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文化的牺牲品】父权文化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欧美，并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它是欧美女权运动的文学产物和分支，作为女权运动的一部分，它极大地推进了女权运动的文化发展和整个女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作为文学实践活动曾占据批评重镇，以其强有力的革新力量对促进女性文学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个人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彻底动摇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批评传统。“女性意识”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妇女文学研究的中心观念，也是妇女文学的批评标准。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探讨文学中的女性，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与文化模式，并且重新发掘了女作家及其作品，赋予其新的文学意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文学批评方式出现在文学批评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可以说，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下，许多经典的文学名著被重新解读，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二 凯特・肖邦及其作品《觉醒》
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0-1904）是19世纪末享誉世界文坛的一位美国女性作家，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在其短暂的文学生涯中，肖邦先后创作了两部小说和三本短篇小说集《牛轭湖的乡亲》、《阿卡迪亚之夜》和《一种职业和一个声音》等等。从《智胜神明》到其死后发表的《暴风雨》，肖邦所有的作品都从爱情、婚姻、性、自立等层面上关注女性。
189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是凯特・肖邦的代表作，也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位富商的妻子埃德娜，衣食无忧却精神苦闷。她的烦恼不仅是出于对丈夫的依附，还有孩子、家务――整个家庭成了束缚她的牢笼。她想冲出去，却苦于没有出路。为了追求独立的自我与自由，埃德娜勇敢地走出家庭，不想再做丈夫的附属品和家庭的奴隶，但最终由于在社会上不到一席之地而自杀。《觉醒》因文中涉及女性自我意识及性意识觉醒等在当时传统价值观中很敏感的话题，所以作品一经出版便在文化界和评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指责为有伤风化，圣路易斯等地的图书馆甚至把它列为禁书，致使肖邦从此停笔。但在20世纪女性批评家们的重新审视下，凯特・肖邦被重新评价，其代表作
《觉醒》也在沉寂了几十年后重新进入经典作品之列，被公认为是美国女性作家写的第一部在美学上成功的小说，标志着妇女文学的一个新的开始，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关于《觉醒》这部小说，国内外众多学者专家都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评论，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一作品，分析在父权制压迫下，小说女主人公埃德娜悲剧的必然性，以此凸显凯特・肖邦在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主义意识。
三 埃德娜及其悲剧根源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抨击西方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中心论”，揭露整个文化系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从学术上瓦解男性支配文化的预设和偏见，发挥了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职能。同时又重视女性意识，推动女性的成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人物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也就是说，女性成为被动和消极的客体，是后天习得的。根据女性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是由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遭受男性的压制。因此有了“父权制”这一术语。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一切都是按照男人的眼光和标准来决定的，根本就没有女人的立身之地，女
