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后期发生在全国的空前大饥荒。北京也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 (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 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面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北京食品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 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和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 “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但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他花样儿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
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
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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