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个青年农民工的故事,虽然其中的一位主人公不喜欢“农民工”这个称呼。这不是两个梦想照进现实的故事,因为在世俗的眼中,以他们的身份,追求梦想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梦想向上,现实向下,两者的拉锯在他们身上,显得愈加残酷。
我想当明星
韩祖荣,男,81年生人。因参加第一届山寨春晚而小有名气,他告诉记者,已经接受过不少媒体的采访,“还有丹麦、德国和美国媒体。”他扬起灿烂的笑容,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显得童真未脱。
北京南郊新发地一带已属城乡结合部,在白盆窑村一个住了7户的破旧平房小院里,有韩祖荣和妻子王晓桦的家——一张双人床,一个兼做衣柜和储物柜的老式书柜,一台16寸的彩电和一个极简陋的灶台,已经占满了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见记者来了,韩祖荣赶忙把晾在一根细绳上的衣服拿到外面,并招呼妻子:“快升炉子!”
正值北京40年来最冷的时候,室外零下15度,屋内没有暖气,炉子的温度并不能让屋里变得暖和,但兴奋的韩祖荣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不太谈及自己的经历,几句之后,就清唱起自己写的歌。问及不识谱怎么写歌的问题,韩祖荣说:“灵感一来,也不知怎么就出来了,不像别人,我的词和曲是一起出来的。”
他反复强调灵光乍现的创作冲动,“灵感来了,不唱很痛苦的。”这也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唱歌的原因,“不能可惜了老天给我的这个天赋。”他陶醉于深夜无人时唱歌的感觉,他说晚上对着月亮,纵情歌唱的感觉真好。除了给父母和妻子写歌,韩祖荣的创作灵感基本来源于国内外大事,申奥成功后,他写了《北京奥运》,去年,他为长江大学见义勇为的三名大学生写了《祭奠》;最近,他又为海地地震写了一首歌。
8岁那年在全校师生面前的表演,让韩祖荣感到了被人瞩目的快感,从那以后,韩祖荣的明
星梦一发不可收拾。当邢台老家的乡亲们敲锣打鼓送他出去当兵后,韩祖荣就再没想过回去。退伍后,韩祖荣在广州卖了3个月盒饭,2003年3月,他与众多怀抱梦想的文艺青年一样,来到北京。
他循着田震的专辑上的地址,在音乐公司门口逢人便问是不是张卫宁(田震的经纪人),结果在厕所巧遇。张卫宁给了他10分钟,韩祖荣唱了首《北京奥运》,“他给这歌提了一处意见,说让我等回音,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2004年冬,韩祖荣和王晓桦结了婚。为了维持生活,他和妻子在菜市场卖过豆浆,之后推销方便面,月收入一直没有超过2000元。在生活成本的世界排名节节攀升的北京,韩祖荣只能负担月租220元的房子,每天一袋牛奶都是很奢侈的想法,夫妻两人长期以面条和玉米糊度日。
即便如此,韩祖荣依然坚持着他“看不到边的梦想”。他给韩红、田震写歌,给郎昆写过情真意切的信,不止一次地参加选秀,但这些都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声名。在王晓桦看来,丈夫的想法简单得有些不切实际,她多次劝丈夫一起回老家,谋个安稳的生活,但韩祖荣不为所动。2005年冬天,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寒冷,王晓桦腹中6个月大的胎儿流产了,这让韩祖荣陷入深深的自责,他开始思考一个男人身负的家庭责任。
就在韩祖荣慢慢回归正轨之际,2009年初在电视上无意看到的一条新闻重新燃起了他内心的渴望。虽然经历短暂的喧嚣之后逐渐冷却,但老孟的山寨春晚还是给了韩祖荣们一个难得的表现机会。
起初对着老孟的媒体聚光灯开始辐射到韩祖荣的身上。2009年6月14日,他与李玉刚一起参加了贵州卫视《中国农民工》的录制。“当时确实飘了起来,觉得和李玉刚同台,倪萍主持的,我肯定要红了。”
然而节目并没有在预定的7月12日播出,之后妻子的再次流产和家中的变故让韩祖荣陷入人生最艰难的阶段。“那段时间对我人生的历练太好了,我挺过来。”11月8日,节目播出,不再等待的韩祖荣和母亲都没有看到,但他对这三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
就在韩祖荣灰心丧气的时候,人生的机遇忽然反转,《星光大道》栏目组和北京电视台陆续给韩祖荣打来电话,有公司表示,只要上了《星光大道》,就给他出唱片。韩祖荣认为,等了二十几年的明星梦就要实现了。
他又一头扎进成名前的各种准备当中。瞒着妻子,他花2700元在一家唱片公司录了歌,每
天晚上还去公司学习音乐。在给媳妇买棉袄还是给自己买mp3之间,韩祖荣选择了后者,他认为这样的舍弃是值得的。他一直为没有让妻子过上好日子而愧疚,“结婚5年,也没给她买过化妆品、衣服。”桌子上放着一袋大宝,王晓桦一直没有换过,而她的丈夫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并没有太多犹豫。
“我特别有自信,即使跟李玉刚、倪萍站在一起,我也不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亢奋的韩祖荣开始以自己的逻辑规划自己的成名路。虽然王晓桦仍然不同意他接受媒体的采访和上电视,但在韩祖荣执着的热情面前,善良隐忍的她只好让步。“我跟我媳妇说,再给我这一个冬天的机会,不行我们就去卖菜。”
但韩祖荣心里显然不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他对自己的出名很有把握,不止一次和记者说起出名后的打算。“我知道我是怎么红的,所以我想花钱去学习学习。”说到这,韩祖荣怯怯地看了看妻子,“有时候梦想和现实就是这么冲突啊,虽然日子挺苦的,但人必须得有梦想,有梦想才有希望,有希望活着才精彩。”
就像弹簧,越是有人反对和怀疑,韩祖荣就越要证明自己,他清澈的眼睛里流露出义无反顾的目光,“我就一句话,我会努力展现中国农民工的精神气质的!”
