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男性形象的角度切入对毕飞宇作品《青衣》的研究，从对比中探索毕飞宇笔下的男性形象呈现出的生存状态、性别气质，反映出的主题、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在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上采取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 《青衣》 毕飞宇 男性形象
毕飞宇的《青衣》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80年代以来，因为西方文论的传入，在中国，人们开始关注女性意识。无论是小说还是文学批评领域里都出现了对女性的主体的意识、身体感受进行表现及关注的现象，《青衣》以女性人物为主角，自然众多评论家的评论都以主角筱燕秋为评论对象，进行女主角的形象与意义分析。但《青衣》中的男性形象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解读，几乎所有评论都围绕着“女性的精神困境与反抗”，并没有着重发掘男性这一性别主体在这部小说中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在一部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中，男性形象同样十分重要，男性与女性的形象是不可割裂分析的，本文旨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把握《青衣》中毕飞
宇塑造的男性形象的独特性，进一步揭示毕飞宇创作中的关于人性的主题，并希望探索男性形象背后所反映出的深层社会内蕴。
一、《青衣》中的男性正面形象的缺失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作者的笔力很大部分都用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事实上，她们的确被作者塑造得光彩夺目，而作为陪衬的男性形象，则容易被读者忘在脑后，他们符合读者对男性的简单的认识，仿佛只是小说中不得不存在的男性符号。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老将军，“在献礼共和国十周岁生日的《奔月》公演前夕，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愤然表示，‘，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1]32。仅仅凭借一句话就使得筱燕秋的二十多年人生颠覆，专横霸道。烟厂老板对美、对权力的把握，符合人们对道貌岸然的商人形象的想象。此外，筱燕秋丈夫的丑陋、中庸与世俗则恰恰与女性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乔炳璋，看似并没有特别，仿佛只是可以使得情节发展下去的一个线索罢了。然而事实上，毕飞宇在很多的访谈中都说明其作品中并不具有女性立场，他的立场是中性的：“我不想说谎，我写妇女，动机不在这里。我的动机还是对性格和命运的好奇。在命运和性格面前，写男人和写女人是一样的。有人以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不是。……我写的
是人。”[4]157从毕飞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创作的出发点是人本主义而非女性主义。毕飞宇认为他的作品的立场是中性的，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理解为毕飞宇的一种中立的性别的立场，他在写作男女间的性别冲突时没有刻意为男性说话，似乎也没有为女性呐喊。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衣》这篇小说中，男性形象几乎都是堕落的，尽管形象不同，但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异化。
（一）卑微的男性形象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3]78，这一著名的学说在男性身上是同样适用的。在社会建构的基础上，男女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性别气质。在我国，理想的男性气质是勇敢、有责任心、阳刚、强大等，如果在男性身上出现阴柔、卑微等一系列不符合上述的主流的男性气质，那么似乎男性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莜燕秋面前，面瓜永远是卑微的。面瓜从一开始便深知自己配不上仙女似的莜燕秋，所以对妻子的冷淡照单全收。这样的一个男性形象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建构完全相反的，面瓜的男性主体意识是缺失的。
