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穆时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生动而鲜活的女性形象——既有《南北极》中的底层女性，也有《Craven“A”》、《黑牡丹》中的摩登女郎，还有《公墓》、《玲子》、《第二恋》中的纯洁少女。不过无论哪种女性，要么是男性暴力发泄的对象，要么是男性赏玩消费的对象，要么是寄托男性乌托邦幻想的对象。她们的身体要么沦为了暴力的牺牲品，要么成为了物化都市的象征符号，要么因为疾病最终归于死亡。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女性，作为身体的主人，却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身体一直处在男性的审视与控制下，失去了独立性。
关键词：穆时英；新感觉派；女性形象；身体
中图分类号：I207.42
穆时英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普罗小
说之白眉”，他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谱系：一是《黑旋风》、《南北极》、《咱们的世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等反抗题材的小说中以小玉儿、玉儿、翠凤儿为代表社会底层女性形象；二是小说集《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都市题材小说中的摩登女郎形象；三是《公墓》、《玲子》、《第二恋》等抒情性较强的小说中以欧阳玲、玲子、玛莉为代表的纯洁无暇的少女形象。这三类女性形象看似差别极大，但若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她们之间却又有着鲜明的共通点。众所周知，身体，是一个人存在的先决条件，是构成独立、自由、自主的人格的基础，也是人用来感受世界的物质实体，更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1]然而，身体却又不完全是个人性的，身体的诞生、成长与毁灭，无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与审美趣味的影响与制约，脱离社会的绝对独立的身体是不可能存在的。穆时英笔下这三类女性不管身份地位相差多大，却都无法完全主宰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身体成为了政治报复的牺牲品、男性眼中的性感尤物和男性理想中的天使。
一、被伤害与毁灭的身体
女主角很强的小说《南北极》是穆时英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初版时共收入五篇短篇小说——《黑旋风》
、《咱们的世界》、《手指》、《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正是借由这本小说集，穆时英被冠以“普罗小说之白眉”的称号，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这几篇小说的主题都是底层人民受到压迫后的奋起抗争，皆采用了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叙述模式，口语化的叙述中充斥着污言秽语，颇具水浒气，是典型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小说。特别是《黑旋风》、《咱们的世界》、《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四篇，几乎处处都散发着男性荷尔蒙。
在情节模式上，这几篇小说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压迫——反抗——失败。《黑旋风》中的主人公看到自己崇拜的汪大哥爱上了“牛奶西施”小玉儿，而小玉儿却被青年学生所吸引，抛弃了汪大哥，遂打抱不平，当众暴打了青年学生和小玉儿，最后被巡警抓住，蹲了整整三个月的牢。《咱们的世界》中海盗李二爷从小父母双亡，跟舅父卖报过活，被社会压迫得走投无路最终沦为海盗，他和同伙劫持了一艘邮轮，并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杀死秘书长、委员夫人。《南北极》的主人公小狮子本来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玉儿，但是玉儿去了趟上海后便被城市生活所吸引，不愿回到乡村，并嫁给了城里的表哥。愤怒的小狮子来到上海，给大公馆当保镖，受到老爷、少爷、小的压迫，觉得自己“简直不如小的那只狗哪！”最后忍无可忍的他打了老爷和小，连夜逃走了。《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以主人公马二为代表的一万多渔民，不甘忍受蔡金生等财主、恶霸的剥削，奋起反抗但终被镇压，
怒火中烧的马二竟然毫不犹豫地杀死了投靠县长的亲哥哥和情人翠凤儿。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主人公受到上层社会的排斥与压抑，自然心生不满，更令他们不可接受的是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上层社会所吸引，背叛了自己，这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他们报复社会的原因。而当他们对社会的反抗受挫后，便把复仇的矛头指向了女性。《南北极》中的女性不管有没有错，都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男主角的复仇对象，吴福辉就曾尖锐地指出：“男性的复仇即便落点是在社会，却总使女性首当其冲地毁灭掉。《南北极》里让情人甩了的小狮子闯入都市复仇，还不是以奸淫富人女子为乐事。”[2]这便十分准确地说明了《南北极》中男性主人公的复仇模式。
分析这些男性对女性复仇的动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压抑。《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的委员夫人，《南北极》中的小、女明星都是上流社会的女性。这些女性的身体是性感撩人的，委员夫人“只穿着这么薄的一件衣服，下面只这么长，刚压住磕膝盖儿，上面那胸脯儿露着点儿，那双小高跟鞋儿在地上这么一跺一跺的，身子这么一扭一扭的走来。”①影星段小“露着白胳臂，白腿，领子直开到腰下，别提胸脯儿，连也露了点儿。”海盗李二爷和小狮子都不禁被这些性感的身体所吸引“只冲着她愣磕磕的尽瞧。”但这些女性与男主角在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又让他们倍感压抑，甚至让他们感到害怕。“咱小狮子怕她（段小）！我