记录30年流动的历史
与韩祖荣相比,王德志显得沉稳了很多。15年里,王德志见证了北京迅速城市化以及自己迅速边缘化的过程,“三环繁华了,就搬到四环;四环繁华了,就搬到五环、六环”,最终在东五环与六环之间的皮村暂时下来。
王德志,男,77年生人,因创办打工艺术团和打工博物馆而广受关注。这个由废弃琉璃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里,有王德志等人细心收集的暂住证、打工子弟学校校服、工友的日记和照片等物,它们记录的历史或许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短的“断代史”——打工者流动的30年。
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清晰地展示了30年来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政策变化。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一张张暂住证,诉说着收容遣送制度终结前打工者的辛酸史。由农民工自己拍摄的生活照贴满了一面墙,照片旁写着“私人空间再大一点”、“休息时间再多一点”的愿望。
博物馆后面的一个大帐篷是王德志等人每周末演出的场地,在这个聚集了8000多外来打工者的城中村,王德志是小有名气的“皮村郭德纲”。而15年前,他还只是内蒙古科右前旗跃进马场的一个无知少年。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在初一辍学后破灭,1995年,一家人一年的种粮收入只有1500元,王德志觉得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
11月,他带走了家里的700元钱,留下一封信,只身来到北京。当时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上春晚,说相声。第二天,在中央电视台的门口,怯生生的王德志犹豫着不敢开口,当传达室的大妈冷冷地扔下一句话:“节目半年前就定好了。”王德志才尝到了梦想瞬间幻灭的感觉。多年后,作为节目嘉宾的王德志再次来到央视,他特意看了一眼传达室,“还是那几个人,也还是那个劲劲儿的。”
在央视和西客站之间的羊坊店路上,王德志漫无目的地走,遇到红灯,他停了下来,夹在车流和人流中的他顿时感觉异常孤独和无助,“没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的,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忘不了。”但王德志告诉自己,不能回家。
他在路边的饺子馆看到一张招工广告,于是,还不知道“打工”是什么意思的王德志就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两年里换了六七家餐馆,王德志吃过睡在桌子上的苦,却没有忘记他的相声
梦。他给《曲苑杂坛》打电话,电话那头的老先生劝告他相声要系统地学。揣着辛苦攒下来的2000元钱,王德志在西四一家艺术学校报了名,“来北京4年我才有条件真正接触相声”。他乐此不疲地奔波于东城和西城之间,直到班上只剩下他和搭档李勇两人。
王德志的成名梦直到2002年在“打工妹之家”里认识孙恒以后才打消。在孙恒的影响下,王德志开始思考他的文艺到底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那年“五一”,“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成立,并把服务对象明确指向北京庞大的农民工体。
“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小资有小资的文艺,我们有我们的文艺。”之后,王德志的相声段子都取材于工友们的亲身经历,演出队也在工地、厂区和城乡结合部一带开始免费“巡演”。两个同样经历了求索和幻灭的人在异乡北京到了志同道合的感觉。“每周就盼着聚在一起的时候,不光演出郎昆,我们还有学习机制。”王德志说,到了精神出路,长期寄人篱下的他终于有了自由的感觉。
然而,相识十多年的好友李勇显然不认同王德志“农民工文化建设”的理念,两人分道扬镳。
李勇去做了专职演员,王德志和孙恒的演出队则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2002年11月,王德志和孙恒成立了“工友之家”,一开始只有几个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基本上一年换一个地方。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他们的努力引起了一些机构的注意,香港乐施会为他们提供了较稳定的资助,“工友之家”也壮大为拥有5家公益商店、1家博物馆、1所学校、1个艺术团、1个文化教育协会和1家协助中心的组织。王德志等人有了固定的住所和工作地点,虽然每月的收入只有1500元,但他毕竟可以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了。
在学校,王德志认识妻子刘娜,去年有了一个女儿。作为家乡第一个出来打工的人,王德志对于北京仍然缺少一份归属感。在他看来,这个城市对于打工者的索取远大于接纳。他举例说,一个农村人到城里打工,需要户籍所在地开具的《外出人员务工登记卡》、《外出人员计划生育证》以及务工地开具的《暂住证》、《外来人员婚育证》、《就业证》,有的行业还要《健康证》。“这些证办下来,一个月工资就没有了,都舍不得办,一般就办3个月、半年。”
这些证件的背后是对农民工体的巨大歧视。“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有贬低的含义。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种双重身份让我们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待遇。”王德志不停拨弄着面前的火炉,努力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这其实就是权益问题,城市人生活提高了几十倍,难道还要
我们原地踏步吗?”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