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在介绍限行政策的起源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综述各个城市的限行政策在不同方面的影响，并讨论限行政策是否能够常态化。我们发现不同城市的具体限行措施略有不同，政策效果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部分学者对其已有广泛研究。要想从中创新，唯有用新方法、新技术综合现有理论，根据城市特性，在实证研究中更全面地验证限行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尾号限行;政策效果;常态化;综述
中图分类号：F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4月28日
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发展，城市交通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锐，一些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尤为严峻，尾气排放量大大上升，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如今，越来越多大城市实施限行措施，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富裕人家购买第二辆私家车的行为及停车位短缺等现象，
使人们开始对限行政策的效果产生怀疑。
（一）限行政策的起源及发展。限行政策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以尽量减少对公民出行的影响为出发点，旨在控制道路车辆行驶数量。随后19世纪80年代，法国引入相似的限行政策。20世纪末，限行政策逐渐被普遍实施，1985～1991年雅典采取限行政策，圣保罗、圣地亚哥等地为减少机动车行驶量引入限行政策。1989年，墨西哥城开始实行按尾号限行，每天限2个尾号数字。印度首都新德里因堵车严重，于2016年1月1日至15日试运行单双号限行政策。近几年，我国开始在大型国际性活动期间利用限行政策来缓解交通拥堵、保证活动顺利进行。如，2007年好运北京奥运会测试赛和随后的2008年奥运会期间对车辆进行单双号限行。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展期间，2015年北京APEC峰会期间的限行，2016年杭州G20峰会期间车辆限行等。在大型国际活动期间，人们愿意改变自己部分出行方式，并从中感受到国家荣誉感及道路畅通的快感，这使得绿交通出行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是实施交通控制措施，特别是尾号限行，需具备的基本条件和最佳时机。如，北京抓住奥运会的时机，在2009年将短期的交通限行政策扩展成为每周停驶一天的“五日制”常态化尾号限行政策。根据北京市的民意调查，市民对“每周少开一天车”政策的支持率达到85%以上。
与限制购买车辆相比，限行措施是当下地方政府更为倾向的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策略。随着绿出行理念和限行政策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我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等，相继实行限行政策并形成较为成熟的实施方案和操作手段。其中，有的城市只针对部分主干路和重点区域限行，有的则针对中心和外围城区时间的过渡区域;限行时间从早晚高峰时段到全天不等。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单双号限行、按尾号与对应日期限行等，前者限制了50%的机动车出行，因其力度大、消峰效果明显，故常常被用在大型活动或节假日期间，较少被常态化。不同方案的限制程度也不同，禁行的机动车数量也不同。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限行政策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二）限行政策实施的条件。城市交通专家认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需要在对机动车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国内外的许多经验表明，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战略措施，才能缓解城市交通问题。另外，人们对于绿交通出行的理念和政策实施的时机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已实行错时上下班、尾号限行的城市中，归纳出以下基本实施条件：
1、机动车保有量大，道路平均运行水平低。车辆限行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机动车保
有量和道路平均运行水平是衡量交通压力的重要指标。根据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5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4个城市超过200万辆，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其中北京市排在首位，成都、重庆、上海、苏州、深圳紧随其后。正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实际上路汽车数量巨大导致了交通拥挤，严重影响力交通运行速率，运行成本大幅提高，不得不实行限行措施。
