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 2014年第8期
王晓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会发现存在着这样的两类作家，第一类是像鲁迅、萧红一样“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一针见血的，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毫不掩饰的展现出来，以达到警醒世人的效果。第二类作家虽同样是描写现实生活，风格却与第一类大有不同。他们对苦难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但心中仍保持着向上的乐观主义，其作品总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沈从文、孙犁就是这样的作家。
但孙犁还是有别于沈从文的，沈从文所描绘的美是发生在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中。孙犁作为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创作背景大多是充满烽火硝烟的战区。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当一个作家拿起笔，近距离地去描写战争年代的现实生活时，很难避免“腥风血雨”“生离死别”。但孙犁却有意地隐去了战争的苦难，转而将笔墨着重放在对战争年代中人性美的挖掘上。被选入语文版高中语文课本的《山地回忆》就是其中代表之作。
一.真实地隐藏苦难
在《山地回忆》中，孙犁并没有正面地去描写战争。“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简单的一句陈述便交代了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对于激烈战况，也仅仅是用“妞儿”的一句“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一笔带过。虽为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刻意淡化了战争的惨烈。即便是交待背景，语气也是平静而客观的。没有对悲痛的渲染，没有对侵略的批判，反而将视角集中在人物美好的品格上。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看到了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去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那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去回忆它。”经历了山河破碎，目睹了生灵涂炭，孙犁并不是不了解战争的严酷，但他在艺术创作中自动地滤掉了苦难丑恶，给读者呈现出的是人性的纯洁与善良。
孙犁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曾提到：“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孙犁的创作态度，他更愿以热情洋溢的笔调来赞扬战争年代中的真善美，想以此来鼓舞人们，给人胜利的希望。小说中的“妞儿”身处战争年代，虽然生活条件不好：穿的衣服很单薄，还得顶着寒风在未解冻的河边洗菜，全家人的早餐也不过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但“妞儿”没有叹气，没有埋怨，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通过全家辛勤劳动购买了新的纺织机，学习了全套的纺织手艺。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也丝毫不影响她的“豪爽大
方”，将家里仅剩的一点白粗布给“我”做了袜子，而这点布原本是要给她父亲做袜子用的。孙犁笔下的“妞儿”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昂首挺胸地面对贫困与战乱，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人。虽然“妞儿”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那崇高的品格却早已深入读者的内心，这就是孙犁所追求的对“美的极致”的宣扬。
孙犁的战争题材小说没有因为隐去了战争的苦难，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他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日常生活中小事的描写，让读者读起来，感觉就像现实中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自然真实，又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便是孙犁作品的独特之处，将战争与“美”巧妙而又真实的结合起来。在《山地回忆》中没有战火纷飞的场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有的只是山地人民的淳朴与善良。读孙犁的战争小说，就仿佛依偎在慈祥的母亲身边，在徐徐的春风里，听妈妈娓娓地讲着过去的故事。
二.隐藏的真实爱情