（二）异化的男性形象
老板是典型的男性异化与迷失的形象，作者没有给读者一个老板的确切姓名，更暗示了这样的男性形象其实是普遍的，何时何地都有的。老板在这部小说中看似戏份不是很重，却十分关键。筱燕秋重新能被起用唱嫦娥完全是因为他，而他则是想完成对心中“女神”的占有，他不骄不怒，十分懂得演戏，他功成名就只想满足自己年少时候的欲望，而筱燕秋对扮演嫦娥的追求是渗到骨子里的，而他则是借艺术为名满足自己的私欲。宴席一节可谓惟妙惟肖，老板似乎是封建社会里的“皇帝”似的。他在酒桌上是不疾不徐的，是他给了筱燕秋回到舞台的机会，是他圆了二十年前筱燕秋不曾实现的梦，但他始终没有真正地平等地看待过筱燕秋，他真正想要的是占有筱燕秋以满足年轻时的欲望。筱燕秋和春来在他眼里，都只是玩物罢了。他内心阴冷、好而不仁，是造成女性悲剧的刽子手，象征着男权的迫害与压制，在他和女人的关系中，女性总是被动的、压抑的、服从的，而他的形象，则是异化了的男性气质形象。
（三）中庸的男性形象
乔炳璋看起来似乎是《青衣》里最正常的形象。他处事成熟，也有才能，能一眼看出筱燕秋的嗓子没废，但同时，他又没有筱燕秋那样追求艺术的精神，他只是希望自己把剧团撑
下去罢了，乔团长在骨子里头一直“瞧不起这个人”[1]23，但是自从烟厂老板答应投资以后就不同了：“一句话，他是个伟人。”[1]25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乔团长不想屈服于金钱而又不得不屈服于金钱的无奈与卑微，因此，他并不光彩夺目，代表了普通、正常，丝毫没有光彩的男性形象，在事业上，他是一种被“阉割”的边缘男性人物的形象。
男性在《青衣》里的形象，是被女性形象的光芒掩盖了的。他们的形象几乎是被覆盖的，然而作者写作的终点是“人”，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终极追问和探寻，他的意图绝对不在于贬低男性，那么作者这样用冷峻的眼光描写男性形象，一定是有特殊的理由的。我们要探索的是，毕飞宇所塑造的这三类男性形象与其小说主题的关系。
二、《青衣》中男性形象的刻画策略
要探讨《青衣》中作者对于男性形象刻画的意义，首先需要看到毕飞宇在塑造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时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内在差别。这种与女性不同的叙事策略使得男性形象被表现得更独特。
（一）反讽的话语描写
学者牛贝将毕飞宇作品中的反讽在男性人物上的应用分成了两个类型：戏仿政治话语、克制陈述[2]45。剧团团长乔炳璋为了上演《奔月》请客，“作为一个剧团的当家人，一手挠领导的痒，一手挠老板的痒，这才称得上两手都要抓”。“炳璋不想革命，就想办事。办事还真的是请客吃饭”。“资本就是流淌的血，肮脏不肮脏事后再说。剧团等着这滴血，靠着这滴血，生产、生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1]25。这些戏谑调侃的引用、发挥把乔炳璋的尴尬狼狈、渺小可怜刻画得淋漓尽致。“老板的脸上重又傲慢了，他一傲慢脸上就挂上了伟人的神情。老板说：‘让她唱。’”[1]26老板那财大气粗的嘴脸活灵活现。作者通过戏仿特殊年代的政治话语，达到了奇妙的张力，使得他的文字更具有讽刺性的力量，反衬出乔炳璋的无力与懦弱，暗示了他在事业的主导权上被“阉割”的男性形象。似乎作者的描写和叙述是客观的陈述，且是隐忍的，但在表面的隐忍的叙述下是作者深刻的反讽，写出了异化的老板的欲望膨胀的男性形象。
（二）行动描写
“炳璋整个晚上都赔着笑，有几次实在是笑累了，炳璋特意到卫生间里头歇了一会儿。他用巴掌把自己的颧骨那么揉了又揉，免得太僵硬，弄得跟假笑似的”[1]24。作者通过对乔
炳璋的“假笑”的行动描写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他内心的忐忑不安，读者可以猜测乔炳璋的内心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乔炳璋的人物形象更突出。在与筱燕秋谈话的一段中，明明忐忑不安的该是筱燕秋，但是从乔炳璋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段对话的主导权是不在乔炳璋手上的，“不住地眨眼”[1]89这一个女性化的行动更暗示了乔炳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男性气质。“面瓜摔摔打打的，这儿‘咚’地一下，那儿‘轰’地一下”[1]67。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面瓜心理，反而通过他的一系列动作来写，叙述的视角是极远的，在这种情况下，面瓜的“小男人”形象更无处遁逃，他不像正常的男性，反而用行为表现了怨气。
（三）性描写