2、城市公共交通较发达。治理交通拥堵如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发达的公共交通是实行限行政策的基础。当交通拥堵造成越来越多时间成本和不良情绪时，人们需要便捷、低价的公共交通代替私家车。北京在采取尾号限行措施前，已建成运营的8条地铁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总长度共计200公里，基本覆盖了主城区。实施限行政策后，北京、上海等地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磁悬浮列车、线上购票等提高列车运行速度、减少排队时间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3、绿出行理念深入人心。限行政策这一交通管理措施，不仅能够缓解交通堵塞，由于减少车辆行驶数量，尾气排放量也有所下降，减轻空气污染，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切政策的执行者为人民，只有将低成本、环保的绿出行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自愿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一）道路运行流量。国内外研究发现限行政策的执行成本较低，且缓解交通拥挤的效果明显。自北京市“每周停驶一天”、“一日高峰限行”等分号限行措施实施以来，道路行驶车辆大幅减少，拥堵路段也随之减少，机动车出行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限行期间，早晚高峰路网速度均提高15%，快速路提高20%，拥堵时间缩短1小时。在天津，工作日限行使路口车流量减少16%，AEPC单双号限行使路口车流量减少27.4%。Du Haohua（2013）通过建立交通流特性模型发现，限行政策实施后，不仅提高了高峰小时机动车速度和道路畅通的可靠性，而且缩短了交通拥堵的还原时间。朱建安等（2014）也指出尾号限行措施通过总量控制，削减了机动车出行总量，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Sun（2014）等以车牌数字偏好为切入点，研究机动车限行政策对北京交通流量的影响，测算结果同样表明限行政策有利于緩解交通压力。然而，Louis de Grange等（2011）研究发现虽然限行政策减少了交通流，但实际减少值却低于理论研究值，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家庭不止拥有一辆私家车，在限行日会使用不同的私家车出行。李庚（2016）应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不同限行强度对城市道路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特定时段的交通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限行政策可以在工作日降低城市道路交通流量，降幅度与限行强度相关但不一致，而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不同，路段的交通特性会影响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非工作日交通流量出现了上升。杨雨等
（2016）分别研究了平日工作日实施的两个尾号数字限行政策和APEC期间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对天津市交通流的影响，发现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限行的尾号数字越多，缓解的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会影响到限行政策的接受度。
（二）出行方式的转变。Zhang Wei等（2011）指出在工作日高峰时段，有效的限行政策有可能导致居民有私家车向公交车的转换，私家车车流量减少，公交使用率提高。高浩然等（2011）通过多层次分析法研究发现，尾号限行的最终结果是减少了机动车的使用，加大了对公共交通的需求。杨雨等（2016）指出，实施限行政策的工作日早高峰前路口车流量最大增长了23.7%，限行后周末的车流量增加比例为8%～22%。在不同时段的车流量研究中发现，限行后早高峰前的道路交通车流量有所增加，人们有通过早出晚归或者直接违规出行来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且研究发现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工作日限行政策使人们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减轻了工作日的交通拥挤，增加了周末出行的需求和欲望。限行政策对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对人们的出行模式选择形成长期的影响。吴学新（2017）将限行政策与公交改善措施结合，利用计算机仿真方法刻画高峰通勤者的出行方式及出行时间选择行为，研究发现限行政策使远离工作区的通勤者在非禁行日选择小汽车出行的概率增大。孙昭昱（2018）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建模分析，发现单双号限行减少了居
民出行频次，但提高了机动车承载率。北京市限行政策能够减少当地居民选择私家车出行33.2%的概率。在政策实施后，选择地铁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公共交通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出行方式，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该政策通过影响居民的出行习惯进而影响出行方式，提升公共交通发车频率能够有效促进出行者公共交通使用偏好的形成。但谢旭轩（2010）提出车主为了适应限行政策，会购置第二辆车、选择在非限行时间出行等行为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这些适应行为对限行政策的抵消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效果上。
（三）環境质量。雾霾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排放的大量细颗粒物（郄路通PM2.5）超过大气循环能力和承载力，造成PM2.5浓度持续积聚而形成的灾害性天气现象，其成分主要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根据北京市环保局2012年公布的监测数据，在PM2.5六大污染源中，机动车尾气污染占比22.2%。据测算，杭州市PM2.5浓度时变曲线呈明显的双峰形，以9：00和18：00为峰值，与城市机动车早晚高峰相吻合。因此，机动车尾气污染可以基本判定为城市空气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和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表明，城市道路交通中，当车速低于每小时50km/h～60km/h的速度区间时，随着速度降低，各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变大，排放的污染物增多。俞佳飞（2011）指出，在限行之前，占北京市出行30%的私家车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超过了50%，成为影响北京市空气质量的首要