自家儿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儿事。”在吸引与压抑的双重作用下，男主角将这些女性视为：“一吊钱睡一夜的小娼妇”、“小子”、“骚狐精”……狐精、娼妇之类的称谓一方面让男主角凸显了自己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势，另一方面又透露着男主角希望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隐秘心理。当混迹于底层、体格健壮的男主角在上层女性面前感到弱小和屈辱时，反抗的矛头便指向了女性柔弱的身体。男主角在身体上的优势逆转了身份上的劣势，于是，李二爷委员夫人，小狮子与女明星发生了关系，并打了不断向自己挑逗的小“两个耳刮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性强暴=征服’的性政治逻辑”，[3]126当这些底层男性对上层社会的反抗屡屡失败时，他们就退而求其次，通过性的暴力来征服上层社会的女性，从中获得发泄与满足。
其二，是背叛。《黑旋风》中，小玉儿背叛了汪大哥；《南北极》中，玉儿背叛了小狮子；《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翠凤儿背叛了马二。小玉儿的背叛导致她被汪大哥的兄弟黑旋风暴打；玉儿的背叛导致小狮子对爱情失望逃离乡村走向城市，进一步体味到了来自社会上层的压迫与屈辱，从而酝酿出反抗的种子；而翠凤儿为背叛所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被马二所杀。她们的身体是被男主角伤害与杀戮的对象。从表层上看，男主角的暴力复仇都是因为女主角的不贞——她们见利忘义、恬不知耻。小玉儿“有了丝袜就爱汪大哥，见了高跟鞋就跟学生”；玉儿来到上海，被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所诱惑，抛弃了从小玩儿到大的
小狮子；翠凤儿为了县长的金首饰便出卖了马二。男主角们的情敌都是上等人——学生、上海表哥、县长。他们拥有男主角所不具备的物质条件，而女主角对物质诱惑又缺乏抵抗力，她们是“要穿丝袜，高跟鞋儿，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逛公园，吃大餐的。”（《黑旋风》）对物质享乐和城市生活的向往，成为了底层女性抛弃男主角的原因，故而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报复不仅是对女性个人的报复，也是对整个上层社会的报复。从深层原因上看，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报复更是因为她们改变了自己的服饰和语言、行为，通过修饰自己的身体，向上流社会的女性靠拢，以至于僭越了自身的阶级属性，在社会地位上超越了男主角。小玉儿与男学生相好后马上就“穿着高跟鞋”还有“雪白的真丝袜”；玉儿进城之后说话变得“又文气又慢”，“穿得多漂亮。我（小狮子）穿着新竹布大褂站在她面前就像是癞蟆虾。”；翠凤儿在失败后“戴了副金坠子，让金坠子冲着我，望着我笑道：‘美不美？’”直接招来了杀身之祸，翠凤儿被杀后“那副金坠子还在那儿闪啊闪的。”“阶级是衣着的一种特征”“上层阶级的成员们利用衣着来表明他们的身份”“衣着的习俗试图将肉体转换成某种可以被认可的东西并且具有某种文化的意味；冒犯这样的文化密码的身体就很容易触犯众怒，从而受到蔑视或不被信任。”[4]小玉儿、玉儿、翠凤儿正是冒犯了底层女性需要遵守的衣着习惯，使自己的身体形象脱离了所属的阶级，让这些男性意识到原本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女性摇身一变，从朋友
、情人变成了像学生、城里人、县长那样高于他们的上等人。“社会阶级深刻影响了人们以哪些方式发展自己的身体，也影响了赋予特定身体形式的符号价值。”[5]130小狮子那样的底层男性是绝不会欣赏穿金戴银的时尚女性的，正所谓“焦大决不会爱上林妹妹”，所以小玉儿、玉儿、翠凤儿对身体形象的改变只能激起他们的极端憎恶。而且以自己的身体为途径跻身上流社会的作法可以视为女性的特权。“权力一旦被植入作为性的身体的女性的体内，对女性来说，就存在着利用这种权力作为她们自己的晋身之阶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4]这种可能性恰恰是男性所不具备的。如果说这些男性本来就对上层社会的压迫极端愤恨的话，那么女性的僭越行为就更是令他们忍无可忍了，因为这种僭越不仅是对他们的背叛，同时也让无法像女性一样通过身体来进入上流社会的他们感到无比嫉妒。总之，《南北极》中的女性是靠身体诱惑勾引男性的“小子”，是以身体为工具试图跻身上流社会的背叛者，所以，男主角就把对她们的愤怒与嫉妒化作复仇的火焰，以自己最具优势的强健体魄对女性的身体进行肆无忌惮的摧残与毁灭。
二、被物化和符号化的身体
作为“新感觉派的圣手”的穆时英塑造的最多也最得心应手的女性形象当属《被当作消遣
品的男子》、《Craven“A”》、《夜》、《黑牡丹》、《白金的女体塑像》、《墨绿衫的小》、《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等典型的新感觉派小说中描写的都市摩登女郎了。这些都市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多是“聚焦在男性主人公邂逅摩登女郎或说尤物上。”[6]214如《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写孤独的男主人公想与看似纯真的蓉子相恋，最后却反被蓉子抛弃。《夜》写四海为家的水手与憔悴寂寞的舞女一夜温存后又各奔东西。《白金的女体塑像》写一个患着肺病，苍白如白金的女体塑像般的女病人唤起了单身的谢医师内心压抑着的种种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谢医师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结了婚。《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写抽着沙骆驼牌香烟的秉持着尼采主义的男主人公一直坚信人生是苦涩而沉重的，直到他遇见了一位遵奉享乐主义的小，在这位小的诱惑下他不仅抛弃了尼采式的沉重而且还“朦朦胧胧”地想：“也许尼采是阳萎症患者吧！”。