人被看成是非理性的、愚蠢的、 欺诈的、冷漠的、卑贱的等。女人的身份也因男人而定位；她们没有自我，而只是某人的女儿、妹、妻子、母亲，或，她们被迫附属于男人并受他们的随意支配，和自然物一样客观，她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需要，因此对男人来说，女人是“他者”。总之，女性是作为社交的、家庭的、被征服的性的角出现，而不是作为社会的、职业的、独立的角出现。在小说《觉醒》中，女主人公埃德娜原本就是这样一位男权社会中的“家里的天使”。她置身于法国式的上流社会中，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给她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相夫教子，大摆筵席，周旋于宾客之间，展现其女主人的魅力。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埃德娜时常表现得安于现状。她温柔娴淑，对丈夫唯命是从。尽管内心感到苦闷和彷徨，埃德娜却没有做任何反抗。事实上，她已经失去了自我，其内化的男权价值观成了婚姻安稳的砝码，却使她自己在丈夫乃至社会面前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每当面对丈夫的责难，埃德娜都不予还击，哭泣成为她唯一的宣泄途径，就算有时感到很压抑，也只能以摔打戒指和花瓶发泄一下。因为自我意识的迷失，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哭泣的真实缘由，“只是一股难以言喻的抑郁之感，隐隐叫她整个人都很痛苦，像一抹阴影、一团迷雾掠过了她灵魂的夏日。她只是想一个人痛痛快快哭一场，而不是特地要坐在那里怪怨丈夫，或感叹命运何以一步步引她至此。”女性主义者认为，性政治在这个由
女主角很强的小说男女两性构成的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习惯规则和历史问题。女人可能在生理上处于弱者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也处于弱势。小说的女主人公埃德娜正是这样一位身体处于弱势而精神却渴望自由的人，但她一开始并未意识到自己精神苦闷的真正原因，直到去了格蓝岛度假，她才开始发生变化。充满自由气息的格蓝岛和率性坦诚的克里欧人，从身心两方面唤醒了埃德娜压抑已久的自我意识，唤醒了她对艺术的热情和对性的渴望。她从此开始了一系列争取女性独立的反抗和尝试。然而，埃德娜的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觉醒在19世纪的父权社会是无法得到实现和共鸣的，因此，她最终只能魂销大海，以死来维护心所向往的孤独和自由。
探究造成埃德娜悲剧命运的成因，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围绕其周围的三位男性：雷昂斯・庞特里耶，罗伯特和阿洛宾。埃德娜的丈夫雷昂斯・庞特里耶是典型的男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男性主导观念极强的人。在小说的一开始，庞特里耶看着游泳归来的埃德娜好像“心疼一件遭到损坏的财产”，他不是将埃德娜作为一个平等的、爱的对象，而是如同家里的家具或摆设一样，只不过是一件有一定实用价值的装饰品。在生活中，庞特里耶也时刻凌驾于妻子之上，他常常责备妻子不够细心，对孩子常常都那么疏忽。“如果照顾孩子的责任不是母亲的，究竟还会是谁呢？”他要求妻子做出自我牺牲，自己却认为理所当然，一个男权社
会的父权制家长形象跃然纸上。庞特里耶和妻子之间很少有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他们极少过问彼此的思想和行动，作为丈夫，庞特里耶对妻子的内心世界毫不关心，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位钟爱孩子，崇敬丈夫，并认为为了孩子而抹杀自己个人的存在是最神圣的天职的贤妻良母，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男权主义思想。在格兰德岛度假时，学游泳使埃德娜与罗伯特相识，二人一起坠入爱河，正是罗伯特唤醒了埃德娜尘封已久的激情，罗伯特带给她的是精神上的领悟，是她唯一想亲近并与之共度一生的人。但罗伯特却仍然是个摆脱不了传统包袱的男人，他不了解埃德娜不想被任何人拥有的心态，还口口声声希望埃德娜的丈夫有朝一日会给她自由，他便可以拥有她。埃德娜不仅嘲笑他的愚蠢，并说道：
“我已经不是庞先生可以任意要留着或要丢弃的财产之一，我自己会选择我想要的。万一哪天他说，‘喏，罗伯特，给你啦，祝你们快乐，她是你的了’。我一定会笑你们两个”。
罗伯特听后脸略微转白，他不了解埃德娜的意思。最终，罗伯特给埃德娜留了个条子说：“再见了――因为我爱你。”然后临阵逃脱了。换言之，遵守礼仪、正人君子的他还是害怕冒犯到她身为人妻的身份，他没有勇气公然违抗传统的道德观念，所以，他最终选择了逃避。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伯特的意识也深深打上了男权主义思想的烙印。正当埃德娜情感失
落之时，阿洛宾这个花花公子趁虚而入，他撩起了埃德娜的情欲，使她初次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在阿洛宾身上，埃德娜得到了暂时的心理安慰，但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真正的爱情。对于阿洛宾而言，埃德娜只是个漂亮的玩物，仅此而已，这同样也是男权主义思想的一个体现。无论是庞特里耶还是罗伯特和阿洛宾，他们本质上都体现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所以埃德娜的悲剧是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悲剧。在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下，她的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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