因素。在限行政策实施后，配合“黄标车”的淘汰，北京市机动车日均减排可达375t，空气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墨西哥城政府为了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在1989年11月20日开始实施了“每周少开一天车”的限行政策。但Eskeland and Feyzioglu（1997）利用限行政策实施前的汽油消费量、汽油价格、收入数据预测了限行政策实施后的汽油消费量，并同实际数据比对，发现实施后汽油消费量反而上升了。作者将结果归因于更多的人买了第二辆车，或旧车被继续使用，以及对周末出行期待作用。Davis（2008）认为限行政策造成了居民行为的扭曲，包括购买第二辆车或者使用更大排量或污染严重的旧车，导致汽油消费反而增加，公共交通的使用也没有上升，限行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而机动车尾气污染随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城市环境，特别是大中城市日趋拥挤的路况，将进一步加剧污染物的排放。袁晓玲（2018）认为只要有机动车上路行驶，就一定会对空气产生污染，西安市机动车尾气污染占整个污染源的比例为17%，只是整个污染源的一部分。但空气污染物的消散需要一个过程，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速度超过了空气自净速度。因此，在西安，机动车限行在短期内很难起到明显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只是相对减缓了空气污染加重的速度。根据北京市PM2.5来源解析报告，唐慧文（2018）认为机动车对于污染的实际贡献率仅为20%。而尾号限行所减少的PM2.5排放只有3%左右的，仅靠尾号限行政策很难实现缓解交通拥堵及改善环
境的目标。孙洪霞（2018）通过OLS回归法和DID回归法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在短期内对空气质量有改善作用，但长期消磨了政策的短期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的作用非常有限。
（四）物流。杨鹏（2010）以长沙市物流货运业为例，发现限行政策会影响城市物流系统，缩短车辆运营时间，降低运营能力，造成城市效率损失、社会资源闲置和浪费，甚至引发物流从业者失业，加剧社会矛盾冲突。文静（2017）针对物流效益影响研究发现，北京市每日货车限行政策对货运配送时效无显著影响，单双号限行政策通过减少进京货运车辆数降低了货运带来的交通拥堵，同时也显著降低了货物配送到北京的配送时效。张圣中（2018）从城市配送活动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博弈过程出发构建多代理模型，刻画了限行政策下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变化，定量计算出限行政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行政策会增加城市配送的总成本和服务延误时间，主要是由于固定成本和时间成本的上升。
从公共经济学“成本-收益”的理论视角出发，张攀（2010）指出单双号限行引致的政策成本包括限制车主财产权、增加车主出行费用、减少政府税收、交通管理成本上升、物流等
行业利益受损等，政策收益包括畅通道路、减少污染排放、人居环境改善。因此，只要单双号限行的政策效益大于政策成本，限行常态化便是可行的。有的学者认为尾号限行可有效缓解城市拥堵，避免出行时间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无谓增加。邵丹娜等（2014）认为限行措施对于交通拥堵成本的降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杭州市城区的交通拥堵成本已有所下降。但谢旭轩（2010）认为命令控制型政策与市场激励政策相比产生更大的政策服从成本，消费者会选择小于效用损失的适应性手段缓冲限行政策对车辆使用的限制。作者还指出以往研究中尾号限行使上路的机动车减少1/5车流量的假设不正确，限行政策只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的1/5，但是对实际上路的车辆限制远小于这个比例。据相关调查机构分析，在非限行条件下，北京市单个居民因拥堵产生的时间成本达375元/月。另外，拥堵情况下机动车的有害气体排放量达正常行驶的5～6倍，产生巨大的环保压力。还有一些成本和收益是无法衡量的，如限行带来的车主心理幸福效应的损失，经济旅游产业的发展等长期收益。限行措施降低了私家车的使用价值，在缺乏有效补偿措施的前提下对部分财产使用权的剥夺有违社会公平性原则，引起私家车主的反对。若公交服务水平因出行量增大而恶化，限行政策也会引起公交使用体的不满，加大社会矛盾。同时，限行政策效果的时效性、地域性差异较大，它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其直接与间接、短期与长期的政策成本、收益也是无法
穷尽和计算的。因此，单双号限行成本与收益孰大孰小，并未取得共识。一个成本收益分析的例子显示，限行政策对于每个驾车出行者的成本约为北京市人均GDP的3%，总成本达到北京市GDP总量的0.3%。总之，限行政策作为一种命令控制性手段很可能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但从北京、墨西哥城的实际来看，发展中国家政府却非常偏好这类政策，在中国限行政策也有拓展到其他城市的倾向。从Davis（2008）对墨西哥城的考察，以及曹静（2014）等经实证研究均表明，限行政策所能带来的环境效益非常有限，并可能导致较大的社会成本。此外，限行政策的真实作用对象仅为中低收入体，经济条件较为富裕的市民通过购买第二辆车、无视规定等规避行为抵消限行政策给其带来的不便，这样也造成了税收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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