塑造男性形象，利用性展示人性，离不开对性的书写。当烟厂老板如愿以偿地面对筱燕秋的肉体时，这具松垮衰老的躯体已激不起他的兴趣，不过他还是没有放过筱燕秋，“老板躺在席梦思床上，一动不动，命令筱燕秋骑上去，他没有获得百分百的性享受，却在精神上获得了很大的满足”[1]56。通过这段性场景的描写，我们看到了老板龌龊而又变态的占有欲，他希望能够证明自己“伟人”般的价值。借由对性的描写，作者表现出对男性深层心理欲望的探索，而面瓜与筱燕秋的情事，则鲜明地展现了他和筱燕秋之间的关系尊卑，“面瓜料到今天
晚上有好事了，他心神不定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电视里面演的是什么，他根本没看见。筱燕秋在卫生间里面出出入入地忙活着，她不住地用秋水一样的眼神瞟着面瓜。面瓜被她瞟得浑身骨头一截截地酥了，脚下没了根，满屋子乱走，不知道自己该干点儿什么”[1]78。他完全是被筱燕秋所主导的，而他们关系的起伏，则是因为筱燕秋在准备表演《嫦娥》的过程的起伏的再现。“一位已经做到副军长的戏迷终于打听到当年偶像的下落了，副军长的警卫战士钻到了戏台的木地板下面，拖出了柳若冰。柳若冰丑得像一个妖怪，裤管上黏满了干结的大便和月经的紫斑。副军长远远地看看柳若冰，只看了一眼，副军长就爬上他的军用吉普车了。副军长上车之前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不能为了睡名气而弄脏了自己。’柳若冰的丑态更显出副军长内心的丑，他的欲望是赤裸裸的，权力渴望也是无从遮掩的”[1]18。
三、《青衣》的主题与男性形象的塑造
毕飞宇曾经在访谈中提出：“其实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外部，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放松、舒展、开阔。基于这样的情况，我写小说的时候，渐渐的就产生了创作的母体，也有批评家问我创造的母体是什么？两个字，疼痛。”[4]68那么，《青衣》中的男性形象表现的是什么样的疼痛呢，抑或《青衣》中清一的男性负面形象是如何表现疼痛主题的呢？
（一）求而不得的疼痛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女性地位的提升，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家庭中，男性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和精神的疼痛，无论是乔炳璋还是看似已经功成名就的老板，他们都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乔炳璋的剧院无法红火，老板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永远都无法成真，面瓜娶了筱燕秋却被此束缚，他们无法摆脱这种精神危机，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异化表现，然而这些表现都更加体现了求而不得的疼痛。
（二）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疼痛
在这部小说里，男性形象都是寡言的，心理描写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刻意为之，用来映衬女性形象，但是在某种方面，这侧面体现出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苍凉与疼痛。老板的形象是远的，话里是高深莫测的，乔炳璋只能凭着猜测来进行，面瓜和筱燕秋的沟通，更是无法上升到精神层面，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关系是物欲的。而那位仅出现在开头，激动着说出“，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的将军更是表现了无法沟通之后的不愿也不像沟通，甚至希望社会的服从，显示了男权社会下的某种人的异化。
（三）理想与生存的无法并存的疼痛
面瓜与筱燕秋的婚姻是具有世俗代表性的，面瓜是极度物欲和平凡的，筱燕秋则追求精神与脱俗，他们本就不是一类人。在某种程度上，老板、面瓜和乔团长与筱燕秋一样，都生存在女主角很强的小说“伟人”的权力话语的俯视下，共同承受着理想与生存的无法并存的疼痛。
四、结语
毕飞宇颠覆了一直以来社会所认定的男性所应该具有的男性气质，使得男性形象处于一种边缘的游离状态，从而探索人性的最深处，他们不再是女性的依靠，《青衣》中的男性形象有力地反衬了女性形象，反映出毕飞宇希望在对作品的塑造中到人性尊严的主题：“尊严感是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伴随着尊严，我们看到了残忍、无奈、软弱。”“在我们这个时代，尊严是严重缺失了。我不知道人的‘终极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人’从‘尊严’的旁边绕过去，那一定是一条不归路。”[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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