《山地回忆》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我”与“妞”在河边的对话。读完这段对话，多情的现代人总不免产生一个疑问，“妞儿”与“我”之间有没有存在爱情的可能性呢？首先是“妞儿”前后态度的大转变，从刚相遇争河岸时的蛮横，到对卫生问题充满攻击性的揶揄，都给人感觉这是一个泼辣又不讲理的姑娘，但当再往下读时，却发生了变化。“光着脚打下去吗？”上一句“妞儿”还在与“我”讨论什么时候能打败鬼子，此时却话题一转，突然转到了“我”没穿袜子的事儿上来，看上去很突兀，实际上这才是“妞儿”一直想要说的话题。再看一下两人关于袜子的对话：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王晓晨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是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此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明明是一个满怀柔情，心系他人的姑娘。读到这里，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妞儿”之前对我一系列的进攻，不过是为了话，好与素不相识的“我”交谈。“妞儿”此刻的语气也由刚相遇时的“喊”变成了“低声说”，这其中包含了多少的少女心思。“妞儿”是一个倔强的年轻姑娘，要对一个陌生的战士送上关心，难免会有羞涩之情。出于姑娘的自尊，“妞儿”不愿主动去说给“我”做袜子，而是想变主动为被动，诱导“我”来求她做袜子，谁知“我”始终不明所以，直性子的“妞儿”终于忍不住了，脱口而出“我给你做”，紧接着便将家的位置和自己有布的情况一口气说出，仿佛是怕“我”拒绝，不容得“我”思考，便将事情敲定了。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小说虽然反映的是良好的军民关系，但单单从军民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考虑“妞儿”对“我”的好感，似乎有些说不通。
在“我”真去了“妞儿”家之后，“妞儿”的话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乍一听仿佛是不欢迎“我”来，这是出于少女的娇羞，实则内心的喜悦早已溢于言表。“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看似大大咧咧的“妞儿”内心是很细腻的，连洗脸这类小事也替“我”想到，担心用河水洗太过冰凉。再看大伯的话，“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是因为“妞儿”不孝顺吗？在上文中我们了解到，“妞儿”将自己劳动赚的钱全用于给父母添置衣服了，由此可见“妞儿”对家人是很好的，但由于“我”的到来，“妞儿”特意去改善了伙食，足见“我”在“妞儿”心中的分量。而“妞儿”对伙食一事的回答更是有趣，“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妞儿”没有正面去解释伙食为什么提高了，反而故意岔开话题，将叫“我”帮忙搬枣说成了是给做袜子的回报，为的是把内心对“我”的关切遮掩起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妞儿”对“我”那深埋心底却又时隐时现的情愫。
当然，孙犁写《山地回忆》主要想表达的还是军民亲如一家的主题。作者在文中有意地淡化了女性与爱情。比如“妞儿”的五官、年龄，孙犁都没有做细致的描写，甚至连“妞儿”的真实姓名也没有交代，尽可能的将人物身份设置成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而“妞儿”给我做的袜子的结局也是被黄河水所冲走了，冲走了“妞儿”留给“我”的纪念，也斩断了读者关于“袜子”和“爱情”之间的联想。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特意强调了“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来表明我对“妞儿”的怀念是没有什么个人感情在里面的。这些情节看上去有点画蛇添足，实际上是孙犁精心安排的，是为了防止读者的误读，为的是使小说更符合当时的文学规定。
《山地回忆》是于1949年12月发表的，只有当我们回到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更好的理解作者的情节安排和思维逻辑。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提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明了这个时期作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抒发高昂的时代情绪。在“文艺体制一体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文学规范力，很多作家的创作主题被限制，孙犁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书写爱情题材的小说都难免会遭到议论，甚至是批判，谁又愿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小资情结”的帽子，让自己的作品可以被从爱情的角度来阐释呢？更何况是部队与众之间的爱情。《山地回忆》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创作的，孙犁刻意设置了一些看似多余的细节，为的就是将小说的主题牢牢地圈在“军民鱼水情”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在当时看来才正当合理，符合要求。现在当我们重读《山地回忆》时，更应该关注的是作者在“不经意间”的自然创作中所流露的人的本真情感，即便这种情感已经被作者刻意地掩盖了。当我们从一个“人”的视角去欣赏文本内涵，以个体的人生经验去分析人物情感时，就会发现“妞儿”对“我”的好感不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早已超乎了军民之情。在种种对话和行为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欲盖弥彰的爱意。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然也意识到了这流露而出的爱情，所以才加入了那些“用心良苦”的情节来阻止读者对两人爱情的想象。
“孙犁的创作当然受到时代的制约，但是，孙犁却又决不是那种完全依附于时代的作家。”时过境迁，当历史的潮流、政治的影响褪去后，重读《山地回忆》，重新去体会文本给人最直接的艺术感受，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晓晨，辽宁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责任编校：左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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