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民、刘建宁:《神圣家族》:“实践唯物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
《神圣家族》:“实践的唯物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
[摘 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和在物质生产的背后人类创造历史的根本依据和理论底蕴——“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达到了从能动的、实践的方面理解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从而划清了自己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界限,为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新的世界观——“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一。甚至可以说《神圣家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形成做出了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共识。对于这一崭新的世界观的产生过程的研究,学界比较偏重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对于《神圣家族》却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本文试就此作一粗浅探讨。
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曾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
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多年来,我们对这段话的深刻含义的理解仍然不足,重视程度不够。
一般说来,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是处于对新的世界观的艰难探索阶段,我国学者早已指出,“卢格在1844年5月写信给费尔巴哈说:马克思读了许多书,而且正在非常勤奋地写作,但是一无所成;工作总是中断,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到无边无际的书海里。”即马克思的思想还是不够成熟的,因而对费尔巴哈持赞赏和肯定态度,并且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哲学革命,这一革命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得到证明,而且还可以从他当时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得到证明。虽然他已经在探索和阐明生产劳动特别是在探索和阐明异化劳动的坚实基础上模仿费尔巴哈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论述了实践的物质性、能动性和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从而改变了他此前把实践仅仅看作是理论的批判活动的观点,从实质上说已经开始了超越费尔巴哈的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讲马克思已经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创立了新的世界观了。也就是说,正在形成中的新的世界观的鲜明特征——实践已经得到充分展示,但是这一世界观最终的结构体系尚未具备。然而,就在几个月旧物利用
之后,马克思就开始全面批判费尔巴哈,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了,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距离写作《神圣家族》大约只有一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完整地制定和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概述了新的世界观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内容,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一短暂而又飞速发展的质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笔者以为,这一点恐怕应当到《神圣家族》中才能到某种答案,从1843年春到1844年这段时间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神圣家族》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产生执行了某种非常性的不易觉察的职能。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私有财产关系中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尖锐对立。但是他还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对待这种对立,还只是一般地抽象地谈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他甚至已经强调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的行动。”但并未具体说明这种行动的形式。而正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无产阶级“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解放自己”,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由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
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于是,从事异化劳动的劳动者变成了“……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的无产阶级,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变成了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对立的行动。显然,马克思使自己的关于无产阶级进行主动的历史活动即实践的观点得到了突出与强调。因此,列宁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几乎已经形成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 “早在1844—1845年,马克思就判明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起,就不是把共产主义仅仅看作是某种“学说”本身,而是首先把它看作现实存在的众的革命实践活动。1845—1846年,在他们第一次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直接阐明:“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
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另一方面,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把人看做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即受到了人自身的能动性的对象的制约和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与动物根本不同的是,人把他所需要的对象看做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此时这种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历史的崭新结论,在马克思那里仍然是以费尔巴哈哲学所特有的观点和术语诸如“对象化”、“类”等等表达出来的。只是到了《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才以自己全新的观点明确地具体地指出,真正认识历史时期,必须认识它的自然科学和工业,以及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历史的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这样,马克思就开始了逐步把创造历史的活动放到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的坚实基础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转换过程。
因此,在这样一个科学的基础上,在论述无产阶级进行主动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源地存在于物质生产劳动中的科学观点的过程中,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
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而鲍威尔写到:“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马克思驳斥了这一谬论,阐明了唯物主义对思想的作用的科学理解:“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只有众才是历史的主人,“……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业务’。”青年黑格尔派总是抱怨以往历史上社会运动的“不成功”,认为人民众参加这些运动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其实,只要我们深入社会实际,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生产的发展必然会使人民众走到历史的前台,从而使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与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他们将越来越自觉地、坚决地参加到社会历史过程中来。作为历史发源地的物质生产劳动的深入和扩大,必然促使众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地投入到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去;由于大多数众的物质利益并没有在以往的革命中得到维护和扩展,他们的物质要求和政治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而,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新的革命。因此,“现实的人类的活动也就是一单个的人的活动……”“历史活动是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
动的深入,必将是众队伍的扩大。”这就是说,人民众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一条主要的客观规律。而“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综上所述,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由全新的能动的人创造历史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仅是唯物史观的初步的基本的观点,而更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