与小玉儿、玉儿、翠凤儿等底层妇女不同，这些都市女郎性感、妖娆的身体是不带道德感与罪恶感的，因此她们并不是“小子”“小娼妇”，她们的身体也不是男性摧残与毁灭的对象，而是代表了男性审美趣味的客体。《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女主角蓉子就最能体现这种审美趣味：“真是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着的姑娘哪，蓉子！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的集合体。”这些女性在外貌上也出奇地相似，简直像是从同
一模版中复制下来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黄黛茜“有一只高鼻子，把嘴旁的绉纹用阴影来遮了”；《夜》中的茵蒂“有个高的鼻子，精致的嘴角”；舞女黑牡丹有“一张高鼻子的长脸，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纳馨底下，长睫毛，嘴唇软得发腻”（《黑牡丹》）；墨绿衫的小“透明的眼皮闭着，遮住了半只天鹅绒似的黑眼珠子”（《墨绿衫的小》）；《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的女主角“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长脸、红腻的嘴唇，高而直鼻子、大而黑的眼珠、弯而长的眉，这就是穆时英理想中的摩登女郎。不仅外貌上相似，这些女性在个性上也非常雷同。她们一方面美丽、性感、俏皮、狡黠，能将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有“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另一方面她们又倦怠、寂寞，有一颗苍老的心，“那只眼里的憔悴味是即使笑也遮不了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手托着下巴颏儿，憔悴地。她的头发和鞋跟是寂寞的。”（《夜》）她们既温煦地爱恋着男主角，却又不让男主角永恒占有她们，与男主角多是邂逅之后又各奔东西。这些女性看似将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令男人为其神魂颠倒，处处占据主动地位，但实际上她们只是男性建构的都市想象的一部分，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时尚。相较于中国的传统女性，这些美丽、落寞、主动，能让诸多男性迷恋却又摸不透、把控不了的性感尤物才最能迎合都市男性的审美趣味。
穆时英都市小说中的女主角三心二意，游走于各个男人之间，而那些男主角同样也不是痴情种子，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物质化的看与被看、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这些女性并不是男性所要与其共度一生的理想妻子，只是满足男性视觉享受和肉体享乐的玩物，在男性的注视下，她们完全被物化了。蓉子“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在我前面，她猫似的蜷伏着，像冬天蹲在壁炉前的地毯上似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墨绿衫的小，扬起了脑袋，一朵墨绿的花似地”（《墨绿衫的小》）；“她是有着脂肪质的，圆熟的荔枝似的乳房和微妙的吹息的”“是一株富贵风和雅致味的，在赤道上笑着热带的贸易风的灿烂的花！”（《上海的季节梦》）《Craven A》中的男主角一开始就把女主角的全身都想象成“一张优秀国家的地图”；把桌子下的腿想象成海堤，把脚想象成海鸥，之后写道“在那两条海堤的中间的，照地势推测起来，应该是一个三角形的冲积平原，近海的地方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港口，一个大商埠。要不然，为什么造了两条那么精致的海堤呢？大都市的夜景是可爱的——想一想那堤上的晚霞，码头上的波声，大汽船入港时的雄姿，船头上的浪花，夹岸的高建筑物吧。”这里，作者用海港景作隐语，赤裸裸地将女性的身体当作了欲望的对象，性的消费品。《白金的女体塑像》中更是把女主角塑造成了一个“金属性的，流线感的”，“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
也没有人类的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再如穆时英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国行进》中的男主角之一，许仕介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将李玲仙、谭妮娜、刘颜蓉珠这三位女性编了序号，分别从“品”（即等级，分为A+、A、A-等）、“传”（人物身份）、“速写”（人物外貌）、“测验”（关于人物性格、习惯、希望等方面的问题）几方面对她们进行评价。她们在备忘录中的编号分别是第九号、第十一号、第十二号，那么想必还有一至八号、十号。这样的形式与其说是评价人物不如说更像是评价某样物品。上文所列的这些女性都是被注视者（如蓉子、墨绿衫的小等）、病人（《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的女主角）和被调查者（李玲仙、谭妮娜、刘颜蓉珠）；而男性都是注视者、医生、调查者。所有的女性都处在被看的地位，而所有的男性都掌握着起码是视觉上的主动权。“看是主体的权利，被看意味着被贬低为对象和客体”，“这时，被看也就是被主宰。”[7]这些被主宰的女性沦为了绅士手杖一类的附属物：“把姑娘当手杖带着，至少走路也方便点儿哪。”“以后她（蓉子）就手杖似的挂在我的胳膊上，飘荡着裙角漫步着。”（《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娇小的黛茜……，手杖似的挂在刘有德先生的胳膊上了。”（《上海的季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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